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前一小時，36 歲的他已經送出 400 多個包裹、工作 21 小時，他向同事發了簡訊，懇求跳過這一單：「太多了，受不了了。」
四天後，這位送貨員死了。
據韓國快遞公司的工會官員說，除了這名送貨員之外，還有另外 13 名員工過勞死，其中大部分是快遞送貨員。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韓國的送貨員要面對龐大的線上訂單壓力，隨著要送出的包裹越積越高，他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英國某媒體指出，在韓國，這樣的壓力尤為嚴重，因為這些送貨員通常需要在數小時內送達，而非數天。許多消費者等不到貨，就會打電話客訴：「能不能快點，我在等著這些貨要做晚餐呢！」
同樣在亞洲，日本的主流外送平臺，包括 UberEats、「出前館」等的送餐員人數已經突破 4 萬人。同樣受到疫情影響，許多餐飲業者進行了規模或大或小的裁員，「外賣送餐員」成為了這些人的就業新選擇。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與 COVID-19 有關的失業人數，截至今年 9 月 25 日達到 6 萬人，餐飲業就佔了 17％，約 1 萬人。UberEats Japan 指出，尤其在肺炎疫情之後，「來自原餐飲業的從業者有所增加。」
多國存在外送員「勞動環境」課題無論是美食平臺的外送員或物流業送貨員的「勞動保障」一直都存在且無法忽視，在日本，「外送員」平均年收約為 200 萬至 300 萬日幣——儘管 UberEats Japan 指出有外送員可以達到千萬日圓的年收入，但就像許多外送員所說，有時會遇到斷單情況，時薪可能還不到 1000 日圓。這些外送員被認為是利用個人閒暇時間的方式參與外送，屬於「個人事業主」，發生事故時無法獲得補償，安全保障體系相當不足，在日本，外送員的待遇顯然還有待改善。
回到快遞員過勞死問題嚴重的韓國，則是直到死了 14 名快遞員才引起了韓國政府的關注。在死者家屬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進行調查、弄清真相後，文在寅呼籲徹底改革快遞人員的工作條件。
今年 8 月，韓國勞動部介入並敦促物流公司籤署聲明，確保司機、送貨員得到足夠休息，且不連續上夜班，三大物流公司也出面為員工的死亡而道歉。
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包括美食平臺外送員的增加，他們可能因失業而投入這份工作，也有越來越多餐廳改做外賣，讓新型工作誕生，對於電商物流業而言，線上訂單的激增，則正讓送貨員與司機喘不過氣。
「晚點沒關係」韓國消費者意識改變，社交平臺多個暖心 hashtag 聲援外送員面對這樣的問題，韓國消費者意識開始改變。雖然有不少消費者會打電話不斷催促外送員儘快將貨物、生鮮食品送達，或者向總公司客訴送貨速度過慢，但正有一批消費者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有些公寓的窗戶會掛上「親愛的快遞員，晚點沒關係」的布條，也有消費者會在收到包裹時，送上一杯熱咖啡或一份早餐給外送員，而在社交媒體上更有「#晚了沒關係」、「#謝謝你快遞員」以及「#我們要阻止讓快遞員死亡」這樣的 hashtag 誕生。
科技使「一鍵讓美食生鮮送到家」得以成真，也成為了一種新形態的工作方式，讓受到疫情影響的失業者們不至於餓死，除了政府應主動介入外送平臺與外送員之間的勞動問題之外，對於消費者而言，多一份耐心與同理心也有可能成為阻止這些外送員、快遞員過勞死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