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書評 | 在上帝之城，與魔鬼共舞
讀完朱莉安娜·芭芭莎的《在上帝之城，與魔鬼共舞》後，我和她視頻通話了一番。她正在裡約熱內盧的父母家度假。裡約世界盃結束後，她結束自己作為美聯社裡約特派記者的工作前往瑞士生活了兩年，後來到紐約擔任雜誌編輯。芭芭莎一直以來都是個旅行者。因為父親工作的原因，她三歲時隨家人第一次離開巴西裡約，接下來七年時間都在中東和地中海各地遷徙。她在書中寫道，自己「更換居住城市的頻率，比大多數家庭換車的頻率還高。」「這種四處遷居的生活，讓我始終像個異鄉人。」
彼時裡約申奧成功時，已經被選為2014年世界盃的主辦國，連《經濟學人》雜誌都大篇幅報導這座對大多數外國人來說只是以狂歡、桑巴、足球和平民窟著稱的城市。芭芭莎懷著對巴西即將抓住契機、向好而變的期盼，決定回到家鄉，抓住轉變期的裡約，記錄那裡的巨變，同時也結束異鄉人的生活，尋找回家會帶來的熟悉感。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裡約令人永遠出乎意料，但在當時，芭芭莎並不清楚自己最終會提出的問題遠比找到的答案來得多，也不知道異鄉人的感覺才是熟悉的，回家卻遠遠陌生、複雜得多。
伊帕內爾海灘上聚滿了曬日光浴的人們。裡約因擁有世界上最令人驚嘆的城市海灘而自豪。© AP Photo/Felipe Dana在旅行手冊裡，裡約是一個慵懶、緩慢、有漫長海岸線的城市。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人們總是非常熱情，不在意安全距離，熙熙攘攘的海灘有時過度擁擠。只要走過一段路，「身上就有一層別人的防曬霜和汗水」。但是，這座緩慢的城市沒有給回家的芭芭莎以喘息的機會。
她還來不及找自己的小家，貧民窟的動亂就爆發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些貧民窟都是巴西毒品集團紅色指令的窩點。在世界盃、奧運會舉辦前夕，當局終於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快速治理，也就是要在將近30個被紅色指令控制的貧民窟發動大規模夜間突襲。巴西當地媒體把這場行動稱為「裡約之戰」。
這是芭芭莎第一次報導這樣的事，也是裡約第一次讓她感到失望、無措。她寫到巴西媒體「好戰的語氣滲透到報導裡，上面還有地圖標識各『戰役』的地點。文章中將警方稱為『戰士』，將維拉克魯塞羅（註：一個裡約貧民窟）的街巷稱為『前線』，貧民窟的居民則是『老百姓』」。更讓她瞠目結舌的是，穿著防彈衣、拿著槍的警察衝進貧民窟，軍隊、坦克也進去了，但卻沒有人疏散「老百姓」，連生活於此的小孩要怎麼辦都沒有人提。
突襲開始後，芭芭莎和其他記者躲在一家醫院裡一邊聽著外面的機關槍爆破聲一邊等待。她等到屍體被拖進醫院，卻一直沒有等到任何消息，直到她逮住一名警員。「目前有多少人死亡？」 芭芭莎問道。她得到的答案是，「沒有死人，死了些罪犯。」
阿萊芒街區街頭，兩個穿校服的小女孩走在上學路上，經過兩個正在巡邏的武裝警察身邊。軍隊佔領了這個大型貧民窟聚落後，仍然在此留守了一年多。軍人和警察的交接差不多就在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2012 年 3 月 27 日。© AP Photo/Felipe Dana這座城市給芭芭莎帶來的憤怒和失望從這一刻爆發，但她的文字幾乎都是克制的、冷靜的，還帶著幽默。突襲暫歇後，她終於有時間去找一個住處，但她在這個過程中遇到的每件事都充滿了官僚主義，最後不得不憑藉一個記者的能耐和許多居住大樓的門衛聊天，從而終於找到一間尚未登出出租廣告的房子。它除了貴得離譜，還因為淋浴房窗戶對著鐵板料理的排煙管，每次洗澡時都「好像在用一塊三分熟的牛排當成肥皂塗抹身體」。她在籤租約時中介公司又要求她把英文文件全都翻譯成葡萄牙文，複印一式三份，而且每一頁都要由公證人蓋章。讀到這裡我禁不住笑了，想著，你可知道有些地方文件是需要一式四份的……
客人們在齊多·卡莫的理髮店裡理髮，這家店位於聖瑪爾塔。裡約經濟的改善、警察的派駐使得這裡的房租陡然提升，精明的商人卡莫抓住了這個機會。© AP Photo/Felipe Dana這趟回家之旅註定是艱難的。就在報導突襲後不久，芭芭莎又深入山體滑坡的災難現場。受災群眾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救援。這讓芭芭莎對當地效率的不滿情緒再次升高。但是當她試圖在現場探問那些因山體滑坡而失去親人、住宅等一切的人們是否同樣對政府沒有伸出援手而感到憤怒時，她得到的答案卻是，「我們的命運掌握在上帝手中，」這些人聳聳肩告訴她，「上帝會賜予。」
芭芭莎認為這種毫無厭惡的容忍是一種「被動的順從」。後來，她也幽默地將這樣的情況稱之為「裡約禪」。
「不論發生怎樣的災難，蒙受多少痛苦，或是看到多少不公，裡約人總還是開開心心地去海灘，過他們自己的日子。」 芭芭莎這樣告訴我，「他們的心態既是一種淡漠、不在乎，也是一種豁達，或者說是兩者的混合體。上帝俯瞰著裡約，但畢竟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天堂。沒錯，在這個人世間，面對許多事時，當我們止觀，或僅僅只是慢下腳步就會快樂許多。比如在裡約沒有人趕地鐵，就算看到它進站也沒人奔跑，他們依然談笑風生。我可不習慣這樣，我想飛奔上地鐵趕往辦公室，但他們人數眾多擋在我面前，讓我也沒法加快腳步，這一度讓我很是厭煩。後來我也想明白了，錯過一班地鐵有什麼了不起呢？但是在一些像是腐敗這樣的大問題上，他們同樣如此，認為這些事太沉重、太壓抑了，而且並不直接影響到自己，因此無需參與、煩惱、付出力氣，不如開開心心去海灘。這讓我難以接受、無法認同。」
2013年10月14 日，生物學家佛雷塔斯正在給一條寬吻凱門鱷稱重，隨後將把它放生，送回雷克雷尤班代蘭蒂斯島西部富人區的水道裡。© AP Photo/Felipe Dana芭芭莎報導裡約的立場非常特別。她是一個駐外記者，也就是一個局外人。裡約又是她的家鄉，因此她也是一個局內人。
「這樣兩種身份撕扯著我。我受過記者訓練，當然可以做到客觀報導，但很多時候，發生在家鄉的切腹之痛讓我想要放聲痛哭。這或許也是我最後選擇離開的原因之一。」芭芭莎告訴我，「記憶裡童年時的巴西，和20多年後我作為記者看到的巴西相差太大。我是帶著期望回到這裡的，可以說，這些期望也是有客觀條件支撐的，但這次回家讓我的情緒受到了沉重打擊。我本該在家裡獲得的熟悉感蕩然無存。這種落空感，要比身處異鄉的抽離感更讓人無法平衡。」
芭芭莎在書中也記錄了裡約的環保、妓女、同性戀等問題。每個沉重的話題都把她的希望榨乾一點。
直到全書在裡約世界盃結束。她描述那場巴西1：7慘敗德國隊的球賽，描述了一支驚慌失措的國家隊。上半場0：5結束後，她寫道「巴西隊必須中場過後費力地回到場上，踢完剩下煎熬的45分鐘。」她仿佛是在寫她自己，滿懷希望地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得到的卻是希望一步步破滅，直到她意識到，自己，甚至是全世界所以為的，由世界盃和奧運會為裡約帶來的變好的可能性能夠真正實現的寥寥無幾。與此同時，她又必須做好一名駐外記者，必須「費力地回到場上」，客觀地做完報導。
裡約熱內盧獲得2016年奧運會主辦權後，卡裡歐卡在科帕卡巴納海灘上狂歡慶祝。這也是南美城市首次獲此殊榮。© AP Photo/Silvia Izquierdo芭芭莎沒有選擇用奧運會結束全書的原因一是因為籌備奧運會的過程和籌備世界盃對裡約人來說是同一件事，做的建設也很類同。另一個原因則是她希望書可以在奧運會之前出版，這樣成千上萬湧向裡約的遊人至少可以有一個途徑，了解這座鮮少有人真正描繪過的城市，「它迷人、瘋狂，裡約人熱情、開放，又保有『裡約禪』精神。」她說。
在裡約生活了四年後，芭芭莎選擇離開，前往和它的情調完全相反的城市蘇黎世，接受了一份經濟與地理相關的研究工作。她的關注點依然是裡約、巴西。對她來說，這也是她找到的解決自己和裡約之間關係的方式。毫無疑問，她深愛著那裡，但它毫無意義的暴力、無處不在的不平等，還有可惡的交通等等都讓她覺得極度憤怒，萬事艱難。「從遠方觀察，時不時地短暫重返讓我重新找回冷靜，這很好地抑制了我的憤怒，也抑制了不切實際的熱情。」
「在裡約這段充滿生活和情緒挑戰的日子裡，你學會裡約禪了嗎？」我忍不住問。
「應該說，我逐漸懂得了它的真諦：
你得有所選擇地止觀、進而獲得快樂。然而這個世界依舊值得你勇敢地付出自己的能量。」
《在上帝之城與魔鬼共舞》；: [美] 朱莉安娜·芭芭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