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經濟繁榮與毒品戰爭看似荒謬地在這個國家共存著，互不幹擾。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國家並存著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社會結構甚至生活模式。
除了一個治理良好的外向開放的墨西哥(它與北美自貿區乃至世界經濟體系和諧地共存互補)外，還有一個法制尊嚴蕩然無存、灰色經濟甚至黑色經濟主宰人們生活的墨西哥。這兩種社會結構都已經深深紮根在仙人掌之國的領土之內，並形成了一種基於彼此分離的平衡狀態。毒品戰爭走向僵局，在一定意義上表明前總統卡爾德隆恢復社會統一的努力與能力之間存在著差距。即便沒有毒品戰爭，遊擊隊的活躍和每年50萬人規模的非法越境也足以佐證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社會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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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造成了墨西哥社會的撕裂？墨西哥賴以成功的現代化模式可謂功過參差。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墨西哥實現了製造業的輝煌，順利地與美加等國實現了產業接續，但是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在對最貧窮人群毫不客氣地剝奪下完成的。
統計數據顯示，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製造業創造生產奇蹟的十年裡，製造工人的實際所得不但沒有絲毫增長，反而總體萎縮了2.6%。卡爾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統計顯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極端貧困者在2006年—2008年間由1380萬上升到1950萬；更廣泛意義上的貧困人員(諸如無法負擔學費、交通和房費者)數量，在此期間由4260萬增加到了5060萬。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繁榮時代裡，墨西哥的GDP總量空前上漲，但如果從不同人群的GDP貢獻率來看，佔全國總人口23.5%的農村人口僅能創造GDP總量的2%。
各種數據表明，在墨西哥的農村和城市中，存在著一個基數龐大且貧困狀態已經固化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中包含低收入的工薪族，他們依靠勞動性收入過活，但國家的收入分配結構卻向著有利於資產收益的方向發展：從1982年—1995年，工資收入所佔比重由42.6%降為28.3%；這個階層包含佔全國人口10%的印第安原住民，他們在私有化和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原有土地，不得不扛起武器組成名滿世界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這個階層還包含非法越境者，他們躲避美墨兩國的執法人員、忍受蛇頭和美國僱主的剝削，每年郵回家的美元成為墨西哥第二大外匯來源和國家金儲平衡的關鍵。
現代化和國家的發展長期沒有惠及部分人群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更為嚴重的是，墨西哥沒有為這一人群融入主流社會提供必要的支持。因為墨西哥一直執行著最為嚴格的最低工資制度，低收入者的職業變動很難帶來收益增加，這使自由化的獲益者和受損者群體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封閉了。30多年的封閉在墨西哥創造了一個國中之國。沒有希望的、對國家喪失信心的和被排除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的社會階層，很自然地擺脫了法制框架的約束。在市場經濟體制外的灰色和黑色地帶，成功有了一種新的定義。毒梟們、遊擊隊員、偷渡者，形形色色的法制外「能人」引導了這個階層的價值取向。毒品經濟，成為社會抗議運動的一個惡的副產品，也形成了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和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