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對嘉農棒球隊的印象，總是聚焦於1931年打入日本夏季甲子園的事跡，但如果回到過去來看，當時自詡為臺灣唯一的言論機關《臺灣新民報》的報導，卻是著重在「三民族」的角上來待支球隊看這些。正是因為棒球隊的成員是由本島人、高沙的人以及內地人所組成，《臺灣新民報》的專欄文章記者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這些是一個「真正的臺灣代表隊」，因為「嘉農棒球隊當然以超越其他球隊的運動者精神態度奮戰」。
而臺灣人得知道嘉農棒球隊用這麼「複合式」的時候容進軍日本甲子園，激起的不只是對棒球的盛情，更重要的在與民族主義式的認同，以及期望通過棒球，來證明白「臺灣人也是可以在國際場上佔有一席之位的」！嘉農棒球隊不管在當時的臺灣島內或是日本境內，都擁有超高的知名度（甚至現在也是），但是臺灣的第一個進軍日本的原住民棒球隊，可不是1931年的嘉農棒球隊喔！
這一支球隊，是「後山的榮耀」——能高棒球隊。實際上，棒球引進臺灣之後，起初僅是日本駐臺人員閒暇遊憩的遊戲，直到1906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開始推動棒球運動後，以規格化、制度化的方式訂立棒球比賽規則，具有現代意義的棒球比賽才正式開展。這一波棒球風潮，迅速在臺灣西部的中等學校蔓延；花蓮地區則在1922年，由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的主導下，成立了「花蓮港體育協會」，參賽隊伍包含「鐵道隊」、「鹽糖隊」、「旭組營造隊」等等。
其中，曾在旭組營造隊打球的林桂興，就是日後能高棒球隊（以下簡稱「能高團」）的重要推手。「能高團」主要的球員上場，都是由花蓮地區的阿美族青年所組成。過去，東部原住民進行狩獵的時候，常常撿拾隨手可得的石頭塊、竹棒為輔助工具。這樣的訓練過程雖然沒有形成制度化的遊戲或賽制，但在投、打的過程中，卻建立了良好的反射動作及過人的體力。
1921年，曾經擔任「旭組營造隊」主將的林桂興，無義間看到兩位舞鶴社的青年，正在利用石頭塊與木棒進行類似投打的舉動。驚人的速度比準確度，使林桂興當下便決定以這兩位青年為核心，召集有興趣了解棒球運動的阿美族青年。最後，這支棒球隊一共招攬了十四餘名的運動好手。在教練林桂興的訓練下，棒球隊成績越來越突出，不僅打敗了花蓮港其他傳統強隊，主投查烏馬更在1923年的某一次比賽中，創下投滿16局的驚人的記錄。
有鑑於此，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與花蓮港街長梅野清太決定把棒球隊成員全數安排到「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一方面提供更完善的訓練以及設備，同時以校隊、甚至是地方代表隊的名義進行訓練，期待日後能代表花蓮參加全島性的比賽。除此之外，政府也希望藉此向阿美族宣揚殖民帝國的進步，並對阿美族部落進行「招撫」、「教化」的殖民作業。以上種種，都是為了避免原住民再次進行武裝反抗。
與此同時，考量到以「高砂」為名過與籠統，不能突顯該隊以阿美族青年為主的特色，球隊最終改以阿美族主要狩獵場「能高山」命名。才此地，「能高團」終於正式成立了。由於總督府刻意栽培，以及能高團員優異的運動能力，除了橫掃臺灣東部的棒球隊之外，能高團也於1924年9月進行「西徵」。儘管最終勝負參半，但以原住民青年為主的指標性特點，確實也引起了不小的關注與話題。
1925年，能高團在臺灣總督府的支持下，從基隆市港出發，準備在日本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棒球友誼賽。7月9日，日本方面派出豐島師範學院，沒想到終局以28:0的成績大敗給能高團。為了不丟光日本帝國的臉，裁判只好宣告比賽結束，能高團的名聲，也在這一戰後出現在日本各大媒體。在這一個月的比賽中，能高團拿下了四勝四負一和的成績！
有趣的是，由於每次比賽過程也都以阿美族語溝通，對與日本球隊而言，這也成為一種完全無法參透的「暗號」。在這一次的巡迴比賽後，臺灣「能高團」的棒球能力被日本許多球團看中，相繼派遣專員到臺灣挖掘有潛力的球員。當時，能高團就有四位球員移居日本，在日本球壇表現優異。其中之一的羅道厚，甚至在1928年代表京都平安中學出戰甲子園，投出「無安打、無失分」的精彩比賽，幫助球隊拿下連續三場完勝，充分展現出這個臺灣棒球小將的價值。
其後，他除了進入棒球名校「法政大學」就讀，更在畢業後成為第一位以臺灣高山族身份登場的職棒球員。遺憾的是，在徵戰日本不久後，能高團面臨主導者到世、繼任的地方官員又無心經營球隊的局面，使得能高團的傳奇故事，也就這樣劃上了休息止符。資源較為不足的花東地區，在能高團後興起，促使日本球團開始重視原住民球員的優異體能，紛紛派遣球探前往部落找尋棒球好手。
若真要說能高團對於臺灣棒球歷史的貢獻，除了是第一個完全由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之外，殖民政府也在培訓能高團的過程中，發現可以利用棒球運動來達到教化、宣傳帝國思想的功能。能高團的出現，可以說是見證了原住民被納進殖民政府所建構的運動比賽之中。「能高」也為臺灣棒球發展史上，寫下了短暫卻又絢麗的傳奇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