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德勒茲（1925-1995）法國作家、哲學家，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之一。1925年生於巴黎，1944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巴黎索邦大學哲學系就讀，開始致力於哲學研究。有《尼採與哲學》《差異與重複》《電影Ⅰ：動作-影像》《電影Ⅱ：時間-影像》《什麼是哲學》等著作。
《〈荒島〉及其他文本》作者：（法）吉爾·德勒茲 譯者：董樹寶 胡新宇 曹偉嘉 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4月
■ 延伸閱讀《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 作者：（法）費利克斯·加塔利 吉爾·德勒茲 譯者：姜宇輝 版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年12月
德勒茲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是27歲。那一年，是德勒茲開始中學教書匠生涯的第二年。那一年，一個最終只存活了一年零八個月的雜誌《新女性（Nouveau Femina）》要出一期關於「荒島（Les les désertes）」的特刊。這個雜誌的前身是1922年創刊的《女性（Femina）》，1954年以「新女性」之名復刊，好像是先後兩次世界大戰炸剩的荒島：總是踩著戰爭的尾巴浮出廢墟，在解放時期漫漫長夜的混亂和希望中盛開和枯萎。這樣一個「荒島」的主題，一定像迸裂的飛石，擊中了氤氳在外省中學課堂裡的沉悶之思，觸發了這個無聞思索者的某種深邃的寫作欲望——年輕的德勒茲寫下了自己的處女作：《荒島存在的因由》。但這篇處女作像女兒紅一樣窖藏了50年，2002年才以德勒茲身後出版物的面目第一次在法國出版，即《〈荒島〉及其他文本》之首篇。而我們中國讀者則是又等了一個花季，才在今天伺得窺其芳容的良機。
「什麼是荒島」與「什麼是導師」
這篇一直沒有發表的關於「荒島」的手稿，與德勒茲早期的哲學史家式寫作迥然不同：它不依託和針對任何特定的哲學家，它只面對作者本人的洞察和敏感。但這種洞察和敏感顯然又不是完全內在的。雖然德勒茲對自己所處的上世紀50年代戰後時期隻字不提，但《荒島》一文中瀰漫著海洋和陸地的深層對立、「引向島嶼的運動」，則表露出戰後流離失所的人之想像在精神廢墟中漂泊的迷思。這種迷思的隱痛，在1964年薩特拒領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事件的觸發下，宣洩為「沒有『導師』的世代是悲哀的」。
因此，「什麼是荒島？」與「什麼是導師？」兩個問題可以聯繫起來理解。導師不是「大眾教師（professeurs publics）」，正如「為了讓一座島嶼不再是荒蕪的，確實光有人居住在島上是遠遠不夠的。」這個同構性，隱含著一個基本的欲望運動。要理解這個欲望運動，要先明白魯濱孫和蘇珊娜如何在雙重意義上導致荒島神話的破產。
德勒茲借用了地理學中對荒島的一個分類：一個是由珊瑚、火山等有機體生成的自發性、始源性島嶼，一個是脫離大陸的偶發性、漂移性島嶼。前者「重新創造」，後者製造「分離」。魯濱孫以沉船上所剩之物為資本，「重新創造」資產階級日常生活，好像勞作創造了價值。蘇珊娜與大陸生活相「分離」，在荒島上找到了大陸生活的複製品。魯濱孫不需要夏娃，蘇珊娜不需要亞當，荒島神話因此破產了。「荒島是起源，不過是第二起源。」荒島給予我們「重複」的法則，一個總是可以劫後餘生、重建家園的空間。神話只給出一個時刻，災難就意味著末日。
那麼導師呢？荒島是導師的夢想，導師是荒島的純粹意識。「一座島嶼是荒無人煙的，我們認為這一點在哲學上應該是正常的。」導師不能充當亞當和夏娃，去生產人類；導師為漂泊者提供荒島，提供運動和關係的節點。一座島嶼之所以不是荒蕪的，不在於有人居住，而在於有人流動，有人帶來魯濱孫的資本，又帶走星期五的勞動；有人帶來蘇珊娜的大陸記憶，又帶走荒島上的複製品。居住則是個死概念，人一旦固著在荒島裡，就也成為荒島之荒蕪的一部分。
「在重新開始的理想中，有某種東西先於開始本身，這種東西重啟了開始本身，從而在時間中深化它、延遲它。」這個「無法追憶之物或這種更深邃之物」就是「欲望」，荒島是欲望的質料，導師是欲望的形式。然而，欲望並沒有因此得到完全說明。
德勒茲的世紀：不僅僅是顛覆
國內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德勒茲（與瓜塔裡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千高原》如同無數散布的平臺搭建的碎片整體，這是德勒茲的寫作風格，也是他的哲學主張。《〈荒島〉及其他文本》匯聚了德勒茲1953年至1974年間幾乎所有的零散發表，雖然也像一個碎片的整體，但顯然不是德勒茲有意識的風格，而是歷史的刻畫。編者有意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文章，是「為了避免把任意一種偏見強加給文本的意義或定位」。但從德勒茲的哲學主張來看，時間也是一種意義或定位的強加。法國哲學家之所以充滿莫測的魅力，就在於他們總是敢於（欲求）漂泊，在漂泊中使用「導師」的力量、藉助「荒島」的推力。然後，漂著漂著，他們就自己成了新的導師，自己成了新的荒島。
德勒茲的這本身後編選的文集，無疑就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1953年至1974年間，德勒茲是如何從一個個荒島出發而成為導師的？我們當然可以從德勒茲早期著作中窺見端倪：1953年至1972年二十年間（其中有8年的出版空白期），德勒茲出版了10本著作，分別關於哲學家休謨、尼採、康德、柏格森、斯賓諾莎，作家普魯斯特和薩赫·馬索赫。1969年，德勒茲在巴黎大學（索邦）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也正是從1968年開始，德勒茲從他所依附的哲學史荒島「分離」出來，開始「重-新創造」自己的哲學：《差異與重複》（1968）、《意義的邏輯》（1969）和《反俄狄浦斯》（1972）……1969年，福柯在評論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複》和《意義的邏輯》的一篇名為《哲學劇場》的文章中，說出了那句膾炙人口但未必讓人瞭然於心的話：「但也許有一天，將是德勒茲的世紀」。
那麼，為什麼會有「德勒茲的世紀」？因為曾經有「柏拉圖的世紀」「笛卡爾的世紀」「啟蒙的世紀」……但德勒茲與哲學史的關係不僅僅是顛覆：「斯賓諾莎或尼採的批判和破壞力量是無與倫比的，不過，這種理論永遠迸發於一種肯定、一種快樂，永遠迸發於一種對肯定和快樂的狂熱，迸發於一種對生命的渴求，而反對他所遭受的摧殘與折磨。」德勒茲讚賞和熱愛他所寫的哲學家和作家，對這種「肯定和快樂」的背叛者如黑格爾，卻毫不寬容：「讓生命去『負載』，用各種重負壓倒生命，將生命與國家和宗教相調和，將死亡刻寫在生命之中，殘酷地使生命臣服於否定，讓生命承負著內疚和不良意識」。
因此，「德勒茲的世紀」就像偵探小說叢書《黑色系列（La Série Noire）》（1966年已出1000本）所進行的革命：沒有探索與發現真相的天才偵探，「問題在於對差錯的令人震驚的補償。」警察與罪犯，主人與奴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善與惡，真與假，理性與非理性，我們在傳統哲學框架裡所能想到的所有二元對立，都處於一種深度的滲透、共謀、補償和平衡關係之中。德勒茲通過伊波利特的《邏輯與實存》告訴我們：沒有本質的本體論，只有意義的本體論。
世界不是真與假、現實與想像、絕對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對立，而是「戲仿（parodie）」。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也不是前兩個批判的補充，而是它們的奠基：諸官能的協調是理性與實踐的基礎，「所有被規定的協調都歸諸這一未受規定的自由協調，而後者使前者成為可能。」無利害的快感、無概念的圖式，就是想像力的法則，想像力向知性和理性發出信號，使「每一官能都變得可以為其自身而自由的遊戲」。柏格森也不問「為什麼存在某種事物，而不是什麼也不存在」，而是問「為什麼是這種綿延（durée）的張力？」，為什麼是這種速度、比例和頻率？「存在就是差異，不是不變的或無差異的，也不是只作為錯誤運動的矛盾」。綿延就是生命衝動的現實化和分化，生命衝動轉化為行為，就成為差異。這種與差異同一的存在設定，使「思維與存在之間的差異在絕對之中被超越了」。存在與差異之間的這種絕對同一性，就是意義。憑著這個差異/存在的意義世界，哲學擁有了一種詩意生命特有的抗議力量：盧梭用疾病保存自己的美德欲望，用消除記憶來清退激情——因為「我們永遠是在已逝的過往中愛一個人」，激情是記憶特有的疾病；雷蒙·魯塞爾用詞的重複開啟意義的差異，在解放性的重複中使獨一無二的事物內化於自身，從而使語言超越了（停留於）自身的空洞，讓世界從這空洞中呈現出來；埃克塞羅斯用行星思想建立形上學之後的「荒誕玄學」，用漂移代替對立，用遊戲取代相對和絕對的形上學關係：「帶著歡樂和悲傷，沒有歡樂和悲傷」。
這就是德勒茲的世紀：「肯定和快樂」的哲學。
□湯明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