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上帝釋放了魔鬼,魔鬼創造了天堂

茫茫人海中，為防大家走失，請大家

本文為9月21日下午，中國著名戰略諮詢專家、智綱智庫創始人王志綱在「進無止境——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暨企業精神高峰論壇」上發表的演講精編。

1/ 換船者說

今天的深圳，已經成為傳奇，關於「深圳密碼」的解讀，也是眾說紛紜。我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官員，但我可以說是深圳四十年的親歷者、觀察者，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推動者。因此我想換一個角度，談談我所理解的「深圳傳奇」。

在開始演講之前，我想問在座的李子彬市長一個有趣的問題：曾經有個說法傳的很廣，你在當市長時，為民營企業請命，做了很多工作，對華為的幫助也很大，任正非卻從來沒有請你吃過一頓飯。但我聽華為相當權威的人士不是這樣說的，在你卸任之後，任正非曾經專程到美國請你吃飯，是這樣嗎？

（李子彬：是有這麼回事，當時我在紐約，任正非坐飛機到紐約請我吃的飯。我認識任正非11年，都沒有請我吃過飯，過春節連一束花都沒有。我們兩個人確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當時華為還沒這麼大，我當市長時做調研，尤其是關於民營經濟和企業體制方面的調研會，每次任正非都參加。華為那時候也不大，經常有困難，他就到深圳找我協調解決。那時候一年見幾十次面。現在華為大了，困難也多，還面臨美國的打壓。沒有那麼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長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擾了。）

感謝子彬市長。這麼小故事，從側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關係，是一種有別於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相對單純的關係，這個故事看起來簡單，其實背後蘊藏著深圳發展的密碼。

好了，言歸正傳，講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一直到現在，美國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歷史的意外」。在川普上任之前，幾乎全世界，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秉承的要麼是中國崩潰論，要麼是中國威脅論。根本不把中國看在眼裡，認為一切盡在掌握當中。

美國前幾任總統和政客都曾對於改造中國抱有一定程度的樂觀，認為中國會跟著美國的節奏走——這也成了川普今天向前任甩鍋的最佳理由。川普這個精明的商人、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上臺之後，發現遏制中國為時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對中國表現出如此煩躁，如此橫蠻，如此不擇手段。

不光是西方的學者和政客看衰中國，連中國大批先富起來的精英也在明裡暗裡持這種態度。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邊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國，一心想著逃離。這一批人是「兩國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頓在海外，而自己在國內繼續賺錢。

追逐安穩和幸福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這批老兄也都是聰明人。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深層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們認為中國是一艘四處漏水，遲早會沉沒的破船，在沉沒之前，最好的辦法是換船。因此，儘管他們在中國大發橫財，但他們始終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況且他們的財富積累也有說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賺錢，越要換船，臨走前還要拆一塊船板。原來美國限制中國過多移民，因此紐西蘭、澳洲等都成了中國人移民的樂土。歐巴馬上臺以後，給中國提供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國土豪一下子蜂擁而至。

那段時間我去美國，在洛杉磯的爾灣一家中國餐廳吃飯，飯店裡面熙熙攘攘，煙霧瀰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國。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這些年陸陸續續移民去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些躲在美國當寓公的通緝犯。我剛坐下來，就有不少人來打招呼，他們告訴我，光是深圳沙河高爾夫球會的3000名會員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就在美國，甚至可以單獨組成一隻球隊了。我問他們帶了多少錢走的？我一聽，發現少的也有200萬美金，多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看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萬美元級別的豪宅。

支撐他們這麼做的背後邏輯，是對中美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但誰也沒想到，短短幾年時間，全球化經歷巨變，川普對中國實施正面狙擊和打壓，兩國關係驟然緊張。特別是出現疫情以後，美國國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無遺，夢寐以求的自由王國、山巔之城突然破滅了，現在他們想換船回來，可惜已經是難上加難了。這一批成功人士開始思考：到底誰是沉船？

歷史會回答這個問題。我和他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一直堅信中國的未來，堅信中國一定是全球機遇的匯集之地。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深圳四十年，深圳背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縮影。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但在當下面臨國際國內壓力越來越大的節點，如果我們搞不清楚成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我們也無法做到繼往開來。因此借著這個機會，我想和大家探討深圳乃至中國崛起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必然在哪裡？

2/ 深圳代表中國，好壞都是文章

關於深圳的崛起，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分析，官員有官員的講詞，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在我看來，深圳是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

沒有生死壓力，不可能有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這樣「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成績。在改革開放前夕，出現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逃港潮，這起於一個謠傳，說英國女王為了慶祝生日，給大陸人提供開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戶口。這個消息一傳開以後，不光是珠三角、汕頭，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卻也帶來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難題，這麼多年，我見到過很多香港的老闆，堪稱梟雄。這些人很多都是大陸逃過去的，一講到當年他們是怎麼冒著生命危險逃港的時候，一個個不善言辭的人就都變得口若懸河，一個個毫無感情的人都會淚流滿面，一個個性情木訥的人臉上都神採飛揚，為什麼？因為這段經歷是他們人生中最驚險、最刺激、也最難忘的，它會永遠刻在每個逃港人的心裡。

當時的廣東省委領導到基層視察，他發現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擋不住。而深圳乃至廣東，相比內陸，已經又強了不少，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當時中國已經處於「被開除球籍的邊緣」，在這樣危機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1978年剛開始建設的深圳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這句關於特區建設簡單的話，幾乎凝縮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智慧。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長期性的頂層設計，更沒有一張畫到底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作為這艘大船的舵手，鄧小平的立場其實很簡單：「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為僵化的教條所拘束、不為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不唱高調，只堅持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貫穿改革開放全局的精神內核。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深圳的偉大崛起完全是逼出來的。

危機倒逼改革，那麼接下來怎麼往前發展呢？我總結為「放出來的活力」。這股活力可以從「東莞現象」來一探究竟。改革開放之初，在廣州、深圳之間一百多公裡長的走廊地帶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作為「百萬移民」的主角，農民工背井離鄉，不是為了偉大理想，而是為了解決切實的生存問題。他們在家裡面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裡找食吃，甚至連自由遷徙的權力都沒有。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終於迎來了一個能夠改變命運的選擇：背井離鄉，到遙遠的珠江三角洲打工。這看起來很可憐，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夜以繼日地揮灑汗水，但一個月這兩三百塊錢的工資，或許是他種地一年都掙不到的錢。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收穫的是未來。

與農民工樸素的發財夢類似，香港商人們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幾年前就從珠三角遊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為第一批港商開始回來了，在本鄉本土辦廠，並在這裡探索出一種叫作「三來一補」的發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訂單，就不用給錢，村集體拿出土地來入股，借錢找包工頭把廠房蓋好，港商只要把設備拿過來，就可以開始生產，最後利潤兩邊對帳。港商的成本之低簡直無法想像，土地不要錢，廠房因陋就簡，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設備。只要有訂單，工廠就可以運轉。一個個香港大小老闆，把歐美訂單拿到手後，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農民租塊地建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

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麼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來一補」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但就是這樣一群利慾薰心的老闆們，使整個東莞從村到寨到區，崛起了成千上萬的「三來一補」企業，為日後華為等世界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溫床。

珠三角本地的農民，想法同樣很簡單。只要在農地建好廠房，轉手租出去就能掙錢。伴隨「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誕生了數以萬計的廠長、經理的新職位，以至於出現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鄉村幹部（包括原生產隊會計、糧庫保管、記分員）、派出所幹部、知識分子（小學畢業生也算）悉數出任官職，人數也不夠用。在一個村擁有幾十上百家企業的情況下，每一個村裡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廠裡面掛個副廠長的名，名利兼收，何樂而不為？

從1980年開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時間，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國的新興製造業高地，建起了成千上萬的工廠；一個小小的東莞，從只能容納六十萬人口的縣級市，變成了能夠容納一千萬青壯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四十年過去了，珠三角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無數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深圳成為世界級城市，東莞成為世界工廠，等到深圳要實現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時候，東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華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業花落東莞，這是之前誰都想不到的。

聖人在哪裡？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裡？沒看到。只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臺的主角，而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被釋放的人性。

1992年廣州火車站，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在候車廣場

這裡面有太多說起來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識。

1990年，我去深圳，李灝同志見了我的第一句話是：「北京對於市場經濟究竟怎麼看？」當時的深圳已經摩拳擦掌，一定要給市場經濟爭口氣。但是，當時市場經濟還有些禁忌，很多人覺得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能談。

小平同志到南方視察的時候，我在新華社，因此非常有幸間接參與了這個過程，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比較清楚，這個口子撕開以後，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為什麼呢？它順應了規律，順應了潮流，從此中國有了放出來的紅利、摸出來的市場，終於走上了市場經濟。

「摸出來的市場」後面還有一句話，叫「擋不住的國運」。我發現中國有一個現象：但凡日子難過的時候，艱難突圍，絕處求生，這時候反而能尊重人性，釋放活力，政策空間的彈性也比較大，大家都能實事求是謀發展；一旦日子好過，總會有人頭大，各種不符合規律的亂象也隨之出現，反而容易出亂子。治亂循環——這裡面有著深刻的人性、政治規律。

深圳也同樣經歷了這一過程，90年代末到世紀初，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時間。特區的外貿紅利基本用完了，新的產業還在孕育。一邊是網上那篇《深圳，你被誰拋棄》也傳遍全國。一邊是深圳市委公開提出，深圳正面臨著「四個難以為繼」：地少人多，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難以為繼；土地、空間有限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短缺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

但就是在這種裡裡外外的不看好和危機感之下，深圳卻開始了騰籠換鳥的二次創業之路，堅持把發展工業、製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

面對這樣的局面，就像時任市長李子彬自己說的那樣：各個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有的以商業外貿為主，有的是旅遊業為主，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是以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為主。就是中央給了15年的政策，再加上體制機制的優勢，香港的投資等。就在這波紅利快消失的時候，深圳進行了產業升級換代，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第一推動力，高新技術產業是深圳經濟發展第一增長點，通過工業化進入現代化，打下了深圳未來20年騰飛的基礎。

現在的深圳，鮮花著錦，歌舞昇平，人人稱頌，我卻很擔心。華為、平安、騰訊這些世界級企業已經到了收穫時節，每年上繳千億稅收，一舉一動吸引著全球的目光，很多人也因此淡忘了這些世界級企業當年播種、萌芽和成長的困難歲月。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今天的深圳在享受八九十年代遺留下來的創業紅利時，更要高度警惕當下深圳經濟存在的脫實向虛、泡沫化和空心化等問題。高企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也讓現在深圳的年輕人，遠沒有十年前幸福，這一切都標誌著深圳的光鮮外表之下，新的危機正在醞釀，現在可能看不出什麼，再過幾年可就很難說了，值得高度重視。

3/ 「深圳奇蹟」背後的三個根源

深圳為什麼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產業轉移的天時、比鄰香港的地利之外，內在動力有哪些？我想由表及裡談三個方面。

第一，基因

為什麼四個特區中，只有深圳走出來了？只有深圳能夠一枝獨秀？和文化有很大關係。多的理由不說了，只想講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走過很多地方，發現很多大學生、很多人才曾經到廈門、汕頭、珠海等城市，但是最後都待不住，離開了。這三個特區我都深度接觸過，為什麼待不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為主，外來者很難融入當地，機會也比較少。

本土文化越強烈的地方，社會圈層就越板結，長成參天大樹非常難。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現在接近1700萬的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動人口佔絕大多數，本地人極少，沒有強烈的本土文化認同感，自然形成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社會風氣。

為什麼深圳能夠撐得起全球性企業，我想和蛇口基因有關，很多深圳的大企業都是從蛇口走出來的，這至少有三點原因：第一點，蛇口這個地方有全球化意識，它從創辦之初，就是一個被可以開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試，更加易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全球化，也趕上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天有多大，膽有多大，市場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點，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點是鼓勵創新。舉個例子。當年任正非缺錢的時候，想了一個「招」，讓員工將自己的工資拿來集資，還給了一個「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華為打工，還是華為的股東。那個時候，對於他能走多遠，很多人都是懷疑的。

任正非自己也承認，他是一個吹牛高手。當年飯都吃不飽的時候，任正非說，以後華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現在來看，都說對了。其次，任正非是一個煽動大師，他提出某個願景後，能夠讓所有員工去努力。員工們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時也是股東，這其實根子深處還是同一個道理——人性，懂激勵，大家敢行敢試。再有，任正非是一個踐行大師，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有著極為堅強的毅力和超強的行動力。這個東西一年看不出來，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樣了。

這三方面構成了華為的企業文化，最後打造出了一個世界級公司。不光是任正非，平安的發展也體現出了銳意創新的蛇口基因。深圳的改革開放，始自鄧小平的一句「殺出一條血路來」，而第一片試驗田就在蛇口。

蛇口是中國改革的「試管」。當年袁庚創辦的蛇口開發區，就像站立在改革的潮頭，一時十分新鮮，以致當時中國許多熱血青年像當年投奔延安一樣地來到蛇口。

在蛇口這塊試驗田上，有別於傳統計劃經濟，而跟全球接軌，擁抱市場化和國際化。當時蛇口開發區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權力，可以做很多超常規的探索。蛇口工業區管理局是一級地方行政組織，雖然隸屬於深圳，但實則是獨立王國，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業走流程要三個月，而在蛇口，企業從申報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平安集團的創始人馬明哲先生正是在這樣享有特殊政策的舞臺上，在激情和理想主義的驅動下，花了近兩年，多次跑到北京遊說，終於搞定了平安的保險牌照。並最終做成了一個全世界領先的綜合金融集團。平安的成功，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實踐，這樣一個非常普通、也沒有很高學歷，但有理想、願意嘗試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幾十年以後，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華為和平安都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以世界為師，花大價錢向全世界學習先進經驗，馬明哲和任正非也都非常熱愛學習，平安內部有個說法：「平安的發展，趕不上馬明哲的想法」。華為內部也有類似的說法，但他們也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在麥肯錫、IBM等諮詢公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終造就了這兩家世界級公司。

開放、創新、效率、先行先試、百折不撓，這些從蛇口一路傳承到深圳的基因，很值得我們思考。

第二，生態

深圳密碼的第二條，在於生態。相比國內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處在於，形成了服務型治理模式，不與市場進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並在市場失語時做好社會保障工作。

在生態學的概念中，維持一片溼地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在於保持好環境中千分之三的含鹽量；同樣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塊大溼地，如何維持市場鹽分的合適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職能。至於溼地的食物鏈如何構成，是鳥吃魚、魚吃蝦、蝦吃蟲還是蟲吃土，甚至魚跳起來吃了鳥，這些都是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的主角。

但凡是政府用力過猛，結果往往會破壞生態；政府用力適當、無為而治、有求必應，無需不擾的時候，反而會出現充分的自由繁榮。

華強北和賽格集團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上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決心，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電子工業企業「合縱連橫」，打包成立了賽格集團，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長的級別也很高，可謂雄心滿懷，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有著超強配置的賽格集團，即使在最興盛的時候，全力打造的電子工業產業也沒有起來。具有競爭力的終端產品沒有做起來，反而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場華強北，這不得不說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生活中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辯證法也比比皆是。

隨著電子市場大爆發，華強路由工業區變成了電子市場，振華路成了金融證券一條街，大批的配套商業也陸續進駐。在華強北，一個一平米的櫃檯，就是個創業大舞臺。一張櫃檯申請表登記表，被炒到了幾萬，一個櫃檯，日成交少則萬計多則數百萬計。

不計其數的人在這裡發家致富，騰訊也是從這裡走向世界，華強北不僅支撐了深圳家電、消費電子產業的發展，與當初的蛇口一樣，華強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優秀青年的到來。這一切見證了華強北全民創業和財富神話的歷程，也感受到了全球電子元器件的天堂、亞洲電子第一市、中國電子第一街的魔力。

隨著2000年賽格廣場全面落成，華強北步入輝煌，而當時名揚天下的賽格集團卻逐漸地泯然於眾人之間。

伴隨著政府的清理，華強北的山寨產品市場現在已經變得乾乾淨淨了，與此同同時，原來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業國有企業，也因為水性不佳逐漸被市場經濟淘汰，它們就像是侏羅紀公園裡的恐龍一樣，體型龐大，動作緩慢，當環境變成了熱帶雨林，恐龍不在了，人們驚訝的發現：恐龍的屍骨腐爛以後，變成熱帶雨林的肥料。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熱帶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態迅速形成，自由演化，產生了一大批華為、騰訊、大疆等參天大樹。

從大型國企到民企，從政府主導到市場主導，從侏羅紀到熱帶雨林，這裡面有一些本質的東西，我們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內地城市借鑑。

第三，人性

深圳密碼的核心，是人性。多少年來，大家都希望成為雷鋒，最後發現在這種要求下，產生的多是偽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澎湃的動力，也是一朵「惡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打壓。

中國這4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釋放人性，釋放人的貪婪、僥倖和虛榮。深圳的成功，從基因，到生態，歸根結底，靠的是什麼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來，我採訪過、接觸過、服務過很多成功人士和企業家，說一千道一萬，這些人都是一句話，就是欲望的釋放。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深圳，就像是當年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的美國西部，向所有希望改變命運的人打開大門。深圳提供了一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大舞臺，被倫理道德、三綱五常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在深圳這片誰也不認識誰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放縱。

這种放縱不是綱紀廢弛、打砸搶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開，是在對和錯之間、好和壞之間、紅和黑之間的廣泛中間地帶尋找共識。是對灰色地帶的容忍：容忍重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容忍血汗工資制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容忍倒賣批文、合法走私貿易的存在，容忍山寨產品的風行，容忍民營企業家在法律邊緣的遊走……這樣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時間廣受批評，成為眾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間地帶的不斷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張揚。

深圳並不完美，也不是偉光正，而是上帝釋放了「魔鬼」，人性在這塊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與釋放，無數充滿活力與欲望，希望改變命運、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湧向深圳，魚龍混雜、大浪淘沙，最終「魔鬼」創造出了天堂。

這個天堂雖然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但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淘選，今日的深圳成為中國社會最文明、平均素質最高的區域之一，這種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斷向善，社會共識得以凝聚，最終使大灣區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現代化的社會形態。

大私終於造就了大公，大惡終於造就了大善，大破終於造就了大立，辯證法在這場「深圳之變」得到了最佳體現。

追因溯源，深圳產業化的成功，不僅是政府領導的成功，也不僅是國家力量推動的成功，更不僅是什麼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還是最常識的市場主導經濟的成功，最基礎的遵循產業發展規律的成功，最簡單的順應人性的成功，從「一個腦袋想問題」到「千萬個腦袋想問題」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動了深圳的船，順水行舟成就了深圳。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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