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溝通中西的多條「絲綢之路」中，海路的作用和地位超越陸路是中外關係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這一變化的發生，學者們多認為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後，或認為是在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其實，早在唐代初期就有了這一動向，到武則天統治時期海路則明顯超越了陸路。
唐代記述中西海路交通的史料相當豐富，其中對武則天時期記載最詳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者義淨自鹹亨二年(671年) 到證聖元年( 695年)遊歷海外，不但到過南洋許多地方，而且長期寓居室利佛逝，結識了許多往來僧、商。因此，他對武則天時期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了解得非常詳實，反映應較準確。從該書中可見當時中印航海路線已有多條，較重要者有：
1.義淨入天竺道。從廣州登船，過南中國海，行近20日到室利佛逝(主要位於蘇門答臘島，義淨西遊後期勢力達到爪哇島、馬來半島及加裡曼丹島西部，為南洋大國)；轉經位於馬六甲峽口的末羅瑜，入印度洋，至馬來半島西海岸的羯荼國；然後「從羯荼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印度洋島國，位於馬來半島與印度半島之間)」，「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孟加拉灣港口，位於恆河河口西岸)，即東印度之南界也」。這條海路是西行僧、商慣走路線，並為義淨所親身經歷，地點、方向及日程都倍加詳細。
2.明遠入天竺道。從交阯(漢朝郡名，唐屬交州，在今越南河內一帶) 下海，「到訶陵國( 又稱社婆或闍婆，在加裡曼丹島西部海岸) 」；之後經室利佛逝向西航行，直到獅子洲( 又稱獅子國或執獅子國，即今斯裡蘭卡)；再轉北「向南印度」，即入天竺界。這條航線也是非常重要的海道，東晉法顯從印度返程時就走了近似的路線。在明遠前後西遊的大乘燈禪師、智行法師、慧琰和尚及明遠弟子窺衝，走的都是此道。
3.義朗入天竺道。從烏雷 (唐嶺南道陸州治所，在今廣西欽州，瀕海有烏雷洲)升帆，經扶南(今中南半島之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包括洞里薩湖周圍、湄公河下遊三角洲一帶) 到郎迦(即郎迦戌，或譯狼牙修、楞加修，在馬來半島東海岸)，然後再次「附舶向師子洲」。
4.智弘、無行入天竺道。自合浦( 漢朝郡名，唐置廉州，境內有合浦江，在今廣西合浦縣東北) 出海，向南經交趾、匕景，至室利佛逝，再「經十五日到那伽缽亶那國(南天竺港口，在今印度納伽帕蒂以南)」；從那伽缽亶那國，南行「泛海二日，到師子洲」，向北航行28天，到訶利雞羅國(孟加拉灣港口，位於恆河東岸，與耽摩立底國隔河相望)。
綜合以上史料可知，就出海地點而言，廣州之外還有交趾、合浦、烏雷、佔婆等地；若中轉港口，或經蘇門答臘島上的室利佛逝，或經加裡曼丹島上的訶陵國，或經馬來半島上的郎迦戌，不一而足；入印度洋後，可由羯荼到南印度的那伽缽亶那國，或者直達獅子國，也可經裸人國直達東印度耽摩立底國，路線也有多條。這樣，在中、印之間形成一個暢通便利的海路網絡。進一步比較航海日程，漢代西航印度半島需十個月，而唐代則一個半月就到達了。由此足可見唐代中西海路交通的發達程度。
結合其他史籍，我們還可看出武則天時期中西海上交通超越前代的另一方面，即從南中國海到波斯灣乃至紅海和非洲東南海岸之間這條萬裡幹線有了實質性發展。對這條海路作出明確記述的史籍，最早是德宗時賈耽所著《皇華四達記》、《新唐書·地理志》加以引錄，稱之為「廣州入海夷道」。這條航線在過獅子國後，向西北經沒來國(或譯故臨或俱蘭，在今印度奎隆)、拔䫻國(今印度河口以西、喀拉蚩以東地區) ，轉向西行入波斯灣，直達波斯灣頭的提羅盧和國(今伊拉克南部阿巴丹港附近)。它是當時西亞航運業最為發達的港口，已經建有引航燈塔之類的航海設施。再由提羅盧和國溯幼發拉底河北行，可通後來黑衣大食的王都縛達城( 或譯報達，在今巴格達) 。如果出波斯灣繼續向西南行，則經拔離訶磨難國( 在巴林島上) 、沒巽國( 今阿曼蘇哈爾) 、薩伊瞿和竭國(今阿曼哈德角)，可到紅海海口的設國( 今葉門席赫爾，也有人認為在吉布地港)，最遠可達非洲東南海岸的三蘭國(今坦尚尼亞首都三蘭港)。
儘管賈耽記述較遲，但史料證明早在武則天時期乃至以前這條航線就已繁榮起來。早在二、三世紀，羅馬人就實現了從地中海到南中國海的遠航。東漢延熹九年(166年) ，安敦使者自日南叩塞而入；孫吳黃龍五年(226年)，商人秦論進一步泛海至建業；西晉泰康二年(281年)，又有羅馬商人經廣州進獻火烷布。到南梁時，東羅馬商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波斯興起之後，取代羅馬掌握了中西海路霸權。在當時最為重要的中轉站錫蘭島，「波斯人充斥於每一個港口」。6世紀後期陸路被西突厥阻塞，為此波斯更加重視海路的作用。波斯商人「常於西海泛舶入南海，……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在中國方面，造船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如貞觀年間( 627—649年) ，僅洪州一次就能造出「浮海大航五百艘」。同時由於中國船隻船體巨大、堅固，可以在從南中國海到波斯灣之間暢行無阻，在波斯和阿拉伯貨物集散地尸羅夫，「大部分中國船在此裝貨」。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武則天擅權後西行求法的約50位僧人中，有39位是沿海路往返的。進一步說，「僧人們求法和布教的路線，其實就是商業貿易的路線」，因為他們主要搭乘民間商船旅行。
考察唐前期對外交通狀況可知，儘管經過太宗和高宗初期的拓邊和經略，陸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狀態，但是其持續為時極短!高宗後期，周邊形勢風雲突變，後突厥暴起復國$吐蕃蠶食西域，綠洲諸族附而旋叛，陸路諸道很快陷入壅塞狀態!相反，海路交通則一直平穩發展，地位穩步上升。除了以上反映海路交通發展和繁榮的諸多史實外，還有不少史料值得我們注意。史載，早在貞觀中玄奘準備回國的時候，鳩摩羅王一度建議他走海路，並說「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言外之意，若走陸路，因要經過許多敵國境界，面臨不少艱難險阻，使者就難以護送。到義淨時代，打算從陸路返程的僧人基本都失敗了。玄照法師西行最早，當時已經是「泥波羅道以吐蕃擁塞不通」； 無行、智弘、道琳三位法師先後嘗試從北天竺過中亞諸國這條玄奘走過的主路，結果，無行殞殂於中途，智弘遇賊失蹤，道琳聞難而退。其他滯留失所、遭搶喪命的還不知有多少人。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所謂陸路的繁榮鼎盛已虛妄不實。相比較之下，海路比綠洲、草原和西南絲路都更為通暢和安全，在中西交往中具有明顯的地理優勢。
海路交通的發展首先使中外人員在南洋一帶的往返明顯頻繁起來，到武則天時期他們已多走海路。筆者主要從對中外關係影響較大的幾個群體作以統計和分析。
表1 唐前期西域南海使節來華遵行海、陸次數變化表
資料來源:《冊府元龜》卷970《朝貢三》、卷971《朝貢四》，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396——11414頁。
1. 使節
以上統計反映出兩種趨勢: 一是海路國家和朝貢的絕對量次增長。在高祖朝，僅有林邑等3個國家共5次的朝貢；到玄宗朝，則發展到25個國家達69次的規模。由此可看出前來溝通的南洋國家不但在地域範圍上不斷擴大，而且他們與中國關係之密切程度也得到加強。二是就中國對外交往全局而言，海路方面比重增加。高祖朝僅佔18%，則天朝則達65%。儘管玄宗朝似有反覆，但我們都清楚，玄宗朝陸路勤於朝貢者多是唐羈縻州府制度下的半獨立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關係淵源很深，而且當時急於求取唐廷保護，在玄宗初邊疆形勢一時見好的情形下他們再度蜂擁朝貢是可以理解的。這屬於一種偶然，並沒有改變海路取代陸路主要地位的大趨勢。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原來通過陸路與中國來往的國家，如波斯、大食諸國從此改行海路，甚至一些內陸國家後來也有繞道海路的記錄。這一史實更加充分地說明了海路在中西交往發展過程中愈加關鍵的地位和作用。
2.商賈
在往來人員中，商賈恐怕是最為活躍和最具影響的群體了。他們應該是中西海上交通的
主要開創者和經營者，因為商業貿易是溝通兩地最強的原動力。在兩國交往之初，出使任務往往由商人兼任（也有個別商人為了贏利有意冒充使者身份）。即使史書上不乏類似張騫通西域的使節「鑿空」之說，然而在此之前已經有不知多少商人往來其間並為兩地的所謂「鑿空」提供足夠的信息了。此外，大量的蕃漢僧侶乃至使節往往是附乘商舶往來各地的，法顯，義淨的見聞都證實了這一點。
武則天時期，大量蕃商從海路來華，並在漢地已經頗具影響。「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光宅元年(684年) ，由於廣州都督路元叡(睿) 勒索蕃商，「崑崙舶首不勝忿，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而去，無敢近者」。肯定當時崑崙商人在廣州已有相當勢力，否則他們不足以對抗官府，更不會在血洗嶺南最高地方軍政衙門時沒人敢靠近半步。在華的波斯商人更是舉足輕重，我國境內出土了數量相當客觀的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其中絕大部分為其末期卑路斯在位時所鑄。檢核其年月，從龍朔元年( 661年) 到景龍二年(708年)，正好主要在武則天當政時期。當時波斯商賈泛海來華後，就近在廣州、揚州等中國南部港口城市居住下來，其勢力迅速膨脹。在肅宗乾元元年(756年) 安史之亂衝擊中原之際，曾勾結大食等國蕃客趁火打劫，圍攻廣州城池。廣州刺使韋利見抵擋不住，踰城逃難，這夥強盜則「略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與此同時，泛海西行的中國人也是不少。杜環流落大食期間，曾耳聞目睹了居住當地的不少中國工匠。阿拉伯史料更明確記述中國商船常在波斯灣港口裝載貨物，並在中西海路上形成很高聲譽。這些工匠和商人肯定是陸續西行的，武周時期距此不遠，恐怕已有相當規模。
3.僧侶
武則天當政時期，不少梵僧如那提、金剛智和不空等從海路來到中國，以至於梵僧、梵語為唐人所習見。在唐人的小說、筆記中多有相關的故事。其中一則敘述一位婦女在陰間不勝其苦，央求婢女學念佛經超度其魂。婢女昏絕三日，甦醒後回憶說：「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後來「有梵僧所之，雲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可見當時即使下層僕隸、使女，也能識梵、用梵語；不具語言專業學問的普通人，可能也懂梵語，並以書寫梵文為時髦。與此同時，中國僧人將西遊求法的運動推向高潮。義淨所記述的39位僧人，南渡滄溟，遠足西域，是當時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這些捨身求法的人們，只要一腳跨出國門，就很少可能再回故國。據統計，包括走陸路者在內總共61位西遊僧人中，返回國內的寥寥無幾。即使像義淨那樣重踏故土的人，也在國外寓居了20多年。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些人應視為南洋歷史上最早的華僑。
佛教之外，還有其他教派的僧侶來華。鑑真在廣州看到除了有大雲寺、開元寺兩座佛教寺廟外，「又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其規模不下佛教。早自高宗時起，全國各州就有景教寺廟的設置，祆教及摩尼等教當時也有流行。在陸路日益壅塞、海路愈加發達的條件下，這為數眾多的蕃僧恐怕多數是從海上過來的。
此外，從海路各國流入中國的貢口和奴隸明顯增多。貢口是不同國家之間表示友好的饋贈方式，往往隨著交往的頻繁而增加。唐朝是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鼎盛時期，南蠻、北狄重譯而至，大量貢口被使者們帶到漢地。至於奴隸，多由商人在海外買來，或被盜寇搶掠而來。自大足元年(701年) 起，朝廷連續發布了幾道禁止掠賣奴隸的詔書。可見武則天時期外蕃奴隸流入已經頗盛，以至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著手解決。在外蕃貢口和奴隸中，一般是音樂藝人，歌舞女伎，還有容色儀態秀麗奇豔的少女、相貌形體怪異稀見的人種。其中捲髮穿耳的崑崙、高鼻深目的僧祇和小巧玲瓏的侏儒等是海路貢口的典型群體。他們來自海洋島國，一般帶耳環、卷頭髮、黑皮膚，喜歡裸身，明顯具有馬來亞人種特徵。還有史料說，他們善識水性，多被用來潛進深海採摘珍珠；同時他們習性忠誠，「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僧祇(或譯為層期) 黑奴多來自非洲東部海岸的摩鄰、殊奈等國，不但史書中常常提到，而且考古多有發現。在廣州附近就發現了大量黑奴雕像陶俑，其中唐宋時期出土的黑奴形象，有「深目高鼻」者。在廣州市內兒童公園出土的一枚唐代象牙質地的胡人頭像印章，其執紐是一女性黑人形象，更明顯具有非洲黑人特徵。
唐代海路交通和人員往來的變化，推動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武則天時期，在中西海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相當可觀的。
1.商業貿易
中西海路上商業貿易的繁榮由來已久，廣州、揚州、安南等地向來是停泊南洋商舶的重要港口，「交廣揚益」四大工商業城市盛譽海外。尤其是廣州，在唐代已經成為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之一。港內常有崑崙舶、獅子舶、波斯舶等大量停泊，以至於「環寶山積」，貨額極大。另一方面，早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廣州東20公裡處溺谷灣建立了南海神廟。到唐代，神廟附近人煙漸稠，形成廣州外港，並發展成為扶胥大鎮。南海神是出海商人最慣祭祀以保航行平安的神靈，加上廟旁繁榮城鎮的形成，可以證明中國海外行商這一隊伍日益壯大。
在武則天當政之前和初期，朝廷對廣州的外貿管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顯慶六年( 661) 高宗在《定夷舶市物例敕》中指令道：「南中有諸國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預支應須市物，委本道長史，舶到十日內，依數交付價值，市了任百姓市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監簡擇進內。」可見基本的市舶條例已經確定。光宅元年(684年) ，武則天委任王方慶都督廣州，大刀闊斧革除了積弊。當初，「南海(此指廣州) 有蕃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 官) 南海者靡不擁載而歸」。路元睿就是由于勒索群胡而被崑崙商人殺死的。王方慶到任後，「乃集止府僚，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對商人「秋毫不犯」，使嶺南「境內清肅」。
不少史料從各個側面反映了武則天時期商業貿易的盛況。《廣異記》是一部較多敘述則天朝故事的筆記小說，《太平廣記》多有鈔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卷402「青泥珠」、「徑寸珠」、「寶珠」和卷441「閬州莫徭」等幾則。這些篇章形象地描述了當時波斯等國商胡很高的經商水平。他們幾乎走遍海內各地，而且睿眼識貨，精於商機，往往驟致巨富。因此，「富波斯，裸林邑」成為唐朝社會婦孺皆知的流行俗語。兩《唐書》和《資治通鑑》以及《太平廣記》都記述了武則天建造明堂和天樞的事情。其中「大周萬國述德天樞」高達90尺，天樞腳下澆鑄鐵山，樹立銅麒麟，無比壯觀，而其銅、鐵材料就是「並蕃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正是有了武則天時期良好的治理和發展基礎，幾十年後鑑真和尚在廣州才能見到外國商舶「不知其數」，「香藥寶貨積載如山」的盛況，廣州才能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庫」的突出地位，玄宗也才合乎情理地進封南海神靈為招財富國的「廣利王」。
2.宗教文化
則天朝是中國佛教巨大發展的時代，後來成為中國佛教主流的禪宗基本成熟，並傳布於天南海北，其他如律宗之類也有了不小的發展，這些與求法熱潮中許多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不無關係。
武則天時期，義淨行滿回國，帶來「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結果大得女皇帝青睞，到達神都洛陽時，武則天「親迎於東門外」。之後，義淨在皇帝支持下設立道場，組織了包括于闐人實叉難陀、南天竺人菩提流支和漢僧復禮、法藏在內的中外僧侶共同譯經，「前後所翻經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這些佛教經典以律為主，對中國佛教界整飭戒律、發展佛學起了重大作用。還有些僧人在自身難以回國的情況下，也委託別人把翻譯好的經書送到國內。例如高僧會寧，他在訶陵翻譯了《阿笈摩》等經，「遂令小僧運期奉表齎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東夏」。
當時也有西土高僧攜經來華傳布，對中國佛教發展影響巨大。長安末年，有天竺僧人般剌密諦三藏持《楞嚴經》梵本「浮南海而至」，掌知南銓的房融將他安置在廣州光孝寺，並與其合作譯經，完成後進獻朝廷。奏聞皇帝之前房融遭貶，結果經書被壓在內道場。後來著名禪宗北宗領袖神會偶然發現，加以傳布，「由是《楞嚴經》大顯於世。融所筆授者，為佛學之宗」。
武則天時期西土宗教對唐朝社會的影響至深，從生活方式到思想文化，都有明顯痕跡。例如，武則天所建萬國天樞，據某些學者考證，是受古印度阿育王石柱等紀念性建築文化因素的影響。而龍門石窟中的阿育王造像，則與武則天推行轉輪王政教實踐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僧侶往來和宗教傳播過程的同時，不少中國傳統文化也傳到國外。在義淨《求法高僧傳》所講到的學問僧中，大多數不但精通佛教經典，而且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在海外學習佛教經典的同時，也把中國文化弘揚出去。史載，在印度大覺寺留下唐代漢文碑刻甚多，與義淨同時代的道希法師就曾「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同時不少漢文經典流傳海外，如在印度那爛陀寺，保留著道希法師「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餘卷」，後來大乘燈禪師親見其「漢本猶存」；義淨在尋檢該寺佛經時，還發現了慧業法師譯寫的漢文本《梁論》等經。在室利佛逝國，有智岸法師「所將漢本《瑜加》及餘經論」，大津法師從漢地所「齎經像」也留於此地。
3.天文曆法和音樂藝術
唐代曆法多採自印度，在朝廷的司天台裡，有不少印度僧侶任職，如迦葉孝威、俱摩羅、瞿壇謙、瞿壇宴、瞿壇羅、瞿壇悉達等。他們精通天文曆法，把印度迦葉派、摩羅派、瞿壇派等三派曆法都傳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的瞿壇派，由瞿壇羅在武則天時期創製了「光宅歷」。
音樂藝術方面，更是博採了外來文化。不但在民間流行著五花八門的「胡樂」，而且朝廷大典中所用的儀仗樂舞也有許多外蕃文化的蹤影。例如，《五方獅子舞》，出自天竺、獅子國，杜佑認為是高宗時傳入中國，加工改編為《太平樂》，武則天時期已流行使用。至於融為一體的散樂和幻戲，從前代早有傳入，儘管唐高宗等統治者一再宣布禁斷，民間仍然非常流行。
4.異域方物
有唐一代，流入中國的方物相當豐富，美國學者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將其分成十六大類。查閱則天朝進貢事例，可以得知異域方物中尤以林邑象類最為突出。僅就《冊府元龜》所提供資料統計，自垂拱二年至長安二年(685—703年) 林邑先後7次朝貢，其中大象最多，包括表演歌舞的馴象、衝鋒軍陣的戰象，可能還有野生象。貢入朝廷後，主要用於娛樂活動及大典儀式，優美的象舞時有演出。神龍元年(705年) 八月，武則天還在病中，中宗就曾「幸洛城南門，觀鬥象。」這種鬥象活動是模仿戰鬥場面編排的節目，肯定在則天朝業已流行。同時，真臘、佔婆、波斯等國也進貢了不少大象。馬匹是朝貢方物中又一重要類別。名馬引進有利於改良我國馬種，向為中原王朝所注重!唐代馬貢極盛，則天朝以大食等國為最著。此外還有其他方物從海路充斥進來，如水精、火珠、象牙、羽裙火烷等奇珍寶貨，胡椒、沉香、檀木家具、金銀器皿等奢侈用品，導致唐廷官宦豪奢奇侈，像宗楚客建造宅院「皆是文陌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張易之母親「鋪象牙床，織犀牛角簟」，都是尋常的例子。
總結以上史實和論證，我們足以說明這麼一個問題: 早在武則天時期而非安史之亂以後，逐步發達的海路交通開始超越陸路而成為中西交往的主要渠道，日益活躍的海洋文化開始在中國迅猛湧現並形成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武則天時期開始，中國與南海諸國的聯繫得到空前加強，海洋國家成為中外交往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不但政治交往密切起來，其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大量新鮮事物也開始以超乎前代的規模流入中國，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一巨大變化，構成了武則天時期中外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
本文出自《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