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史研究，是現當代史研究中的熱點、難點
蘇聯和中國，都是在二十世紀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國家。關於這兩個大國歷史的研究，一直是現當代史領域的熱點和難點，而關於兩國關係的研究，則更是熱中之熱，難中之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兩國間的關係，從兄弟般的友誼，到後來雙方公開論戰，乃至後來到了劍拔弩張、流血對抗的地步，其變化之大，實在是太富戲劇性了。由於一個時期相關檔案材料一度大多處於保密狀態，再加上意識形態方面的諸多禁忌，這使得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維艱；而對於廣大的中國讀者來說，兩國關係的萬變之大、之快，讓人摸不著頭腦，於是乎，對於兩國關係變化的種種臆斷和猜測不絕於耳。
很多過去以為是「不虛」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檔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證明其實是「虛得很」
關於兩國關係的出版物，幾十年來可以說是汗牛充棟。關於兩國關係種種所謂內幕的演繹本，也是層出不窮。然而，很多相關內容的大量出版物，並沒能理清人們的思路，很多讀者對於中蘇間當時到底發生過哪些事，以及這些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依然是不清楚的。
目前，國內關於中蘇關係的出版物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純學術出版物，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蘇聯興亡史論》、《十年論戰》等都是難得的佳作，是學者十數年甚至數十年心力之結晶，引經據典、論述充分。從這些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近年俄羅斯、美國、中國臺灣相關檔案的開放，中蘇關係研究已經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取得了很大進展，對於中蘇兩黨問題、兩國問題，對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籤訂問題，對於兩國與韓戰的問題，對於兩國論戰及交惡問題，以及兩國在波匈事件中的立場、作用問題，直至兩國的邊界糾紛、衝突等等眾多重大事件，我國的史學研究者都已有了全新的認識和解讀，應當說是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近了。但是，這些研究成果的受眾往往是高端的學者或專業人員，普通讀者往往沒機會或者很少有機會讀到這些專著，有的甚至沒有興趣讀下去。
而另一類出版物則以通俗見長，寫中蘇兩國關係簡直同寫小說一樣，對於重大事件全無考證便信馬由韁、胡編亂造。可讀性是有了，但是真實性、可靠性卻經不起推敲。當然，有些人會說這樣的演繹作品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特別是在一些所謂的「紀實」類作品中，這種現象尤其常見。如果真的能「大事不虛」當然很好，但事情往往並不是這樣。由於近十年來中蘇關係的研究進展較快，很多過去以為是「不虛」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檔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證明其實是「虛得很」。中蘇關係研究的最新成就，又往往不是一般的寫作者所能掌握的。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一書的必要性所在。
一部走通俗化路線的專家之作
該書的作者何明，是從事中蘇關係史研究的專家，而他的這本書卻並非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作品，而走的是通俗化的路線，但這種通俗化之中又包含著很高的學術水準。全書的語言是娓娓道來式的，如同在講中蘇兩國間的一個個充滿了戲劇性的故事；但是，書中的內容卻吸收了近年來中蘇關係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如，關於韓戰問題，很多人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但如果細細考問，很多事恐怕又會似是而非。讀過本書，相信很多人會對有關韓戰的爆發、中國為什麼會出兵以及出兵後中國的得失等種種問題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作者利用、依據學界大量、權威的研究成果，在書中明確告訴讀者，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北朝鮮部隊迅速越過三八線，向南推進，28日朝鮮人民軍即佔領了漢城。韓戰是北方政府率先發動的，而且是在精心策劃後發動的，這一點學界早有公認，但有很多細節，許多人並不清楚。人們固有的觀念總是「南方政府不斷進行戰爭挑釁，北方被迫反擊」，或者是「南方堅持武力統一，北方也做了必要的準備」，結果韓戰爆發了。然而，如果事實果真如此的話，就出現疑問了，那就是為什麼說南方政府不斷擴軍備戰，對「北進」信誓旦旦，而戰爭剛一打響，迅速展開大規模攻勢的卻是北朝鮮軍隊？其實，早在2000年，軍事科學院編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史》(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就利用已新公開的俄國檔案，具體地提到了這樣一個情況:自1950年1月以來，北方政府就與蘇聯領導人密切協商，並使史達林「同意朝鮮領導人對局勢的分析和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另外，對北方政府如何徵得史達林同意並憑藉蘇聯的武器支援發動韓戰等情況，同一時期發表的很多專業論文和專著也都有極為細緻的論述和研究。不過這些成果大多局限在學術圈內，未能改變一般大眾的固有觀念。
關於「由誰掛帥出徵朝鮮」這一細節
十分引人注目的，還有關於由誰掛帥出徵朝鮮的問題。本書一改以往「毛澤東同志原先決定讓林彪去朝鮮指揮志願軍，可他害怕，託詞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說「受毛澤東器重並準備委以志願軍總司令的林彪，卻明確表示不贊成出兵朝鮮」，並認為「林彪的話不無道理」，這種評價的改變其實包含著在這一問題上的學術進步。軍事科學院編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史》中就明確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最初考慮掛帥出兵人選時，首先考慮的是粟裕或林彪，並非只是林彪一個，而後來改為彭德懷，也不是因為他們害怕不肯去，而是因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掛帥出徵」。何明將學術研究的新進展，不露痕跡地融入了細節之中。
關於「長波電臺」的新史識
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兩國間爭論頻生，摩擦迭起，兩國關係逐漸從分歧走向破裂。本書對於這一時期兩國間的重大事件，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梳理。如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由「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引發了一場嚴重爭吵。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場衝突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於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雪夫企圖控制中國。到底該怎樣認識這一問題？書中披露，關於「長波電臺」，蘇聯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權肯定是中國的，但蘇聯既然使用，出一些錢也是應該的，可以用貸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國方面則堅持，「中國不需要貸款。如果蘇聯一定要出錢，中國就不搞了」。就「聯合艦隊」問題，赫魯雪夫稱，他本人和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想過像中國同志所想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的艦隊，從來就沒有兩國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書指出，「莫斯科的這些考慮是針對美國的，並非有意控制中國」。兩國間的分歧，其實主要在於對軍事同盟運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魯雪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動，而毛澤東此時需要的只是單向援助。
陳錫聯披露當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的一些若干細節
此後，又發生了炮擊金門風波、原子彈問題、人民公社問題、中印衝突、蘇聯撤回專家、中蘇公開論戰、劃界談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間，中蘇雙方雖幾度有意緩和矛盾，修復關係，但是新的爭端層出不窮，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兩黨關係隨之中斷，「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的定性同時下發全黨；與此相呼應，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並派二十萬蘇軍進駐蒙古，在遠東配備了可以進行核攻擊的數百架轟炸機，從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件之多，最終導致了珍寶島事件的發生。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烏蘇里江中遊主航道中國一側，面積只有0.7平方公裡，是個江心小島。1968年底烏蘇里江封冰後，珍寶島成為中蘇衝突的焦點，蘇聯邊防軍一再武裝登島，攔截上島的中國邊防巡邏隊，毆傷中國邊防巡邏人員，甚至還開槍挑釁。1969年初，中方決定自衛反擊。3月2日，中蘇在珍寶島發生了第一次武裝衝突。面對上島攔截中國邊防巡邏隊的蘇軍的武力幹涉，已在珍寶島中國一側岸上隱蔽待命的中國精幹小分隊，奉命投入戰鬥。戰鬥進行了三十多分鐘，雙方各傷亡數十人，殘餘蘇軍退出了珍寶島。當時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回憶說:這次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確實是經過中央批准，早有準備的。當時正準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他負責直接與前線聯繫，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掌握國際方面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匯報，並由周恩來下最後決心。為了最初的戰鬥，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一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打得乾脆利落。
今天看來，珍寶島事件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中蘇已臨戰爭邊緣，兩國關係無以挽回的標誌；同時，它又為中美關係的恢復提供了契機。中國一貫的反美立場迅速發生了改變，而美國對此也作出積極回應，中美迅速開始接近和對話。對此，當時許多人很不理解，阿爾巴尼亞黨甚至批評中國右傾，毛澤東不管那一套，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你能把我怎麼樣？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當時沒有力量與蘇聯單獨對抗，必須拉上一個幫手，這樣蘇聯就不敢打我們了。
歷史就是這樣充滿戲劇性，捧讀本書，會發現這樣極富戲劇色彩的重大事件比比皆是。歷史本身，真是勝過任何好的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