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大法官的提名人,卡瓦諾的這番公開表態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取證和判決/得出結論完全是不同的法律程序。聯邦調查局是得不出結論的,這是對的, 但是它的作用是調查和收集證據,提供判斷和得出結論的依據。
在這裡,我有必要解釋下為什麼在針對卡瓦諾性侵指控的問題上,聯邦調查局不能自行展開調查。對於聯邦調查局來說,如果它認為某人已經或企圖要違反聯邦法律,那麼它可以自行展開刑事調查。但美國司法部已經表示,針對卡瓦諾的性侵指控不涉及潛在的聯邦級別刑事犯罪。也就是說,聯邦調查局無法以刑事案件調查為由主動介入。但聯邦調查局可以圍繞指控卡瓦諾性侵做件事,對其作為提名大法官資質問題做更多的背景調查。在對最高法院提名人進行背景調查的行動中,聯邦調查局的角色不同:它的角色是為白宮提供參考信息。通常情況下,這些調查始於提名人成年以後的經歷,但如果白宮希望獲得更早時期的更多信息,它可以提出要求。也就是說,川普需要要求聯邦調查局進行更深入的背景調查,聯邦調查局才能介入,而卡瓦諾自己可以主動要求或促使總統和共和黨人做出進行進一步背景調查的決定。
作為一名法官,卡瓦諾應該完全明白證據的重要性,因為法官的裁決最需要的就是以證據為依託。而在面對案件中的證據時,作為法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關注案件證據是否全面和完整。卡瓦諾似乎輕視收集證據的重要性,不同意讓取證機關進行取證,實在不可思議。 卡瓦諾作為法官應該比誰都明白,只有總統和國會在進行了全面的背景調查,掌握了全面的證據後,才能對提名人的資質做出最好的判斷,這和法庭判決是一個道理。難道在面對指控的情況下,卡瓦諾想要不進行調查和取證工作,直接不了了之嗎?這符合一個法官的行為準則嗎?聯邦調查局對一樁三十多年前的案件進行調查,確實很難得出百分百確信的結論, 但是這個不應該成為不進行調查的理由,因為聯邦調查局在這件事情上的角色是儘可能多的收集證據,為總統和國會提供參考。
退一萬步來講, 如果真的如卡瓦諾本人所說,他是無辜的,那麼他更不應該拒絕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有限度的調查,因為這給予了他一個在美國民眾前澄清自己的機會。他如果對自己的清白有信心,他應該歡迎甚至主動要求聯邦調查局對他展開調查。
星期五下午,迫於政治現實, 共和黨的參議員們和川普溝通,讓川普要求聯邦調查局對卡瓦諾進行限時調查。 聯邦調查局應該有兩個調查的方向:一個是收集性侵的直接證據,這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件事——如果發生了話——是36年以前發生的,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性還能找到直接證據。
但是我前文已經提到,卡瓦諾的性侵指控不是一個刑事案件,聯邦調查局的角色不是找到決定性證據,幫助檢察官起訴。這是一個關於提名人資質的進一步背景調查,可以說是個人事的案子,考慮的問題是卡瓦諾有沒有資格成為美國下屆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此, 這完全是另一個標準,聯邦調查局不需要只去找決定性的直接證據。
作為對於卡瓦諾資質的進一步背景調查,聯邦調查局的重點的是審核福特和卡瓦諾個人的可信度,為總統和國會做出決定提供參考。在這個思路下,聯邦調查局其實有很多切入點。首先,聯邦調查局可以對馬克·賈奇(Mark Judge)、利蘭·凱瑟(Leland Keyser)和PJ·史密斯(P.J. Smyth)進行問詢。他們都是福特或卡瓦諾的高中朋友。並且,福特已經在聽證會表示,這三人性侵當晚都在派對現場。賈奇已經在周五公開表示,他願意配合聯邦調查局調查。同時,聯邦調查局還可能調查一些細節,以證實福特的說法。福特在聽證會表示,在她被侵犯數周后,她在當地的Safeway雜貨店見到了賈奇。賈奇在自己的《浪費》一書中寫道,他年輕時曾在當地一家超市打過工。聯邦調查局可以要求Safeway或賈奇提供就業記錄,以確定他在1982年是否在那裡工作。如果他們可以找到相關就業記錄,福特的可信度就會大大提高,並可以縮小襲擊發生的時間範圍。聯邦調查局也可以研究卡瓦諾自己保留的1982年的日曆,根據上面記錄的行程安排來尋找相關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