錢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1年的歷史，是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科學救國、科技報國、科技興國、科技強國的奮鬥史。中國今天的強大，離不開過去這些年科技進步發展的每一個堅實腳印，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8年第一顆熱核飛彈爆炸試驗成功，1970年發射首枚地球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1984年第一枚「長徵三號」運載火箭點火升空，1988年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我們應該了解並記住這些歷史，以及鑄就這些輝煌歷史、默默耕耘的科學家們。
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梁思成……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們，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但他們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忘我奮鬥的感人事跡，凝聚成了中國科技工作者共有的寶貴精神品質——中國科學家精神。由原新華社高級記者顧邁男採訪撰寫的《與20位大科學家面對面》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科學家精神的一個縮影，管中窺豹，我們可以從書中馬世駿、梁思成、李四光、華羅庚、張文裕、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王淦昌、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陳能寬、郭永漢、錢學森、嚴濟慈、謝光選、葉篤正、吳仲華等20位大科學家的成長故事、求學經歷、科學貢獻及人生感悟等多個方面，看到中國科學家精神的完整形態。
「總算到家了！」
今日的青少年可能無法想像，甚至無法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何有那麼多在海外求學的科學家會放棄優渥條件，並衝破一切阻力，誓要回國效力。那是因為他們「一片赤心惟報國」，深刻明白作為一名中國人，要想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必須首先使自己的國家強盛起來，並以國家強大、民族振興為人生理想，把愛國之情轉化為報國之行。書中《目光穿越時空——錢學森的故事》記錄了錢學森的故事，錢學森從1935年到1955年在美國整整待了20年。這20年間，他在學術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擁有豐厚的待遇。然而，他始終眷戀著生他養他的祖國。1955年，已成為世界著名科學家的錢學森，毅然返回祖國參加國防建設。
《讓中國大規模蝗災變成歷史——記生態學奠基人馬世駿》中寫道，1951年，馬世駿從倫敦輾轉回到祖國時，在踏上國土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地彎下腰來捧起一把帶有祖國芳香的泥土，一邊流著熱淚親吻著，一邊喃喃自語地說道：「總算到家了！」
他們為了祖國需要，可以義無反顧地犧牲個人發展前途和科研興趣，轉向其他研究領域。1961年，周光召響應國家號召，從蘇聯杜布納研究所回國，從之前研究粒子物理改行，投身到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他們以夢想鑄國，將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轉化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奉獻畢生智慧和心血推動科技進步和國家發展。
「幾乎沒有任何參考資料」
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科學領域還是一片空白，科學家從零開始，以一絲不苟的開拓精神，一步步拓荒，在零基礎上開闢新領域，攻克一個個科技難題，填補一項項空白。你可能想像不到，錢三強等人在籌建近代物理研究所時遇到的種種困難：沒有儀器，就騎著自行車到舊貨店採購器材，自己動手研製；沒有從事核物理研究的人才，就自己培養。當有人問朱光亞：「當年研製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朱光亞未假思索地回答：「沒有資料，幾乎沒有任何參考資料。」一邊是一窮二白的研究環境，一邊是背信棄義的合作夥伴和虎視眈眈的西方大國，科學家們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以頑強的意志力堅持科學事業，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取得了「兩彈一星」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科技成就。
在具體科研實踐中，科學家始終秉持著嚴謹細緻、反覆求證的態度探求真理，每一項成果都經過無數次的數據分析、邏輯演算和試驗驗證才得以實現。今日的孩子沒有飢餓感，無法想像蝗蟲遮天蔽日蜂擁而來，吃掉農作物的景象。馬世駿帶領的團隊十幾年如一日，風餐露宿，披荊斬棘，在野外日夜不停頓地追尋著蝗蟲的蹤跡，只為發現其繁衍規律，找出根治蝗蟲的方法。
「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長徵三號」第三級發動機是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臺液氫-液氧發動機。在攻關過程中，「長徵三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謝光選與數十位工程技術人員做了大量的發動機地面試車試驗，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裡，先後共試車130多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斷地完善和修改設計，參試人員幾乎沒有周末和節假日，加班加點工作是平常事。地面試驗要步行四五十分鐘的山路，在山上試車。試車不成功就連夜拉回車間分解，回研究室研究、討論，隨後再上山重來。就這樣經過長達七年的努力，一枚全長43.25米、起飛重量202噸、起飛推力280噸的三級大型火箭誕生了。
為了加快國家科技發展速度，科學家毫不猶豫地選擇犧牲個人時光，甚至甘願以身試險。如「兩彈元勳」鄧稼先始終站在中國原子武器設計製造和研究的第一線，帶領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成功地設計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把中華民族國防自衛武器引導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從1958年起，在茫茫戈壁裡，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為中國核武器研製瀝盡心血，甚至付出了生命。他們給荒漠注入了生命，帶來了喧囂。在喧囂終於演變成驚天動地的震顫之後，他們又悄然離去。朱光亞、王淦昌、陳能寬等核物理科學家，由於嚴格的保密條例，他們從一個信箱號碼走進另一個信箱號碼，以致家人對他們的工作性質和具體地址一無所知。「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可以說是老一輩科學家的集中寫照，鑄就了「兩彈一星」「載人航天」等光照千秋的精神豐碑。
「中國的『奧本海默』應該是一群人」
在科技攻關行動中，科學家始終以團隊利益為重，發揮各自專長和優勢，群策群力聯合攻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說：「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個人的功勞，而是在廣大科技人員、幹部、解放軍戰士和工人的大力協作下取得的。我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像一名普通戰士那樣，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被稱為「中國飛彈之父」「中國航天之父」的錢學森對這兩個稱號也很不贊成。他說：「飛彈、航天是千萬人的事業，不是一兩個人能搞成的，一切歸功於集體。」鄧稼先說：「不要叫我老師，我只是其中的一員。」朱光亞說：「中國的『奧本海默』應該是一群人，應該是整個集體。」
在具體科研工作中，他們善於發現和培養青年人才，給年輕一代創造和搭建充分施展學術才華的空間和平臺，支持其在重大科研任務中「挑大梁」，確保科技工作朝氣蓬勃、基業長青。王淦昌總把扶持後學作為生平最大的樂事，把發現和培養新一代科學家看成是自己對科學的一種貢獻。梁思成在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想方設法培養學生。華羅庚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走後門」，是把敢於對他的著作提出異議的陳景潤調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李政道力促CUSPEA項目培養中國科技人才，為新中國建設培養輸送了一大批科技新生力量。他們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年輕人脫穎而出，為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做出貢獻。
科技興，則國家強，人民安。這應該是一個崇拜科學家、視科學家為英雄的新時代。謹以《與20位大科學家面對面》一書，向我們心中最閃亮的「星」——為祖國強盛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以及千千萬萬的科技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