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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惡語相向是否悵惘和沮喪？
今天帶來的文章，聊聊政治與孤獨。
America’s Crisis Of Disconnection Runs Deeper Than Politics
來源：https://www.fastcompany.com/
作者：Brené Brown 休斯頓大學社工教授
20年來，我一直在休斯頓大學任教，這是美國種族最多元的研究型大學。我問班上60名研究生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信仰是否與他們的祖父母一致。大約15%的學生回答「是」或「非常接近」，而其餘的學生則圍繞與家庭成員的政治分歧分享了從輕微尷尬到倍感屈辱的各種感受。
一位非裔美國學生說，他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與祖父母意見一致，除了那個對他最重要的問題：他不能對自己的祖父出櫃，儘管家裡其他人都知道他是個同志。他的祖父是退休牧師，在同性戀話題上沒得商量。一個白人學生談到了她父親在墨西哥餐館裡跟服務員「hola，Pancho」的習慣，這讓有一個拉丁裔男友的她感到難堪。
但當我問這些學生，他們憎惡他們的家人嗎？或者是否會因為政治分歧而與家人斷絕關係時，答案是否定的。
你可能會認為，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將導致更多更深的社會互動——如果我們都和思想接近的人一起玩兒，這不意味著我們周圍都是朋友和知己嗎？
「要麼支持，要麼反對。」——難道志同道合的人之間不應該是擁有更緊密的聯繫嗎？其實不然。政治/文化方面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撕裂，相伴而來的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重頭戲：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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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有過意識形態兼容並包和平相處的時候。在2009年出版的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一書中，記者Bill Bishop觀察到，1976年，只有不到25%的美國人生活在總統選舉壓倒性勝利的地方。換言之，我們的鄰居可能就是政見不同信仰不同的人，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到了2016年，80%的美國縣市在投票時不是川普壓倒就是希拉蕊壓倒。也就是說，我們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在居住地上都會遠離那些信念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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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變在類似的時間段內與同時期的另外一件事情密切相關。1980年，在AARP的研究中，約20%的美國人感到孤獨。到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翻了一番多。芝加哥大學神經科學家 John Cacioppo將這種現象定義為「被感知到的社會孤立（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大概意思就是，在缺少連結的時候我們所感受到的那種孤獨。什麼是缺少連結呢？比如你被踢出了一個你在乎的團體，比如你缺乏一種真正的歸屬感。Cacioppo認為，這種孤獨的核心是缺乏有意義的社會交往——親密關係、友誼、家庭聚會，甚至社區或同事的聯繫。
作為一個社會人，我們的力量並非來自個人主義，而是來自我們共同計劃、交流和合作的能力。我們的神經、荷爾蒙和基因構成了相互依賴的支持。正如 Cacioppo在2013年TED演講中所說的：達到成年的關鍵不是變得自主和孤獨，而是成為別人可以依賴的人。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的大腦和生物學機制支持這一結果。
Cacioppo指出，當我們的生存受到威脅時，大腦的生物機制會警告我們。飢餓是一種警告，你的血糖很低，你需要進食；口渴是一種警告，你需要喝水，不然會脫水；疼痛提醒你潛在的組織損傷；孤獨提醒你，你需要社會聯繫。
他解釋，「否認自己的孤獨就跟否認自己餓了一樣沒有意義。」
可是啊，我們就是會否認自己的孤獨。我們為孤獨而感到羞愧（好像感到孤獨就意味著我們有問題），即使是因為悲傷、失落或心碎。我們已經進化到對被邊緣化這件事做出反應，進入自我保護機制：當我們感到孤立、孤立和孤獨時，我們試圖保護自己。這意味著更少的同理心，更多的防禦，更多的麻木，更少的睡眠。在這種狀態下，大腦會放大我們心中惦念的那些事情，它們可能是不真實的，它們誇大了我們最可怕的恐懼和不安全感。
為了戰勝孤獨，我們必須首先學會如何識別它，並將這種經歷視為一種警告信號。我們對那個警告信號的反應，應該是建立/找到聯繫。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拉上一群朋友去玩。許多研究證實，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關係的質量。
如果你和我一樣，也在思考孤獨是否和飢餓一樣威脅生命。那麼不妨參考一下15年關於孤獨的一個meta分析①，研究人員發現：生活在空氣汙染中，你早死的機率增加了5%；肥胖是20%；酗酒是30%；孤獨？45%。
譯者註：①透過統計分析去整合與分析眾多相同主題的實證研究，以獲得最有代表性的結論的過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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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還沒有證據表明，政治派別的分裂要對我們的孤獨加劇負全責。事情沒那麼簡單。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有一個核心要素能夠造成社會層面的變化，甚至威脅生命，那就是恐懼。對脆弱的恐懼，對受傷的恐懼，對變成孤島的恐懼，對批評和失敗的恐懼，對期望落空的恐懼。
我在911事件前六個月開始了我的研究，看到恐懼如何改變我們的家庭、組織和社區。舉國上下都圍繞這幾個問題討論：「我們應該害怕什麼？「 」我們該責怪誰？「
我不是恐怖主義問題專家，但在研究了15年恐懼之後，我可以告訴你：恐怖主義是長效的恐懼。它的最終目標是將恐懼深深地嵌入一個社區/社群的核心，以至於恐懼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嵌入在生活裡面的無意識會激起憤怒和責難，以至於人們開始互相指責。當我們讓恐懼在文化中生根時，恐怖主義是最有效的。然後我們變得支離破碎，孤立彼此，麻木。
一開始的創傷使人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團結起來。如果在那個最初階段，我們被允許公開談論我們的集體悲傷和恐懼——如果我們以主動示弱和充滿愛心的方式彼此求助，同時尋求正義——這就可以是一個漫長療愈過程的開始。然而，如果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仇恨和被壓抑的恐懼，而這些恐懼最終被表達為責備，那麼我們就有麻煩了。
如果站在上遊的領導者爭先恐後地為價值觀和信念上的敵人服務，而不是有條不紊地去追溯和指認元兇，情感上的疏離就會在家庭和社區裡面蔓延開，像個屏障一樣包裹著擴散到方方面面。當恐懼之情「日久彌堅」，這種屏障就不再像是團結人民的保護傘，而是強化分裂的利刃。社會基礎被撕裂地更加厲害，原本脆弱的間隙更加不堪一擊。
在美國，我們有了三大政治高壓線：種族、性別和階級。這些都是亟需對話的領域，都是你會感到不舒服但是必須且應該去感受的。儘管我們還有時間去面對這些問題，但是不得不承認，正是因為我們彼此巨大的分歧和連結的缺少、耐心和包容度的不足，才導致了這些問題。
我們能找到回歸自我和彼此的道路，並且繼續為我們的信念而戰嗎？或許不能。要知道，總有人會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他們可以只為自己的需求而否定他人的人性。
不過，我也的確相信，如果我們願意傾聽彼此並承認自己的脆弱，我們大多數人都可以跨越分歧建立聯繫，為我們的信仰而戰。但如果我們壓根就不願意嘗試，我們所為之奮鬥的價值也將被大大削弱。
真正的歸屬不需要堡壘或掩體。我們必須從自我保護的藩籬後面走出來，勇敢地面對。衝向我們慣常的防禦機制——政治信仰、種族、宗教之類的有關信念的東西（隨你怎麼稱呼）——不必擔心自己是否脆弱、是否勇敢、是否靠譜，你只需要遵守遊戲規則就可以了。
除非，這麼做了也沒用。
意識形態的堡壘是個金鐘罩，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唯獨擋不住孤獨。蜷縮在這個裡面，你會聽到自己的心碎掉的聲音。
譯者的話：
這篇文章邏輯不算周全，已做了些處理。希望大家閱讀順利。核心思想就是：察覺恐懼，承認孤獨，積極對話，反思經驗，看見彼此。可是要我說啊，生活已經很難了，如果拉黑能哄自己開心，哈，那就拉黑吧！
更多研究參見：
Braving the Wilderness: The Quest for True Belonging and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by Brené Brown.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and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New York. Copyright © 2017 by Brené Brown.
翻譯/排版 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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