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天，60歲的韓國導演金基德去了拉脫維亞，並在那裡染上全球流行的病毒。失聯多日，然後，沒有回來。
如果是金基德來當導演，會怎樣拍自己人生的這個結局？他要從哪裡說起？他會從2017年開始的那場醜聞談起嗎？那一年，他在韓國被一位女演員以性騷擾等罪名起訴，雖然最後他只因為毆打女演員被罰款大約3萬人民幣，但從此聲名一落千丈。之後2018年3月，三位女演員在電視臺播出的節目《導演手冊》裡，再次揭發他藉助導演身份，對她們進行性騷擾、性侵和暴力——其後金基德起訴了爆料人和電視臺，索賠大約600萬人民幣。但是就在今年10月28日，法院宣布他敗訴，並承擔一切訴訟費用。
妻子在這之後離開了他，「無法再以家人的身份和他生活下去」，他的女兒也無法入睡，「因為外部的指責而無法活下去」。他在韓國陷入眾叛親離的局面，這兩年一直活躍在俄羅斯，當過莫斯科電影節的評審，最近的電影是在哈薩克斯坦拍的俄語片《溶解》——甚至他人生最後一站拉脫維亞，也是為了在海濱城鎮尤爾馬拉買房定居。
一場流放。但流放者再也不會歸來。
像拉脫維亞在我們的認知版圖上陌生而邊緣，金基德也從來不是電影版圖裡的熱門名字。哪怕得過諸多獎項，他的電影也從來沒有取得過壓倒性的讚譽。喜歡的人，覺得從他電影裡看到了完全不給人留餘地的極致；不喜歡的人理由也完全可以理解：形式大過內容，反倒是另外一種空洞。
但無論是他的影迷或者憎惡他的人，都會承認，金基德有令人不安、令人憤怒的能力——為什麼要拍這樣的電影？這樣拍性，是必要的嗎？這樣拍暴力，是準確的嗎？
更令人不安的是——為什麼這樣的電影會被一部分人讚譽？
他像電影世界裡的病毒——病毒將健康人和患者區分開來。金基德這個名字也有那種挑選的能力，他挑選出他的觀眾，但又和另外那個健康的世界格格不入。
關於死亡，他曾經說過，「我問你們，你們有不看金基德電影的信心嗎？我想如果我現在死了，金基德會被重新提起。那些憎惡我的、否定我的人，在我死後，會以另一種態度爭先恐後地看我的電影。」
但並沒有——至少目前沒有。他死亡之後，微博時間線上關於他的內容也被分成兩半：一部分人在懷念他，以影迷的身份；另外一部分人表示，絕對不會因為他的死亡而原諒他。死亡沒有給他帶來寂靜，懷念也沒有覆蓋他的不堪，「他不配」。
這不是體面的結局，算不上善終。他從來沒拍過什麼體面的電影，講過有關於體面的故事。
或者，他也的確不是什麼體面的人。
所以，這個結尾，倒是真的非常之金基德——像科特·柯本在西雅圖的家裡對著自己的腦袋扣動扳機，像切·格瓦拉被政府軍秘密處決，身中九彈。這些結局，讓科特·柯本更加成為科特·柯本，切·格瓦拉更加成為切格瓦拉。
而金基德，因為病毒，死在異邦小城，結束了他令人不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