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天正在歡慶護士節的人們來說，弗洛倫斯·南丁格爾這個名字無疑如雷貫耳。以無畏的膽識與悲憫的博愛，這位生於1820年5月12日的傑出人物決定性地改變了英國戰地護理業，最終又在英國文化的強勢推動下成了世界範圍內公認的護理事業先驅。國際紅十字會將南丁格爾獎章作為護士最高榮譽，她的生日則成為國際通行的護士節。
提到南丁格爾的別稱，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提燈女士」（Lady with the Lamp）。在克裡米亞戰爭中，她手持油燈巡視英軍設在伊斯坦堡的斯庫塔裡（Scutari）軍醫院病房，無微不至地關照傷兵，依靠嚴格的管理有效降低了傷病員死亡率，從而贏得了這一不朽稱呼。戰爭結束時，人們甚至將她描繪為手執油燈與柳葉刀的不列顛尼亞女神。
提燈女士插畫然而進入21世紀，一些不算友善乃至令人髮指的詞彙開始與她的名字一同出現在傳媒上。2001年上映的BBC紀錄片《弗洛倫斯·南丁格爾：鐵姑娘》（Florence Nightingale: Iron Maiden）將她描述成「擅長操縱他人、神經質的、性壓抑的女人」——幾乎可以肯定這是男性視角中的女強人印象！片中甚至聲稱正是因為她「才讓成百上千的士兵無辜死去」。而在2008年，BBC聲稱據其書信與私人日記改編的另一部紀錄片《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則以看似溫柔、理解的筆調徐徐拋出觀點：「對她照管下數以千計的人們而言，這位聖潔的護士是死亡之吻。」
這些可能令醫護人士倍感不適的詞句，倘若窮究根底，能夠追溯到1998年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復仇天使》（Florence Nightingale, Avenging Angel）。令人驚訝的是，該書作者休·斯莫爾（Hugh Small）事實上對南丁格爾秉持著相當正面的看法。「復仇天使」一名事實上並非貶義，它描繪了這位戰爭結束時僅有36歲的女士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人際關係與實幹能力，在其後五十餘年裡以近乎死硬的頑強向草菅人命的醫療衛生體系乃至英國政府「復仇」。今年四月，在刊登於《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斯莫爾表示：「（南丁格爾製作的）玫瑰統計圖引領了衛生水平的提高，將英國預期壽命提升了二十年，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這兩種觀點相去何其遙遠。
南丁格爾根據斯庫塔裡醫院數據製作的玫瑰圖，以便十九世紀的讀者快速理解公共衛生改善所帶來的影響。作為皇家統計學會第一批女會員之一，該圖表現了她紮實的統計學功底爭議源於斯莫爾摘引的斯庫塔裡醫院史料，它們頗有說服力地表明，克裡米亞戰爭期間英軍設立的軍醫院裡，南丁格爾掌管的這座雖然僻處後方，死亡率卻長期高居榜首。由於軍務部門選址時的玩忽職守，這座醫院的公共衛生狀況非常糟糕，排水問題尤其惡劣。因此，就算南丁格爾盡己所能，動用一切資源讓醫院變得更加乾淨、整潔、溫情，在她新官上任的幾個月裡（其職務對應軍銜在少校至上校之間），死亡率不降反升。她於1854年11月抵達時，該院死亡率僅為8%，到了次年2月，死亡率竟驟然躥升至50%左右！甚至連並未受傷的病人也大量死亡——在此期間，南丁格爾卻聽信旁人誤導，認為這是士兵缺乏營養所致。儘管她的學識遠遠優於多數政界人物，在公共衛生知識上卻依然有所欠缺。此後，在專業委員會的指導下，排水設施得以改善，死亡率最終降至1%以下。
由於這一教訓，南丁格爾日後很少主動提及斯庫塔裡醫院舊事（警示世人的玫瑰圖是個典型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公共衛生問題。可以說，斯莫爾在書中對南丁格爾表現出了「同情之理解」。然而在通俗歷史盛行的當代，若干寫手如食腐獸般聞臭而至，斷章取義乃至故意歪曲，最終竟從「復仇女神」偏移到「死亡之吻」之類的讕言。
被記載的歷史與被遺忘的歷史對撰寫歷史來說，遺忘和記憶同樣重要。而記憶——和後續的書寫——是有選擇性的，它像一束細細的光線，讓被照亮的一小片場景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光束以外的廣大世界，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裡保持著沉默。
現在我們能夠了解的歷史事實，不是過去的全貌，而是在或長或短的時光中倖存下來的碎片。在這個「篩選」的過程中，種種互相競爭的力量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最終將「曾經發生的歷史」一點點塑造成「我們眼裡的歷史」。所以，「為什麼被記載下來」這個問題，有時候同「到底發生了什麼」一樣值得深思。
南丁格爾的成就和相應的社會影響，就是「歷史的選擇性記憶」的極好例證。她「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聲望的建立，不光得益於自身的堅持和付出，還同家族可以動用的政治及宣傳資源密不可分。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戰場的另一邊，也有許多人以不比她遜色多少的勇氣投身於救護工作，甚至走得更遠、血灑疆場。但是或有意或無意地，她們沒能得到那束光線的照耀，只能湮沒在厚重的歷史塵埃裡。
南丁格爾家境優裕，雙親均出身望族，父親威廉·愛德華·南丁格爾畢業於劍橋大學，知識豐富、頗有修養，同許多社會名流過從甚密。這樣的成長環境和教育背景深遠地影響著南丁格爾，她在政界、社會改良界的幾位朋友，對她以後的事業也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
克裡米亞戰爭開始前，南丁格爾在哈雷（Harley）街上的倫敦患病婦女護理會（Hospital for Invalid Gentlewomen）擔任主管，積累了一定程度的醫護經驗。她同軍務大臣、俄國通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赫伯特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系俄國前駐英大使謝苗·沃龍佐夫（Семён Воронцов），在政界頗有聲望。
決定奔赴戰場後，南丁格爾致信赫伯特夫人，請求招募一隊護士進行傷兵救護工作。就在書信發出的同一天，赫伯特致信南丁格爾，請求她組建醫療護士隊。由此可見，南丁格爾的醫護工作自最開始就獲得了英國上層社會的關注。在那個資訊傳播渠道相對有限、主要為文化精英所壟斷的時代，她能夠贏得的大量宣傳、讚賞與重視，也就順理成章了。
南丁格爾與她的貓頭鷹「雅典娜」由於南丁格爾的事跡，我們對克裡米亞戰爭中英軍在戰地醫護方面的進步耳熟能詳。然而，其他參戰方的表現不遑多讓，甚至更勝一籌。
克裡米亞戰爭初期，英軍在傷病員救護上同法軍有著顯著差距。法軍設在克裡米亞前線與伊斯坦堡的醫院以整潔、秩序井然而聞名，英軍官方刊物《武裝部隊聯合雜誌》（The United Service Magazine）在1854年12月刊登了如下內容：
「他們的床更好，他們的安排更有序。通風狀況非常好，據我們所知，這裡不缺乏任何東西。一些較為危重的傷員主要由仁愛修女會（Sisters of Charity）看護……這些優秀婦女的勇氣、活力與耐心超出一切褒揚之辭。在（英軍的）斯庫塔裡，一切無趣而沉寂，冷漠和可怕這樣的形容詞似乎都美化了那裡的狀況。而在這裡，我看到的是生機與活力。」
事實上，法軍不僅在戰地急救、醫療組織上優於英軍，在護理上也取得了領先。依靠天主教會聖樊尚•德•保羅（St. Vincent de Paul）慈善女子修會的有序組織，相當數量的優秀女護士在法軍中服務。追根溯源，南丁格爾之所以能夠開拓英國女子護理事業，很大程度上也源於她在遊學歐陸期間曾學習女子修會的護理組織方式。
俄國女護士在克裡米亞的表現也相當出色。以聖十字慈善姊妹會（Крестовоздвиженская община сестёр милосердия）和塞瓦斯託波爾駐軍家屬為代表，諸多俄國婦女勇敢地參加了戰地救護。
「俄國的南丁格爾」葉卡捷琳娜·巴枯寧娜（Екатерина Бакунина，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堂姐）寫道：「我讀到法國女護士們前往軍醫院，南丁格爾小姐和若干女士、修女隨後也前往英軍醫院。至於我們呢，難道我們一定要坐下來，什麼都不做？」
葉卡捷琳娜·巴枯寧娜（俄國的南丁格爾）葉連娜·帕夫洛娃女大公先後組織並挑選了140名女護士前往塞瓦斯託波爾前線，在戰地外科的劃時代人物皮羅戈夫（Пирогов）指導下工作。皮羅戈夫將她們分為三組，分別負責護理傷員和協助手術、分發藥品、管理醫院內務，甚至還有不少護士兼職代寫家書。在漫長血腥的塞瓦斯託波爾圍城戰中，先後有17名護士殉職，幾乎所有人都曾罹患傷寒或熱病，但她們堅守職責，病癒後立刻投入輪崗工作。
皮羅戈夫在1855年12月6日寫道：「她們在醫院晝夜工作，協助包紮和手術，給病人分發茶與酒，監管僕從、看守乃至醫生。這些婦女裝束整潔、富有同情心，她們的出現讓眼淚和痛苦消失。」
女護士亞歷山德拉·斯塔霍維奇（Александра Стахович）在家書中這樣描述她親歷的截肢手術：「我參與了皮羅戈夫的兩臺手術。我們在其中一臺截掉了一隻胳膊，另一臺截掉了一條腿。上帝垂憐，我才沒有暈倒，因為在第一臺裡，當我們截斷胳膊時，我得頂住這可憐人的脊背，然後替他包紮傷口。出於大膽，我現在可以這麼寫，向你們保證我什麼都不怕了。就算你們知道幫助這些受苦的人們有多麼令人愉悅，你們也無法想像醫生們對我們的出現有多麼讚賞。」
帝國擴張進程中的無奈偶像關於南丁格爾，人們津津樂道的主要是她在克裡米亞戰爭中的事跡與奉獻，對之後的活動著墨不多。事實上，直到晚年她依然在公共衛生事務方面積極發聲。
19世紀50–80年代，她的注意力轉向了印度（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的農村衛生狀況，希望改善那裡的醫療和生活條件。然而，可能是由於克裡米亞戰爭時期養成的注重環境衛生的思維慣性，她堅定地主張，危害無數印度民眾健康的霍亂不是一種傳染病，因此不需要浪費公共資金對它進一步開展研究，也不需要施行隔離檢疫程序以控制它的蔓延。
鑑於南丁格爾已經成了整個國家的偶像，陸軍部、印度事務部、駐印政府的負責人都不敢小看她的影響力。在20多名負責印度公共衛生事務的主要官員中，她的看法引發了激烈的討論。駐印政府給出的最終回答是：在描述印度農村的惡劣衛生狀況對人口健康的危害時，南丁格爾的備忘錄「使用了誇張的語言」；印度農村的高死亡率更多是由於「人口的種族構成」，所以人居環境的變化未必能有效地預防疾病，發展經濟的優先級遠遠高於改善衛生條件。南丁格爾對此的答覆相當無力，年近八旬的她似乎意識到，在這個前行速度越來越快的世界裡，自己的所思所為已經變得無足輕重。
南丁格爾在科學認識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霍亂的現代實驗研究的發展，對改善農村衛生條件的呼籲也沒能爭取到足夠的重視。此後數十年裡，霍亂像噩夢般纏繞著英屬印度，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對這位極富道德感與責任感、卻受困於名望的女性而言，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黯淡的結局。
1906年的南丁格爾南丁格爾一生中的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硬仗」，都同英帝國在全球的擴張息息相關。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帝國擴張進程中應運而生的「偶像」，南丁格爾這個名字的象徵意蘊早已超出了她本身。所以她會被置於「眾聲喧譁」（性別、階層、醫療、殖民……）的歷史語境中，自不同角度、在不同時代被反覆評說，有些關注點或許連她自己看到，都要苦笑搖頭。
南丁格爾的重要功績，可能不在於具體拯救了多少傷兵的生命，而在於開風氣之先，提高了護士的社會地位、讓更多中高階層的女性積極參加這項工作。此前由於人身安全和尊嚴缺乏保障，若無教會介入，具備一定經濟基礎、社會聲望的家庭大多對讓女兒從事醫護工作持反對、猶疑的態度。在她不遺餘力的推動下，不管是在海外戰場還是英國國內，醫護人員（特別是女性）的素質都有了明顯進步，這不光改善了病人的處境、整體醫療狀況，還給以後的歷史發展打下了基礎。
對她突破時代局限做到了的事情，敬佩而激賞；對她由於時代局限沒能做到的事情，批評卻體諒——或許這就是近200年後，我們對這位「提燈女士」或「復仇天使」比較公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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