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海外華人認同的悖論:以泰國為例

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轉自：東方歷史評論（ID：ohistory）

講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政治學家，《想像的共同體》作者）

時間：2014年3月26日 

地點：清華大學

翻譯整理：劉博雅、王君妍、方曌

我不想讓我們之間的談話變得過於嚴肅。這個過程讓我感到愉快。我可能會在論述中犯些錯誤，因為我在事關中國的問題上完全不是行家。我感興趣的，也是我每天關注的話題，是泰國政治困局中的荒唐之處。不同於大多數報刊雜誌或是政治科學家們的解讀，我將會在此討論一些不同尋常的東西。當我還是個九歲、十歲的孩子時，我開始著迷於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傳奇故事。我想你們多少會對他有所了解，他是英國文學中最出色、最重要也是最瘋狂的偵探。他吸食毒品，如鴉片，這讓人震驚，但他同時極其聰明。我一直記得，他對愚蠢但是友善的同伴華生說道：「我們知道，要去尋求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要去看你能看到的東西，而是要去看你看不到的東西。」後來，我成為一個學者，一個教師。我常對我的學生說：「不要去看擺在你面前的東西，你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缺少的是什麼。也許通過這種方法，你會發現許多有趣的事情。」所以，要記得，福爾摩斯是個好人。在過去的十五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裡，泰國一直在為政治權力而鬥爭。鬥爭愈演愈烈：更多的暴力，更大規模的動員，紅衫軍和黃衫軍這兩股政治勢力也越來越多地進行公開演講。在這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比如說，政治語言非常粗鄙。泰國第一位女性總理英拉經常被民眾（人們對著她大吼）說成是妓女、非常愚蠢、只是她哥哥的傀儡等等。對男性領導人的說法也很嚴苛，你會聽到所有人在說：這個人是個卑劣的人、傻瓜、流氓、同性戀、叛國者、敵人安插的間諜、懦夫、壞蛋、腐敗者——同時還在腐蝕他人、缺乏教養的文化人（我喜歡這個稱謂）、暴君、男性生殖器，諸如此類。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沒有出現的詞彙。有一個相比起來溫和一些、不那麼難聽的髒詞——Jek。Jek在過去是一個用來形容海外華人的常用詞，它的意思是指你從中國來，你移居至此。但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那些富有的中國資本家們認為這是一個侮辱性的詞彙，因此他們希望不再被叫做Jek，而是有一個更體面的稱謂。事實上，時至今日如果你去泰國農村，你還會在餐館門口發現這樣的字樣：「不錯的餐館，不錯的華人（Jek）餐館。」顯然沒有人會對這個名稱表示不滿。所以，為什麼Jek不在那些羞辱政客的詞彙裡面呢？人們本可以用它，為什麼他們不用這個詞呢？這是一個困惑。人們還使用另一個詞來形容海外華人。這是一個經過改造的、近三十年來新出現的稱謂，用來指代混雜的海外華人群體。知識分子和學生推動了這個新稱謂的產生。這個詞叫做「ludging」，字面義是「中國之子」。事實上，這是個奇怪的稱謂，因為在當地還有五十到六十個少數民族，他們從來不把自己叫做他們原先民族的孩子。但它聽起來確實非同尋常、有些莊嚴：你不只是一個普通人，你是「中國之子」，即便你的母親不是中國人。這也是一個困惑。以上是我要向你們談論的第一個主題。接下來，我想和你們分享一下，記者、學者、外國人、本地人，這些人是如何來解讀泰國政治中的暴力、憤怒和憎恨的原因的。你會在報紙上看到如下字眼：在保守派和民粹主義者之間存在著張力——實際上不是；這是獨裁與民主之間的鬥爭——不是；這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部分正確，但不盡然；支持、贊成君主制與反對君主制——是，這是部分原因；廉潔與腐敗，或者說曼谷的傲慢，以及它與其他城市形成的對立——部分正確。但實際上，這些解讀沒能真正地說出在鬥爭中最顯著的問題所在，那就是最大的兩個政治陣營，即紅衫軍和黃衫軍的區域性分布：南方完全處於黃衫軍的控制中，曼谷也比較傾向於黃衫軍；而北部和東北部則是紅衫軍的天下，起碼絕大部分人是支持者。那些基於階層、衝突的論點不能對這一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而這與是否民主也沒有直接關聯。媒體和學者們沒能注意到區域性分布的現象，儘管這一現象在歷史上由來已久。評論者們本應對此作出回應，但是他們忽略了這一點。所以說，我想探討的就是這種奇怪的區域性分布。接下來我要給你們講一個故事，活躍一下氣氛。你們中的一些人之前也許聽過這個故事，但它的確很有意思，因為它讓我意識到一些此前未曾思考過的問題。很多年前的一個清晨，我乘計程車前往機場。車程漫長，計程車司機是一個來自中國城的老先生，他很友善。我和他聊起當時的政治局勢，我問他支持誰，他說：「我支持紅衫軍領袖他信。」我問道：「那你一定是欣賞他信的政策吧，比如說，他為窮人提供了許多社會支持和醫療支持？」司機回答道：「當然不是。我支持他信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我們是泰國為數不多的實誠人，我們勤勞工作，勇敢地同緬族人抗爭，從不虐待我們的婦女，不狂妄自大等等。」然後我問道：「那黃衫軍的領袖阿披實呢？你支持他嗎？」「什麼？」司機說道，「他真該死，這個福建人！他們令人生厭、懶惰、不可靠、投機取巧、對其他人很刻薄。所以，不，我不支持他。」當時政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個人叫做Sutai。「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我問道。「不行，他是個海南人。海南人很髒，他們從不洗澡。他們無知、愚蠢、殘暴。永遠不要信任一個海南人。」接著，我問起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國王蒲美蓬，我問他：「你是否支持國王呢？」他依舊回答說：「不。他也是個該死的人，機會主義者。他總是拍那些來自顯赫家族的人的馬屁。這些人來到泰國，只因為他們無法在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這些國家繼續生活下去，他們怯懦地選擇留在這裡，因為這裡或許更加安全。」政壇上的這些重要人物大多來自海外，祖籍中國。但是這個司機憎惡其中的一些當權者，支持其中的某個人。也許我們應該通過這個事例，去思考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他們算是中國人嗎，還是其他什麼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實際上，我想說的是：如果你去觀察政壇雙方陣營的表現，你會發現這兩個陣營都相當暴虐，都很腐敗，都很挑剔，有些時候雙方都很偏執。但他們在聚眾滋事上都很有一套，雙方都喜歡用隱蔽的槍手，也都愛撒謊。不過這些現象對我們而言足夠了，因為在所有的國家政客都是如此。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要做的，是去梳理一些歷史背景，有些部分會涉及到歷史人物的一些細節。我不知道如何稱呼這些人，我的一個學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既然你不知道如何稱呼他們，那麼無論叫這些外國人什麼都無所謂，不妨就叫他們臺灣人吧。」罷了吧，我真心希望他只是在開玩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這段歷史開始於明朝晚期。當時，在廣東、福建南部，仍有一些人在和滿族軍隊負隅頑抗，他們是最後一批，也是最勇敢的抗爭者。但是他們眼看著即將潰敗，而且深知自己難逃嚴懲。因此，這些人利用自身駕船的技能逃離了中華帝國，來到了海外。這些流亡者絕大部分是廣東人，他們大多沿著海岸來到了越南，這裡離廣東不遠。接著，他們沿著越南地區深入到柬埔寨。福建的流亡者也出海去了菲律賓，還有印尼。最後一批人移居海外的時間要比前兩批人晚很多，他們是海南人和客家人。我在此首先想說一下，我們對於這些移居海外的人確實知之甚少，每當問起他們來自哪裡，他們都會閉口不言。不過這其中也會有一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早期，有一些福建商人往來於馬尼拉和曼谷之間經商，他們從中獲利，取得了很大成功。當時，愚蠢的西班牙人問他們：「你們是誰？」這些商人就回答道：「我是Sinli，我來自福建。」在福建當地的方言裡，Sinli是商人的意思。但是西班牙人誤解了他們的意思，說道：「明白了，這就是你的國籍，你的出生地。」所以直到19世紀，西班牙人都把這些人叫做Sinlaiyas。後來所有人都告訴西班牙人，那些其實都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就改稱這些福建人為中國佬（Chino）。但是，這些商人不說自己是福建人或中國人，這就表示他們沒有這種廣義的身份認同的概念，他們用如宗教、講某種語言的人、親屬等狹小的概念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而這種概念上的轉變則用了很長時間。就中國而言，雖然偶然但極其重要的一個事件是，泰國的一個延續了四百年的王朝大城王國被來自緬甸的侵略軍徹底摧毀了。首都阿瑜陀耶城變成了一片廢墟，所有能被搶走的東西都被搶走，而所有倖存者全部被運往緬甸。王朝的貴族已經不復存在，最後一個國王波隆摩羅三世也死於飢餓。對於暹羅（Siam，泰國的古稱）的中部以及東南部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奇怪又獨特的事情發生了。有一個小男孩，他的父親是潮汕人（Teochew）鄭鏞，他的母親是暹羅當地人。鄭鏞是一位非常聰明和成功的人。他原來生活在中國廣東省的澄海縣華富村（現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那個地方非常的安全，免於海盜的侵擾。後來，鄭鏞來到了暹羅的首都阿瑜陀耶城，並且很快地組建了一個家庭，但他的家庭沒有什麼錢，非常的貧窮。他的兒子，也就是那個小男孩兒，被一個名為昭披耶卻克裡的大臣收養，取名為Sin（後改名鄭信Taksin）。成年之後，Taksin組織了一個非常大的軍隊，並且說服了很多當地人參加，成為了一位優秀的有聲望的將軍。即使在今天的泰國，他也依舊非常受人尊敬。正如大多數帝王所被描述的一樣，King Taksin非常殘忍並且也有一些偏執。最終，在位十四年之後，King Taksin在一場政變中被處死，他的親信以及家人也都被殺了。

King Taksin

對於東南亞來說，這件事的重要性是：一個中國人在東南亞成為了一位如此有影響力的國王。King Taksin曾多次前往北京，希望清政府能夠認可他國王的身份。經過了多次失敗之後，1772年，清政府終於認可了King Taksin暹羅國國王的身份，並稱他為「鄭昭」，但這並不表示他們認可他為一個存在於中國之外的、具有中國人身份的皇帝。在鄭昭（Taksin）在位的十四年間，他鼓勵潮汕人（Teochews）遷往他的新都吞武裡。因為吞武裡是一個港口城市，船隻來往十分的頻繁，所以也方便遷徙。對於潮汕人來說，這次遷徙是成功的，自此之後，潮汕人在泰國一直佔有一席之地，直到現在也依舊可以在海外各地看到他們的身影。在所有的海外華人群體中，潮汕人是人數最為眾多的群體。他們努力向上層社會靠攏，並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所以也成為了最成功的華人群體之一。吞武裡，這個由King Taksin建造的首都一直坐落於湄南河的岸邊。有趣的是，直到1860年左右，暹羅王室一直在用一枚中國印籤署文件。這枚印原本屬於一個中國人，但在民族主義興起的十九世紀，卻可以看到在使用它的人是移民，這對於當時的國王來說是十分難堪的。國王解釋說：「我們是民族主義者，我們都是真正的泰國人。」他們更願意視他們自己為原本就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一點很有趣，也有些奇怪。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潮州人已經在吞武裡建立了自己的聚集區，這對於當時的國王來說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這時，同一地區的福建人（Hokkiens）開始南遷。他們南遷的原因是在南泰國的西部發現了大量礦藏，而這個地區與馬來西亞接壤，因此這對馬來西亞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發現。這些福建人懂得發掘礦藏的技術，所以離開了暹羅的首都南遷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進入了這個新的商業世界。接下來，在曼谷王朝（Chakri Dynasty）建立後不久，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南部的港口開始了鴉片貿易，如廣東。自然而然地，這些鴉片也流往了東南亞地區。與此同時並且與此相關的是，在1851年到1864年間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領導者是一些客家人（Hakkas），當然也有很多別的人加入其中。太平天國起義在中國的南部引起了巨大的動蕩，許多人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南遷到東南亞不同的地方。在這期間，客家人完全脫離了清政府的掌控。他們成為了農民，生活在曼谷（Bangkok）的西邊靠近印度洋的地區，那裡比起在大清要安全許多。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在十九世紀末期的發展是驚人的。我需要指出的是，早期離開中國的人並沒有如晚期的那樣出眾。清政府說：「任何離開大清的人如果再回來則會立即被處死。」所以，人們並沒有什麼一定要回去的理由。關於這個時期的泰國華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基本上控制了泰國的港口。華人管理往來的進出口貿易，並且從曼谷王室的商業壟斷中獲益。1855年，英國殖民者來到曼谷，有趣的是，他們還獻給了暹羅國王一位美麗的少女。英國人的目標是打破暹羅王室的貿易壟斷，而要打破壟斷就得在泰國進行自由貿易（Free Trade）。當時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是英國外交官寶靈（John Bowring）。這位外交官有一條非常著名的經濟標語：「自由貿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由貿易 （Free Trade is Jesus Christ, and Jesus Christ is Free Trade）！」 暹羅王室的貿易壟斷被打破了，為王室工作的華人的境況變得十分困難。泰國西海岸大部分的主要港口必須對大英國協國家開放。如大家所預料，新的主要進口商品是來自英國和印度的鴉片。加勒比海地區（如哥倫比亞）與美國也有鴉片貿易，但其規模與英國是無法相比較的。所以，英國是歷史上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也可以說是最大的鴉片幫派。因為英帝國主義和鴉片的到來，必須要有一個新的體系來規範貿易。這個新的稅收形式就是包稅制（Tax Farming）。簡單來講，包稅制是指王室把要徵收的稅款數額交給商人來決定，國家不再直接向當地人徵稅，但是商人需要向王室上繳一定數額的稅款，否則將會收到處罰。許多華商成為了承包徵稅人，但是他們需要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來保護包稅制，以確保他們可以徵收到足夠的稅金。在1870年到1915年間，國家預算的一半都來自於鴉片貿易。有趣的一點是，鴉片被用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因為它很便宜。華人是不允許吸食鴉片的，但一些為徵收稅務相關的事務工作的青壯年勞動力除外。當這些工人離開時，他們的老闆會扣留他們的工資，並不送到中國去。因此，大部分工人窮困潦倒，錢被承包徵稅的華商老闆捲走。在人們為了鴉片貿易的掌控權而鬥爭不斷的情況下，華人幫會勢力崛起。這些幫會由一些長期生活在東南亞的非常富有的華人統治，他們召集同族的年輕人充當打手來處理任何威脅到承包徵稅人的人。幫會並沒有直接挑戰王室的權威，但不同幫會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他們依靠武力，放火焚燒彼此的城鎮來造成威懾。到1900年之前，這些幫會都是非常可怕的勢力，直到他們被一位英國警察在新加坡鎮壓下去，華人幫會才徹底消失，但在1930年的大蕭條時代又重新出現。另外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清朝結束之後的二十五年間，因為軍閥混戰，人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會發生什麼，大批華人再次湧入泰國。這次移民熱潮與先前的幾次很不一樣，但它並沒有改變基本的華人分布情況。泰國的華商非常的出眾，在曼谷的華人掌控了大部分的商業命脈，例如，97%的典當商鋪屬於潮州人，他們還控制了70%的大米貿易和90%的中醫業。美容業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經營，59%的機械工場由廣東人掌握，90%的造紙業在客家人的控制下。後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建成，人們可以更容易地抵達離中心更遠的地方，華人人口的流動性增大了。世界大戰時期對於泰國華人來說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他們不得不承受著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以及後期毛澤東、蔣介石的行為給他們所帶來的巨大的身份認同壓力。他們不再被視為來自某一個地方的人，而是被看做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人。這與泰國的民族主義是互相衝突的，華人與當地人的關係變得極為複雜。在二戰之後，泰國華人的境況變得更為困難。主要因為在戰後雖然泰國王室還繼續存在，但泰國的統治者實際為國內的軍事力量。而泰國華人的忠誠受到了軍隊的懷疑，華人也經常收到來自於警察的歧視和挑釁。這個時期，泰國共產黨成立了。泰共是由貧窮的工人階級的華人建立的，它是以華人為中心的遊擊隊。雖然境況困難，但泰國的經濟依舊主要被掌控在不同的華人群體手裡，不過華人沒有政治力量，因為政權完全被掌握在軍人手裡。1970年以後，第二代移民開始試圖轉換他們的身份，他們希望他們的孩子不再只是商人，也可以從事政府官員、法官、醫生、教授等職業性的工作。因為商人並不被視為一個上層社會的職業，而華人十分渴望得到更多身份上的認同與尊重。如果一個人是醫生、教授或者法官，就會更加受人尊敬。冷戰時期因為美國的介入，泰國的大學開始擴建，這對泰國華人來說是非常好的機會，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孩子送進大學。1973年，泰國軍事統治逐漸被瓦解。在兩年間，泰國爆發了一次又一次大型的群眾運動。許多著名大學的學生也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並成為其中的重要一環。學運被殘暴的鎮壓之後，一些倖免於難的學生逃到偏遠地區並和泰共聯合。這些學生雖然本身是華人，但卻堅定地認為自己是泰國人，可泰共卻認定他們的中國身份。因此，學生和泰共之間存在矛盾，最後學生們離開了。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領導中共停止了對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於是泰共很快就徹底垮掉了。1977年以後，泰國不再有保留選舉制度的黨派，不同的政治力量全部變為保守派。在這個時期，泰國的銀行數量大幅度增加，每一個銀行在全國的不同地方都擁有支行，這些銀行甚至比省政府還要大。這對於華人來說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通過銀行參與到政治中去。華人銀行家們掌控了賭博、房地產等領域，基本成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說是「軍閥」。商人變成了政治鬥爭中舉足輕重的角色，這股力量膨脹之後變得非常可怕，他們渴望擁有權利，因為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在八九十年代，繼十九世紀之後謀殺再一次變得非常猖獗，官員之間的暗殺層出不窮。這些新興的政治家以家庭為單位組建他們的政治力量，也更加強調他們「中國人」的身份。1997年，政治鬥爭導致了經濟危機。許多銀行企業破產，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新政治家們從中上位並希望可以控制國家政權，他們不僅僅滿足於控制議會，而且還想成為國家總理，想成為「英雄」。而王室和軍事力量在此時已經漸漸從政治舞臺上消失。在現在的泰國，政治形式是極端複雜的，暴力事件不斷。對於華人政客來說，他們不再會空談自己的中國背景。如果他們說「我是中國人，我想競選泰國總統」，這會聽起來很荒唐，即使人們其實早就對他們的民族背景心知肚明。這也就是為什麼種族不再成為政治鬥爭中的武器，無論是黃衫軍還是紅衫軍，都將政治鬥爭的重點放在政府、資金和政治政策上。對不起我講了太多，但我想這個話題是非常有意思的，那麼今天就到這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