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不滿意

美國心理學家約翰斯塔西亞當斯於1967年提出公平理論或者叫社會比較理論：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影響職工工作的積極性，而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取決於一個比較過程，一個人不僅關心自己的絕對收入的多少，也關係自己相對收入的多少。

「公平理論」研究的是企業職工的獲得與勞動之間的心理關係以及激勵的有效性，約翰斯塔西亞當斯認為感覺到了公平是職工工作動力的先決條件。他設計了著名的公平公式OP/IP=OC/IC（OP——自己對所獲報酬的感覺；OC——自己對他人所獲報酬的感覺；IP——自己對個人所作投入的感覺；IC——自己對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覺），當上式為等式時，職工心理上感覺是公平的，而當上式為不等式時，就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OP/IP＜OC/IC的情況下，職工要求增加自己的收入或減小自己今後的努力程度，以便使左方增大，讓公式兩端趨於相等，或者職工也可能要求減少比較對象的收入或者讓其今後增大努力程度以便使右方減小，讓公式兩端趨於相等。另外公平理論還有一個職工縱向比較的公式，也就是用自己當下的獲得報酬感和所付出的努力與過去自己的獲得報酬感和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較。

簡單通俗來說，「公平理論」告訴我們，公正的感覺往往來源於比較。

美國學者斯託弗曾提出過一種相對的被剝奪的感覺，後來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將其發展成為一種關於群體行為的理論。「相對剝奪理論」指當人們將自己的處境與某種標準或某種參照物相比較而發現自己處於劣勢時所產生的受剝奪感。馬克思對相對剝奪感的形象描述是：「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憐的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講究或者要求很低。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麼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被人輕視。」相對剝奪感極易誘發消極情緒，例如現代西方犯罪學研究認為相對的經濟剝奪比絕對的經濟剝奪更易於誘發犯罪。

託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也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恰是人民生活狀況得到好轉的時候，而不是最惡劣的時候呢？為什麼明明報酬和權力所得相比之前增加了，為什麼人民卻感受到無法忍受的壓迫呢？

簡單通俗來說，「相對剝奪理論」也告訴我們，公正的感覺往往也來源於比較。

「公正理論」、「相對剝奪理論」和「公正世界信念」並稱「公平心理三大理論」，這是二十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從心理學、個人行為學、群體行為學的角度研究分析人類社會的成果之一。

關於公正一直是西方哲學的重要主題之一。柏拉圖把正義分為城邦正義和個人正義，他認為城邦的人應該分為三個階層：統治者、士兵和勞動者，分別負責管理、保衛和供給。柏拉圖認為三個階層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國家就能實現正義，不過柏拉圖的正義是非利益性的，而是強調人的靈魂的益處。相比之下亞里斯多德更注重正義的可操作性，「分配性公正，是按照所說的比例關係對公物的分配」……「一類是其數相等，另一類為比值相等」。

亞里斯多德認為「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絕對平等觀念構成地政體，實際上不是良好地政體……人們都承認在該按照各人地值為之分配這個原則是呵護絕對正義地。」換句話說，那些能夠為城邦帶來最大利益地人就應當得到最大地權利和最多地資源，即最好地笛子給最好地笛手。

到了16、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地如火如荼，新興階層需要新的理論基礎，於是孕育了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其源頭是霍布斯的《利維坦》。霍布斯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得出欲望和反感是人類最原始地兩種感覺的結論，進而演繹出趨利避害是一切行為地生命原則，再進一步推導出政府產生的理論基礎，這是霍布斯機械唯物主義的基本架構。後來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從霍布斯開始分成兩個方向，一個是洛克、休謨、康德的契約論，另一個是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這條邏輯線是西方社會組織形式的根基，直到今天都是。

馬克思對這種邏輯的批判是這樣的：「工人階級沒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只有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因此根本談不上自由」。換句話說，買私人飛機的自由人人都有，但這種自由與沒有自由沒什麼區別。

關於公正，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很有意思，這本書出版於1971年。他認為公正是社會生活的最高的價值，那麼公正應該怎麼獲得呢？為此他引入了一個叫做「無知之幕」的概念。「無知之幕」是說當我們商討我們的集體生活和利益分配原則時，我們應該對我們自身的重要特質一無所知。那麼應該怎麼理解呢？

舉例來說。「電車難題」是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內容大致是：一個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並且片刻後就要碾壓到他們。幸運的是，你可以拉一個拉杆，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上。然而問題在於，那個瘋子在另一個電車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考慮以上狀況，你是否應拉杆？這個問題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考慮自然應該是拉杆，因為以「最多人的幸福最大化」為原則來說，如果死亡不可避免，死一個總比死五個好。但是，如果從另一條軌道上那一個人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原則卻未必成立。好，我們現在運用「無知之幕」，所有投票者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那五個人之一，還另一條軌道上的一個人，又或者只是個旁觀者，這個時候你還會想當然的選擇拉杆嗎？

清華大學劉瑜舉過這樣一個例子，說比爾·蓋茨和一個非洲饑民同時站在「無知之幕」的後面，如果覺得正義就是殺光富人瓜分他的財產，結果「無知之幕」拉開卻發現自己是比爾·蓋茨，那將作何感想呢？反過來如果覺得正義就是Windows系統賣5000美元一套，等「無知之幕」拉開，卻發現自己是非洲饑民，那一樣會捶胸頓足。

「無知之幕」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證達成契約所需要的權力和信息的平等，避免「屁股決定腦袋」和本位主義。引入「無知之幕」概念得出的結論一般來說肯定是有利於弱者和底層人民的，因為在「無知「的面前，人會被迫追求對整個社會——所有人同時最有利的結果。從而避免以傷害其他群體為代價的對另一些群體的過份有利，於是就有了那個著名的結論：只有那些有利於底層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羅爾斯的正義論招致的爭議和批評很多，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那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侵犯。美國經濟學家彌爾頓弗裡德曼在與妻子合著的《自由選擇：個人聲明》中說：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為百萬富翁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公平的理想，就不允許阿里在一個晚上比賽中所掙的錢，比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一天所得更多，那麼對於喜歡看阿里比賽的人來說，難道不是更加不公平嗎？」

對此羅爾斯的回應是：」我們應當反對這樣一種論點：制度的安排總是有缺陷的，因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會環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這種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轉移到人類的制度安排之中。這種思想有時候被用於對不公正視若無睹，仿佛拒絕默認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樣。我認為自然的分配無所謂公正不公正，人們降生於社會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說不上不公正。這只是自然事實。公正或不公正在於制度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公正這一話題人類說了三千年，沒有得到一個絕對的答案，這並不是因為「公正」是虛幻的，而是因為我們這個物種太過複雜。也許我們認為富人佔有太多財富，倡導平權，可是富人的財富也是奮鬥而來，平權會不會是對於富人的不公呢？有一個例子，說有一天你穿著一雙昂貴的鞋子，經過一個池塘時看到落水的孩子，你來不及脫鞋就跳水救下了孩子，也損壞了鞋子。但是如果經過理性計算你就會知道，倘若當時你轉身離開，然後把鞋子賣掉，就可以用賣鞋子的錢救下十幾個非洲難民兒童。但問題是有人會因為這種理性計算眼睜睜看著一個孩子失去生命嗎？所以也許並非所有事都可以完全歸結於理性計算。

有人說我們歸根結底都是情感的奴隸，也許我們所有的思考最終都不過是為我們的情感選擇製造合理的藉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