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之興衰，歷來就是遵從盛極必衰和否極泰來的規律。當一個王朝走黴運走到極點時，要麼直接崩盤，要麼通過變法改革，往順境方向轉化。崩盤屬於常見的現象，而逆轉很罕見。戰國後期的秦國，就屬於罕見的通過變法而逆轉的典型案例。
秦獻公繼位之前，在秦國東面的魏國已經進行了變法，國力大勝。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 年），魏軍在名將吳起的率領下連連擊敗秦軍，完全奪取秦國佔據的河西之地。此時的秦國已經慘到極點了，只佔有隴山以東、洛河以西、秦嶺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狹小，沒有迴旋的餘地。在魏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秦國隨時都有滅亡的危險。
而秦國當時國內的情況呢？民風彪悍，私鬥成風，整個國家呈現的困頓低落與魏國的蓬勃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秦獻公當時正在魏國流亡，秦魏的這種國力上的反差，極大的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當秦獻公回國繼位後，首先便展開了跟魏國一樣的新政變法。只不過在秦獻公時期的變法，雖然決心很大，但是阻力太強，而且也沒有很好的人才輔佐他，這場變法最終還是不了了之。秦獻公在臨死前，用一種遺憾和勉勵的心情把秦國託付給了贏渠梁。而這個嬴渠梁，就是後來銳意變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接手的秦國，其實仍然是一副支離破碎的景象，讓人感覺不到一絲希望。但是物極必反，正是這種半死不活的氣象，給了秦孝公極大的決心，誓要扭轉這種衰頹的國勢。公元前356 年，孝公任用衛國人商鞅進行變法。六年後，商鞅就進一步深化了變法的力度。在這種大力的新政改革下，秦國的國勢也一舉得以扭轉。
而這種國勢扭轉的成果，就是秦軍乘魏國與齊國交戰之際，奪回了重要的河西之地。同時魏軍在桂陵和馬陵的兩次敗仗，不僅主帥龐涓戰死，魏軍的精銳之師魏武卒也損失慘重。秦國和魏國的國力差距得以扯平。這為後來秦國東擴，奠定了基礎。
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誅殺。但是他的變法並沒有被廢除，而是繼續實行。再此之後的五任秦國國君，也都是依商鞅之法而治國，繼續將秦國壯大。西漢的賈誼在他的《過秦論》中就說過：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這裡的六世之餘烈，指的就是從秦孝公之後的五任秦君的奮鬥史。
那麼孝公之後的五任秦君都有何功績呢？
秦惠文王：在位時間二十六年，在位期間剷除阻礙變法的保守派，立相分權。擴疆拓土，壯大實力。慧眼識珠、任賢用能、甄拔人才。是一個比較銳意進取的君王。
秦武王：在位時間三年，大體保持了惠文王的政策。他身強體壯，率軍打下了宜陽。但是他寵幸大力士，曾給大力士封高官。後因與大力士比賽舉鼎砸斷了腿，失血過多而死。因此武王是有明顯缺陷的，只是他死的早，這種缺陷沒有暴露而已。
秦昭襄王：在位時間五十四年，在位期間重用範雎、白起等人，繼續實行變法，堅持富國強兵，使秦國得以蓬勃發展，為未來秦國統一打下堅實基礎，可謂功勳卓越。但是他在弄死白起之後，秦軍損失慘重。所以昭襄王的功績很高，僅次於秦孝公。但是在他的晚年，存在識人不明的情況。
秦孝文王：在位時間三天。繼位後還來不及幹點正事就死了。有人認為是因呂不韋想讓贏異人早點繼位，所以把他給殺了。鑑於他在位時間太短，昏不昏的也不知道，所以也就不評價他了。
秦莊襄王：在位時間三年。名異人，是個具有傳奇性的人物。早年在趙國當人質，後來被呂不韋認為是奇貨可居，就把他弄回了秦國。因此贏異人和呂不韋關係很好，當時秦國也是兩人共治天下。繼位三年後，忽然病死了，但據說是因為他撞見了呂不韋和趙姬的姦情。至於他的功績嘛，其實主要是呂不韋的幹的。所以他算不上昏君，但也不是賢君，屬於標準的庸君。
將六世秦君的功績捋一遍後可以發現，這六代秦國國君中，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的在位時間較長，功業也是最大的。至於其他三位，秦武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在位時間都較短，昏庸與否不好評價。但六世秦君無一例外，都堅持了商鞅的變法新政。
所以秦獻公之後的六世秦君沒有大昏君，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商鞅變法。所謂的商鞅之新政變法，其實就是依法家的理念治國。在這種體系之下，是很難產生昏君的。
我們可以從漢代以後，偏好法家理念治國的人中看到以下名單：
皇帝類有：魏武帝曹操、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雍正）。
宰相類有：西漢御史大夫桑弘羊、蜀漢丞相諸葛亮、北宋的王安石、大明首輔張居正。
外儒內法的皇帝有：漢武帝劉徹、漢宣帝劉洵、唐太宗李世民、清聖祖玄燁（康熙）。
這些人裡面，有仁君、聖君、賢君、甚至是大帝。也有我們常說的暴君，亦有不常聽說的武君，但是基本沒有昏庸之人。究其之所然，是因為法家的理念強調以嚴苛殘酷和高效率。在這種理念的籠罩下，單從統治者方面來講，需要立法者要有極強的操控力、狠心以及堅決的頭腦。簡單的說，如果國君昏聵不明，帶頭不尊法，這個體系就徹底崩塌了。
在戰國後期那個你死我活的時代，秦國靠這套體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國老百姓也支持這套體系，所以六世秦君，無一人敢廢新法而歸舊制。正是因為有新法的存在，所以六世秦君都以銳意進取，開疆擴土而聞名於史。他們有更大機率成為暴君，卻有少機率成為昏君。
但是新法也有毛病，就是它由秦王所立，秦王自然也有能力把它給廢掉。後來秦二世為什麼國破身亡？就是因為他把新法廢了，以方便自己淫亂。但當秦國自身的體系崩塌後，哪怕你是皇帝，也會落得一個人心盡失的下場。（這就是廢法的後遺症）
縱觀秦國歷史用一句話來說：生於憂患，窮則思變，死於安樂。
另外還有幾點原因，比如秦國太窮，秦王普遍尊重人才，秦國的擇君制度，也是六世秦君中鮮有昏君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根本，秦獻公以前的秦國也窮的叮噹響，還不是出了秦簡公這種大昏君。就算是秦獻公，他也算不上是賢君。他跟後來的北宋神宗很像，想搞點政績出來，結果越搞越亂。關鍵點就決定在了秦孝公身上，是他對變法的決心，以及秦國變法的徹底性，改變了秦國的國勢。這一點就很像後來的雍正改革，只要改成了，後世君王沒有一個能睡安穩覺，畢竟這是對利益階層動刀子，每一天都會被政務忙死，然而乾隆卻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完全堅持雍正的改革。其實孝公之後的惠文王有段時間也想把新法給廢了，所幸他死的及時，沒來得及幹，否則就有可能是昏君了。
最後可以用一段萬金油的話來總結：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成王敗寇嘛，誰都會難免犯錯。但只要勝利了就還是明君。失敗了，比如隋煬帝楊廣之類的，就是後世之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