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我申請籤證去做關於印尼革命的研究的時候，在籤證通過之前，我不得不等上九個月。主要原因，是官僚的懶惰，但也有這樣一種可以理解的恐懼在起作用——籤證官可能會擔心，來自美國的研究者可能是美國特工。在蘇哈託——他是親美的——治下發生的變化，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蘇哈託政權有全面控制所有外國學生，禁止他們研究任何被認為「敏感」的東西的野心。控制是通過軍事情報機構來完成的，這個機構又使用了一個偽裝機構，LIPI（印尼技術機構），這個國家官僚機構僱傭的人員，是那些很少教學生、也幾乎不與學生接觸的，「值得信任的」教授。這個管理技術也流傳到了馬來和泰國，以及，在稍弱的程度上，菲律賓。在所有這些國家，形形色色的情報機構的否決權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申請研究籤證的學生要麼回到了安全、無害的研究，要麼研究怎樣精明地說謊，提交他們無意在田野中進行的研究計劃。
這些外國學生大多也得到了外國政府或私人基金會的資助。這些機構——美國的、日本的、荷蘭的、英國的、法國的、加拿大的、等等——也有自己的長期目標，數十、甚或數百學生依賴它們的資助。對，比如說，印尼或馬來懷有多種興趣的外國政府，也不得不仔細地思考，怎樣才不至於讓東道國政府感到不安。私人基金會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怎樣在不讓國家機器感到冒犯或不安的情況下，鼓勵好的研究。如果它們太大膽的話，它們就可能被禁，它們的計劃就會被封鎖，它們與相關國家的教育部、以及特別是情報部門的關係就會變得很難搞。在這樣的壓力下，這些機構和基金會被迫謹慎和保守，是相當可理解的。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為什麼它們善意的項目很少會支持公共知識分子，卻寧可強調不太可能造成問題的，技術專家的、或小規模的計劃——不僅對它們自己來說如此，對它們支持和資助的年輕人來說也如此。
我們還需要考慮一些強大的否決團體。讓我從每個東南亞國家那裡，給你們舉一些涉及日本基金會的善意項目的例子。在印尼，最重要的否決團體是軍方和穆斯林政客。過去三十年裡出版的關於印尼軍方（國家層面上）的好書，我真是一本也想不出來，無論是印尼學者還是外國學者寫的。可用的最好的材料，大多來自非政府組織的世界——大赦國際、印尼觀察，等等——但它們的作品不系統，並且經常聚焦於各層級、各地對人權的侵犯。但要研究軍方龐大的生意帝國（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對不起，這是「禁忌」。你也會傾向於認為，學者們一定對研究這樣一個古怪的情況——這個國家名義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在過去十年裡，各種穆斯林政黨獲得的選票加起來也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感興趣吧。或者，為什麼在過去十年裡，在伊斯蘭的影響明顯在不斷增長的同時，穆斯林政客的聲望卻跌倒了最低點？但在這些問題上，你能夠發現的，只有沉默。
在菲律賓，最強大的否決團體是天主教會，它成功地封鎖了一切關於離婚的開明法律，引起了無數的婚內分居——後者對女人和兒童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它還阻礙了各種節育機制的廣泛傳播：這個立場不僅導致了人口的無節制增長（這個國家已經飽受貧困煎熬了）和因此而來的，大規模的移民（大量的國民為謀生而外流），還損害了與愛滋病的鬥爭。教會的總資產和內部預算經常是被嚴守的秘密。我也想不到有哪本書系統地研究過教會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政策，以及它們給菲律賓民族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後果。
在馬來，至關重要的否決團體，是內向生長的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寡頭，它已經牢牢掌握權力半個多世紀了。多年來它一直在常規地使用嚴酷的國內安全法案——一部繼承自晚期英國殖民統治，但得到獨立後國家「改良」的「安全」法——來鎮壓反叛者、批評者和異見人士。它的說法一直是，這個法案對於維護社會和平、民族統一和改善族際關係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的確，今天，UMNO正在衰落——多虧深刻而廣泛的社會變革，巫統的平庸和腐敗的領導，以及，很簡單，民眾的不耐煩。的確，今天出現了許多有能量的環境非政府組織，這些非政府組織反對種族歧視，特別是針對悲慘的印度（泰米爾）少數的歧視，等等。但對UMNO精英本身的腐敗、無能、虛偽、和歧視態度的正面攻擊，還沒有出現，還沒有，儘管學者和公眾正在一點點地勇敢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