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處求診的1個月裡，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內科和外科的區別：內科大夫總是更保守，在完善了所有能做的檢查之後，會建議你觀察。
而外科大夫會更直接，他們說，有什麼可猜的啊，切了就知道了。
一位胸外科主任的話最終打動了我，他說：「如果存疑，你就切了它，否則它會一直影響你，等到發生變化了再手術，就晚了，只是如果切下來是良性的，你得認，不能說白切了。」
說真的，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失望、猶豫、糾結，我也確實沒力氣再和病變周旋下去了，我想還是來個痛快的吧。
在同學的幫助下，我很快就住院了。
住院的前一天，我跟媽媽說科裡要派我到外地學習一周，為了逼真，還抱怨了幾句主任的不近人情：「明知道我爸病著，還派我去，還這麼突然。」
媽媽果然沒覺察出什麼，安慰我說：「那也是你們主任看重你，你爸這邊兒你放心。」
收拾完東西，我在爸爸的床前坐了很久，此時的爸爸已經因為腦轉移失語了，我們就這麼沉默的對視著，不知道他能不能感受到，但我在心裡跟他說了好多話，告訴他我其實腦子很亂，很害怕，告訴他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吃了早飯，一臉淡定的出了門，可誰知出門就發現帶錯了包，路上又發現忘記帶重要的檢查資料，坐地鐵時因為走神兒坐過了站。
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心裡早亂成了一鍋粥，鎮定都是假裝的，只是騙了別人的同時也騙了自己罷了。
同病房的病友是兩個50多歲的大姐，大概覺得我比較年輕吧，她們對我還挺好奇的。
連寒暄都沒有，就直接問我是什麼病，我不願多說，看我意興闌珊的樣子，她們就自顧自的聊了起來，聊得都是醫院如何黑暗，不送紅包就醫生就不給好好做手術啊什麼什麼的。
我假裝睡著了打呼嚕都不能讓她倆降低音量，實在忍不了我就說：
「醫生幹嘛不好好做手術啊，沒有紅包，做失敗了醫生也要承擔責任的啊。」
「哎呀，你太傻了，這種事兒我們聽多了.誒，你是幹什麼的呀？」
「我是醫生！」
當時，病房裡的氣氛分外尷尬啊，哈哈哈，住院的第一天，真是不能用順利來形容。
住院以後就開始各項術前檢查，評估重要臟器功能，同時也要看看是否已存在轉移的現象。
每天早上混雜在一堆老爺爺老奶奶四處去檢查，輔醫人數不夠，我就扶著老人們上下電梯，等著同批的人一起到處檢查，最後再把他們安送病房，充當起輔醫的角色，我倒不寂寞。
回到病房的時間，我總是特別困，每天要睡十幾個小時，經常連飯都不吃，同屋的大姐說：「這孩子怎麼老是睡不醒啊，是不是她的病就是睡不醒啊，可咱們這是胸科病房，不是腦科啊。」
我想我只是太累了，我的力氣都用在硬撐和阻止自己胡思亂想了。
入院第三天，一早起來去做骨掃描以評估是否有骨轉移，同去的人，最年輕的病友83歲。
隨著人群走在路上，莫名的就悲從中來。
最先做完的我，本想等著病友們一起回病房，卻被醫生留了下來，也沒說為什麼，就讓我在走廊上等著。
我開始猜測，猜測醫生為什麼要把我留下來，是有了壞的結果？還是沒看清，需要重做一遍？或者只是讓我等著拿報告？
滿腦子的胡思亂想，我特別害怕，怕聽到已經有了骨轉移的消息。
兩個月過去了，我以為我已經能平靜的和這件事共處，現在才發現我之前的策略只是一直在逃避，我一直跟自己說，什麼都不要想，不向前看，只看眼前，只做眼前的事情，可是，我突然被丟在這麼一個孤立的環境中，很可能現在就要面對一個很差的結果。
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腦子，它飛快的運轉著，想了很多，如果有了轉移我怎麼辦？我的父母怎麼辦？就算沒有轉移，做了手術，如果是惡性的怎麼辦？如果是良性的怎麼辦？大部分看過的專家都認為是良性的可能性大，手術要切除一個肺葉，對未來的生活質量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真的願意這麼年輕就成為一個不完整的人了嗎？
這些問題一股腦的湧進我的腦子，壓的我連氣都喘不過來了，我蹲在空無一人昏暗壓抑的核醫學科走廊裡，身體蜷縮成一團，我本以為我還有慢慢考慮的時間，那一刻我才發現已經到了要認真做決定的時候了。
最終，在那個陰冷的走廊裡，我做出了不管有沒有轉移，都放棄手術的決定。
在那段很短的時間裡，我的角色從醫生到患者家屬，而後又變成了患者本人。
如果，你問我，這三種角色哪一種會更難面對疾病和死亡？
我想說，都很難。
我的專業並沒有讓我具有凌駕於普通人的觀點去看待疾病和死亡的能力，反而因為更清楚那些過程和結局，我會更懼怕更怯懦。
面對決策，我會更瞻前顧後和猶豫不決。
曾經有一個學長對我說過：「不論今天你做了什麼決定，以後你都一定會後悔，做了手術，你會後悔失去了生活質量，不做手術，你可能會後悔失去了治療時機。」
既然都會後悔，我就決定冷靜下來，再認真的回溯一下自己的起病過程和眾多專家的意見傾向，做出自己的決定，並努力不去後悔。
誠如《克勞德的秘密》裡說的那樣：世事恆常，意味著無論世事的變化如何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都應該聽從內心的聲音，做出自己的決定，然後順其自然，命運會帶我們到最合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