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開始投遞校招簡歷。2015年10月23號，我收到浙江衛視的第一聲問候：「您好！您已經通過浙江衛視招聘簡歷初選。」那時候我一個人租住在校外，偶爾去學校的操場跑步。我看到操場上奮力奔跑的學弟學妹們，竟有一種稍有不慎，就會淹沒在時間洪流裡的恐慌。他們還年輕，可年輕這個擋箭牌，已經保護不了我了。後有激浪，前路無卜。所以八個月後，當我正式站在莫幹山路111號大門口，我舒了一口氣，反倒沒有肺腑翻騰的狂喜。
大學裡，竺可楨老校長留下了兩個問題：「你來這裡做什麼？你要做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如影隨形於我至此，過去沒想明白，現在也是。但111號的大門更像是一扇通往現實生活的大門，進門上班、出門下班、而門內則是現象級節目的醞釀。電視臺像一座被加了巨型水泵的水庫，水流湍急不息，哪有時間再讓我像少年一樣哀傷。
在入職至今的三個月裡，我經歷了《言值大作戰》的錄製和《王牌對王牌》第二季的籌備，鮮少有時間去細細琢磨這份工作的樣貌。現在執筆，發現有幾個瞬間難以忘懷。
《言值大作戰》的時候，我負責邀請節目的指導老師林正疆，他是辯論界的詭才，據說能與黃執中唇槍舌劍於伯仲之間。他來的時候躊躇滿志，帶著高尚的理想。可幾次策劃會下來，他發現綜藝不像他想的那樣，於是感到失意，後來病了一場。他與人說：我被當初跟我談的小夥子騙了。我感到窘迫，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釋。綜藝的盛行，是文人的悲傷。文人的悲傷，是不解綜藝的盛行。其實我作為一個剛涉足綜藝之人，也慣常去吐槽現有的種種。但我現今意識到，理解綜藝「為什麼要這樣」，或許比「不能這樣」更為實際。
衛視節目方案大賽，我的方案《扶搖直上的我》最終入選。但在後續的討論會上，這個方案的弊端逐漸顯現。電視行業裡從來就不缺乏點子，而是在一個想法誕生之後，再多問一句，為什麼要這樣？稀缺的永遠是觀眾喜歡看的點子。如果說，電影是夢想的藝術，那麼電視，就是現實的藝術。電視在策劃到執行的過程中，最看重「有效」二字。
說到節目的執行，有一件事情讓我十分感動。
過去的我是一個獨行的人。遇到什麼事情都喜歡一個人扛著。言值第二期的時候，我的同事們每人都領到了與一位明星對接的任務。恰巧到我這，空了。落在我身上的，是一個萌娃與明星互動的遊戲。我需要找三位很可愛的小朋友，與明星們做一個類似於你來比劃我來猜的遊戲。這個節目十分尷尬，尷尬在於它與節目的主體比起來，十分不起眼。但它又十分重要，因為他是整個節目唯一的一個互動遊戲。第一次彩排的時候，來的小朋友因為怯場全數不能用。而當時已經是下午五點，第二天就要錄製節目。僅剩的幾個小時，我需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三個超級萌娃，確保他們在舞臺上能夠有良好的表現，並且選好歌曲，剪輯好十五首歌曲的MV。我走過一位老編導的身邊，她見怪不怪地對我說：這就是電視行業，你要習慣；我碰見一位新同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加油，做不好明天你就成為二線導演了。我當時也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完，蛋，了。我腦海中浮現了捲起鋪蓋跟大家說再見的情景。
話雖這麼說，我還是迅速理清了做事的思路。我打開了通訊錄，給每一個可能幫到我的人打去電話，老編導、幼兒園老師、親戚朋友…… 線索一環扣一環，面越鋪越廣。我手頭聚集了幾十個小朋友的資料，為了防止小朋友上臺呆掉，我甄選了其中十幾位小朋友並打去電話，要求他們當晚來賓館面試。這一次，我要一擊必中。
選好小朋友，已經是晚上近十二點。我癱坐在賓館大廳，這個夜晚才剛剛開始。後續的工作量，已經完全超出了我一個人的承受範圍。這時候，我的手機竟然陸陸續續地響了起來，是言值第一期的月月和聲音的戰爭組的雒成：寒石，聽說你遇到了困難，你等我一會，我現在就來幫你。幾位實習生開完會路過大廳，看到我一副死掉的樣子，他們停下腳步：反正我們這也沒事了，我們來幫你吧。
我第一次，第一次被這種團隊的力量深深觸動。不需要任何回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為那一刻我需要幫助，我甚至都沒有開口，他們感覺到了，他們真的就到了。
凌晨兩點，我不忍再讓他們陪我熬著，叫他們回去休息。而我則繼續奮戰，通宵至天明。早晨九點，我剪完最後一段MV，直赴演播廳迎接梳妝打扮好的萌娃們，開始當天的集訓和錄製。
那晚，萌娃們在觀眾的歡呼聲中上場了。
他們在臺上奔奔跳跳。而我意識到，這裡一切，就這麼開始了。
（作者：章寒石，浙江衛視節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