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大清王朝的金融中心躲藏於一個不露山不顯水的北方小城——山西平遙縣。當時晉商控制的票號與錢莊，遍布大江南北，極盛之時，全國有51家，分號多達600餘個。這51家票號中，山西票號佔了43家，經山西票號匯兌的銀子，差不多達到5億兩。說山西商人掌控著大清國的金融命脈，半點也不算誇張。
而在43家山西票號之中，有22家票號的總部就設在平遙縣。遙想一百多年前，在平遙城的一條青石板大街上，商號林立，其中便有「日升昌」、「蔚泰厚」、「蔚豐厚」、「蔚長厚」等聲名顯赫的票號總號。在後來的一百年間，山西票號一直維持著「執中國金融之牛耳」的地位。山西票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信」。
山西票號重信義，特別在乎信譽、信用。當過山西「大德恆」票號經理的頡尊三曾自述說：「票號較優於普通商業之點，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大有儒學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無、濟公私，顯宦信足，行州裡，旋蠻貊，近悅遠來，開銀行之先河，創久遠之盛譽耳。」梁啓超也曾評價說：「晉商篤守信用。」
信用，這是票號業的生命線。人們前往票號匯款或存款，將白花花的銀子換成沒有任何擔保的一紙票據，而當時的清政府並沒有制訂一部「金融法」來保護客戶利益，如果票號無法以自身的信用取信於人，怎麼可能吸納存款與匯款？
山西票號極重自身信譽，對從票號貸款的客戶，也給予完全之信任。《清稗類鈔》總結了山西票號的經營特色：「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山西票號向他的客戶發放一筆貨款，並不要求客戶提供抵押與擔保，只要票號認為他這個人值得信賴便可以了。山西票號界中流傳「萬兩銀子一句話」說的便是山西票號的「信用貸」模式。
在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中，山西票號「信用貸」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不需要什麼繁瑣的手續。然而，山西票號的「信用貸」也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信用半徑有限，很難擴展至陌生人社會、複雜社會，一旦借款方違約，不還貸款，票號便可能血本無歸。而宋代模式儘管手續繁瑣，卻可以適用於陌生人之間的交易。
若干年後，票號完全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只給後人留下無盡喟嘆，以及若干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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