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不僅在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非常強盛，在宗教方面發展也很快。虔誠的高僧們為弘佛法遠渡重洋，其無所畏懼的奮鬥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
唐代前往印度的路線分為陸路和海路。由長安西行，經甘肅、新疆、中亞進入北印的路線是漢代以來最主要的交通路線；另一條是唐初開闢經由西藏、尼泊爾往印度的中印藏道。
海路是由廣州、交趾（今越南河內附近）等地經由南海前往印度。隨著唐代南方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海上貿易的興盛，從高宗時起，往印度求學的高僧多由海路附舶而行。「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註：《宋高僧傳》卷11，第247頁，中華書局1987年。）唐代虔誠的信眾們不畏艱、一批又一批地附舟前往五天竺禮拜聖跡，足跡遍於印度、尼泊爾、斯裡蘭卡、馬來西亞、日本等許多國家和地區。
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法》一書記載，當時由海路前往印度的高僧有幾十人之多，其中有并州常慜法師及弟子，益州明遠法師、義朗法師、義玄法師、智岸法師、會寧法師，洛陽曇閏法師、義輝法師、智弘法師，荊州曇光法師、道琳法師、慧命法師、無行法師、法振法師、乘悟法師，潤州江寧玄逵法師，襄陽靈運法師，澧州僧哲法師、大津法師，梁州乘如法師，高昌彼岸法師、智岸法師，愛州智行法師、大乘燈法師，交州運期法師、木叉提婆法師、窺衝法師、慧琰法師，高麗僧玄遊法師及不知名新羅僧二人。
公元671年（高宗鹹亨二年）義淨大師與弟子善行法師從廣州搭波斯船南行，遊歷三十餘國，於公元695年（證聖元年）回到唐朝。在義淨大師逗留於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期間，又有貞固法師、懷業法師、道弘法師、法朗法師等僧自廣州搭船前往室利佛逝幫助義淨大師譯經。義淨大師回國之後，慧日法師仰慕義淨大師西行壯舉，乘舟往印度尋訪梵本。
唐代還有一些僧人渡海前往日本弘法，律宗高僧鑑真大師因日僧榮睿法師等人的懇請，遠渡大海前往日本傳法，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歡迎。
同一時期，唐代佛教的繁榮吸引著來自亞洲各國的僧人，朝鮮、日本、斯裡蘭卡等國的僧侶源源不絕的從海路附舶而來，唐王朝的土地上活躍著眾多國籍、品貌各異的僧人。
永徽六年（655年），中天竺沙門那提法師攜帶大小乘經律論梵本五百餘莢、一千五百餘部到達長安，奉詔於大慈恩寺譯經。開元七年，南印高僧金剛智法師與弟子不空法師從海路到達廣州，被迎至長安弘傳瑜伽密教。又有北印度沙門智慧法師（梵名般刺若），聞中國五臺山有文殊靈跡，遂錫指東方，將近廣州時船卻被大風吹還，他又重修巨舶，終於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達番禹。
唐都長安的各大寺院居住著來自各國的高僧，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圓仁法師在京城遇到了天竺、日本、新羅、獅子（今斯裡蘭卡）等國的僧侶（註：《入唐求法巡禮記》卷3，第1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朝的許多城市和宗教聖地都有外僧在活動，各地分布不少以國為號的寺院，如「新羅寺」、「天竺寺」等，杭州天竺寺就是天下聞名全國的大寺。
隋唐時期，中國與東鄰朝鮮、日本的關係十分密切，兩國都有大量留學僧來到唐朝求學，朝鮮入唐的僧侶最多。據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引自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一文的統計，新羅留唐僧徒有法號可考者逾一百三十人，實際人數要遠大於此數。
在唐代小說、筆記和詩歌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關新羅僧、高麗僧的記載，「高麗僧」甚至被作為諷喻之詞。唐官場中，左臺稱右臺為「高麗僧」，「言隋漢僧趕齋，不咒願嘆唄，但飲食受[貝+新]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輦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註：《太平廣記》卷254，「左右臺御史」條，第1973頁，中華書局1961年）新羅僧徒多由海路來唐，在揚州、登州、楚州等地棄舟登岸，這一帶聚集了不少新羅僧人。
九華山發展為中國著名的宗佛聖地，與這些新羅僧有著密切的聯繫。新羅王子金氏遊方來到池陽九子山（今安徽九華山）修苦行，被當地百姓尊為地藏菩薩示現，為他興建寺院，「新羅僧徒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註：《宋高僧傳》卷20，第516頁，中華書局1987年）九華山逐步發展成為一大宗教聖地。
日本推古王朝統治時期，攝政的聖德太子大力弘倡佛教，於608 年派高向玄理法師等4人和僧旻法師、清安法師、惠隱法師、廣齊法師等學問僧前來求法；之後，又有靈雲法師、惠雲法師前來學習佛法。
隋唐之際，日本來中國的僧侶絡繹不絕，先後有福亮法師、智藏法師、道慈法師、道昭法師、智通法師、智達法師、玄昉法師等人，最著名的當推「入唐八家」——最澄法師、空海法師、圓仁法師、圓珍法師、常曉法師、圓行法師、慧運法師、宗睿法師。他們求得大量經書文物回國，對日本古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
唐代之所以能出現求法弘法熱潮，有其深廣的社會背景，也與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它與中國及亞洲廣大地區佛教的迅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印度佛教在公元七、八世紀發展到了頂峰，在南亞、東南亞一帶廣為流傳，擁有越來越多的信眾。
在中國，佛教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寺院廣布，僧尼眾多，佛教在社會各階層廣為傳播。但佛教的發展面臨著一定的難題，一方面由於翻譯方面的問題，魏晉以來傳入的許多佛經名義未能統一，在佛教界引起一定的混亂，另一方面某些沙門戒律鬆弛、引人譏嫌。
為弘大法，玄奘大師於貞觀年間慨然西行，親至佛地求取「真經」，其他沙門步其後塵，紛紛西遊尋訪知識。
唐前期，中國化的各個宗派逐漸形成，並相繼傳入了周邊國家，對朝鮮、日本等國的佛教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吸引了來自各國的僧侶。
其次，唐代政治軍事的強大和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僧人的宗教活動提供了堅固的物質基礎和極為有利的社會環境。唐代的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繁榮的帝國之一，與亞洲各國頻繁通使往來，高麗、扶南（今湄公河三角洲一帶）皆為其屬國，它的勢力範圍遠至中亞，整個亞洲地區都受其政治和文化的影響。
正如義淨大師所稱「雞貴、象尊之國，頓顙丹墀。金鄰、玉嶺之鄉，投城碧砌。」（註：《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第22頁，中華書局1995年）玄奘大師從印度歸來後，上表稱「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鎮蔥嶺之外。所以戎夷酋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註：《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第126頁，中華書局1983年）
再者，亞洲地區，尤其是唐王朝海上貿易的發展與航海技術的進步，為海上弘法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條件。
唐初，海上運輸已有一定的規模，開元時更加發達，中國南部沿海的對外貿易城市泉州、杭州、廣州、揚州等發展很快，揚州已經超過洛陽和長安，是全國最繁榮的商業城市。
與周邊國家的海上貿易的規模逐步超過了陸上的絲綢之路，中外交通空前發達，亞洲各國的香料、藥材、胡椒源源不斷地由海路輸入，中國瓷器、茶葉、絲綢則遠銷許多國家，尤其是瓷器，在海外開闢了廣大的市場，現代考古學家已在日本、朝鮮、印度、尼泊爾、馬來西亞、伊朗、伊拉克及非洲的許多地方挖掘出唐朝生產的瓷器。
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經濟往來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盛況，揚州、廣州都僑居大量波斯商賈，其它的城市也有波斯人、大食人在做生意，沿海城市停留著「南海舶」、「波斯舶」、「獅子舶」、「交趾舶」、「崑崙舶」、「西域舶」和日本船」等來自於許多國家的船隻，中國海船數量最多，並以其體積和抗風能力強而著稱。
公元748年，唐鑑真大和尚率門徒第五次東渡日本，結果遇上風暴被飄到海南島，北歸途經廣州，他看到附近的江中停滿了婆羅門、波斯、崑崙等國的船隻，不計其數（註：《唐大和尚東徵傳》，第74頁，中華書局1979年）。商業和海上貿易的興盛，造船業、航海業的進步為各國僧侶們的往來提供了空前未有的便利。
三
求法僧們不畏艱險，遠渡滄溟，弘傳佛教，對亞洲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求法活動大大促進了唐代佛教的發展和亞洲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華梵僧侶從印度運回大量經典，進行了艱苦的翻譯活動，為唐代各宗派的成立與佛教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在中國佛教史上，義淨大師是一位影響很大的人物，他留學印度多年，攜近四百部梵本歸國，又組織譯場進行翻譯活動，與晉代法顯大師、唐代玄奘大師並稱為三大求法僧，成就很高。
慧日法師是又一位著名的求法僧，歸國後著重弘揚淨土法門，被賜與「慈愍三藏」的稱號，對淨土宗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在唐代佛教的發展中，印度來華高僧功不可沒。玄宗統治期間，「開元三大士」（善無畏法師、金剛智法師、不空法師）相繼來到長安，中國逐步形成完備的密宗宗派。開元四年，中印度高僧善無畏法師首先到達長安，開始正式傳授密教。四年後，南印高僧金剛智法師與弟子不空法師來到中國大弘密教，金剛智被唐朝尊為國師。金剛智大師圓寂後，不空法師奉朝廷之令率領弟子三十七人乘崑崙舶啟程，前往獅子國遞送國書並學習密教。幾年後，不空法師帶著大批佛經和獅子國國王贈與唐王朝的禮物回到長安，在兩京地區大弘密教，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
求法活動對日本、朝鮮等國的文化發展有重要意義。渡海求法的高僧們將中國佛教的各宗派傳入東鄰，法相、華嚴、律宗、密宗、天台等在新羅、日本等國迅速發展。
宗教的傳播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傳播。來華求法的僧侶在中國學習多年，全面地學習了先進的漢文化，回國後對本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日僧空海法師歸國後參照漢字創造了「平假名」，並設「綜藝種智院」，傳授中國的各種技藝。唐代高僧鑑真大師赴日傳法，不僅成為日本律宗的開山祖，而且有功於奈良文化的發展，在日本佛教史、建築史、醫學史和木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留學印度的求法僧們不畏犧牲，埋頭苦幹，在人類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求法僧們也是古代歷史上偉大的探險家，他們或從廣州、或從交趾、或從揚州附舶遠行，其足跡到達了越南、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斯裡蘭卡、印度、尼泊爾、日本、朝鮮等許多國家和地區。
由於飢病、海浪的威脅，盜賊猛獸的荼毒，大多數渡海求法的僧人未能重返故鄉。并州僧常慜法師及弟子「冀得遠詣西方，禮如來所行聖跡」，由江表隨舶南徵至末羅瑜（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又搭船往印度，解纜未遠忽起滄波，常慜法師與弟子俱與船共亡（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第51頁，中華書局1988年）。
唐僧智岸法師、窺衝法師、木叉提婆法師、智行法師、大乘燈法師、彼岸法師、曇閏法師、義輝法師、無行法師、法振法師、乘悟法師皆於求法途中染病異鄉而亡。
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義淨大師慷慨賦詩：「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形，獨步五天陲。」又曰：「上將可陵師，匹夫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祈。」（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第151頁，中華書局1988年）
魯迅先生高度讚揚了這些求法僧的精神：「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註：《魯迅選集》第四卷《且介亭雜文》，第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與「鄭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們沒有來自國庫的強有力的支持，也沒有強大的船隊作為後盾，只是憑著一股捨身殉法的勇氣踏上漫長而艱險的旅途中。
在漫長的求法途中，他們深入細緻地學習了各國的文化，廣泛地考察了各地的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留下許多極有價值的著作，其中如義淨大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新羅僧慧超法師《往五天竺國傳》、日本真人元開法師《唐大和尚上東徵傳》、圓仁法師《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等著作先後被翻譯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種文字，是研究亞洲地區佛教與社會狀況的寶貴資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
巡禮佛地的唐僧留學印度多年，深入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風土人情，得到了南亞、東南亞一帶許多國君的禮敬，與各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進了各國間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求法僧的航海活動不僅加深了中國人對南亞和東南亞一帶的了解，對中外交通的發展和航海業的進一步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公元1405年，在義淨大師留學印度的幾百年後，著名的航海家鄭和率領明朝龐大的船隊開始偉大的遠航，他們沿著唐代海上求法僧的足跡前進，南下到達了東南亞、南亞一帶，又繼續航行到達波斯灣和非洲的東海岸進行訪問和貿易，創造了震驚世界的航海壯舉。
（原載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4期作者系南京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系講師，歷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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