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二十一名在太和殿交出戰刀的日軍將領在降書上簽字者，是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然而誰會想到，他後來偷渡到了臺灣，最終又被送回日本，酗酒而亡。
『熱鬧非凡的太和殿日軍投降儀式』
第十一戰區司令孫連仲代表中國政府受降，還有蘇聯代表巴斯裡克耶夫、美國駱基中將和華頓參謀長、英國代表藍耒納、法國代表馬至禮、荷蘭代表高克等人出席了受降儀式。
《華北日報》生動記錄了受降過程：「上午10點10分整，煤山山頂上巨大的汽笛長鳴，太和殿前受降儀式開始。由司儀隋永禮上校傳達主官命令，高呼：『引導日本投降代表入場！』命令傳出後，全場立時肅靜，3分鐘後，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根本博中將，協同參謀長高橋坦、副參謀長渡邊渡等，及該部高級軍官21人，由太和門外下車，步行入場，在禮臺前，排列一行，向主官敬禮後，退至右方恭立待命。」
在太和殿交出戰刀的21名日本軍官，分別為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駐蒙軍司令部、戰車第5師團、118師團、第3獨立警備隊、第7獨立警備隊，以及獨立混成1、2、8、9旅團的指揮官，軍銜為中將或少將。代表上述投降日軍在降書上簽字者，是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
『中國第十一戰區司令孫仲連率領眾將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軍投降。』
完成了投降日軍在中國的收尾工作後，根本博在1946年8月被遣送回國，成為一普通市民。55歲的他不知道該怎樣生活，他對軍隊外的生活無所適從。
1891年，根本博出生於日本福島縣巖郡井田村的一戶普通農家。在「富國強兵」的社會氛圍下，他13歲進入「仙臺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十幾歲的少年們的制服上都綴著一顆星，儼然已是一名少年軍人。根本博隨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幾年後進入陸軍大學深造，1922年畢業，乃陸大34期。返回原部隊不久，根本博被調到了陸軍中央機關，先後擔任過駐南京領事館武官、參謀本部「支那班長」、某部隊聯隊長、某侵華部隊參謀長，1944年11月就任駐蒙軍司令官。
國共內戰爆發，根本博看到了機會。1949年6月26日，根本博帶上一個叫吉村是二的翻譯，悄悄來到宮崎縣延岡市的海邊，裝作出海釣魚，登上一條小船，向臺灣偷渡。小船在海上飄搖兩周之後到達基隆，出乎預料，一上岸就被作為偷渡者抓了起來。無論怎樣辯解說是來幫助國民黨打仗，看守都認為他在編故事，對他說「你在說夢話吧？」
在基隆的監獄被關押兩周後，根本博偷渡臺灣的事傳到國民黨將領鈕先銘耳中，他驅車來到基隆監獄。得知鈕先銘要來基隆監獄，獄卒急忙讓根本博洗澡更衣，還為他改善了飲食，使得根本博以為自己將要被槍斃。8月1日，根本博被帶到臺北，受到湯恩伯的款待，又得到蔣介石的接見。
1949年8月18日，根本博如願穿上國民黨的軍裝，化名「林保源」，以湯恩伯的「第五軍管區司令官顧問」（中將軍銜）身份，隨湯恩伯到了福建，不過國民黨軍隊還是沒能守住福建。
根本博的事情被媒體披露，加上國民黨招募日本舊軍人的消息在日本傳得沸沸揚揚，無業且生活艱難的舊軍人紛紛謀求去臺灣，因此受到美國佔領軍及日本國會的追究。臺灣當局為掩人耳目，不得已在1952年6月25日悄悄將根本博送回日本。從此，根本博整日無所事事，經常酗酒，死於1966年。
『21名日軍將領齊集在太和殿前參加投降儀式。』
太和殿受降儀式上的日軍二號人物，是華北方面軍參謀長高橋坦中將。高橋坦隨後以戰犯罪名被起訴，進南京的監獄。
曾在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做過書記官的丁志安，在回憶錄中提到：「開庭地點在珠江路小營戰犯拘留所樓上，大的案件借勵志社的大禮堂，如谷壽夫、高橋坦 、磯谷廉介等案件，都是在那裡審判的」。其中，「高橋坦的案子是我記錄的」。
高橋坦，1893年出生在日本香川縣小豆郡土莊町長濱，先後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他從1934年12月開始出任「北平在勤武官輔佐官」，即駐北平副武官。期間他與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一起，參與策劃了《何梅協定》的籤署。高橋坦1944年10月成為「華北方面軍」參謀長，晉升為中將。
參與策劃《何梅協定》，應該是高橋坦被起訴的主要原因。高橋坦最終回到日本，在悠閒的生活中寫了回憶錄，於1986年1月8日死亡。
從岡村寧次案子在南京的審理和結局，人們或許可以窺見高橋坦案子在其後的走向。丁志安曾前往上海參與岡村寧次案件審理，出庭記錄。「首次公審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岡村寧次案一拖再拖……1949年1月26日，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第二次公審。在此次公審之前，石美瑜接到國防部密電，要求判岡村寧次無罪。石美瑜無奈執行。」
何應欽在《中日合作與遠東之集團安全保障》演說中講得更明確：「一至中共近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際，本人即設法徵得盟總同意，將當時羈留上海的貴國重要戰犯二百五十餘名，遣送返日，交由盟總送巢鴨監獄執行」。
高橋坦在中國雖然一度被作為戰犯立案審理，之所以審理虎頭蛇尾，日後悄悄地被送回日本，也就能找到原因了。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根本博在投降書上簽字。』
根本博和高橋坦之外，太和殿前的其他人在1949年被分批遣送回了日本。有人一度被關進了東京巢鴨的戰犯監獄，但最終沒有一人受制裁。
盟軍將東京的巢鴨拘留所改為關押戰犯的監獄，最多時關押了1862名戰犯。真正被起訴的只有28名，其中東條英機等7人被判死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終生監禁、重光葵等2人獲有期徒刑、1人因神經障礙免於追究、另外2人判決前死去。
冷戰開始，美軍在朝鮮戰場的挫折，戰後日本國內政治勢力的較量等，改變了美國二戰後的對日政策。隨著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的籤訂，以及第二年4月28日該合約的生效，日本逐漸從美國佔領軍手裡拿回主權。
1952年，一些人在日本國內組織了所謂「戰犯赦免運動」，要求立即釋放所有作為戰犯被關押的人。當年5月1日，時任日本法務總裁的木村篤太郎發布通告，就「戰犯」在國內法上的解釋予以變更，將拘禁期間死亡的戰犯定為「公務死亡」。當年12月9日，眾議院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釋放因戰爭犯罪受刑者的決議》，使得巢鴨監獄的戰犯們大多走出了監獄。接著，被遠東軍事法庭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在1953年也被認定為「公務死亡」。同時日本政府決定，因遠東軍事法庭的判決而收監服刑中的12人在1956年3底之前全部假釋。1958年，最後的18人也被釋放，巢鴨監獄關閉。
岸信介曾經是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是盟軍佔領日本後在1945年9月1日發布的第一批逮捕戰犯名單40人中的一員，甲級戰犯。事實上，他未被起訴，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走出巢鴨監獄。他9次被選為日本眾議院議員，在石橋內閣中曾經擔任外相，在1957年2月25日至1960年7月19日期間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在太和殿前交出軍刀的21名日本軍官中，只有內田銀之助中將於1951年6月29日因直腸癌死於巢鴨監獄。他1931年曾參與進攻錦州。
日本在1953年通過155號法律，修訂了「恩給法」。這是一種由國庫出錢，給舊軍人及遺屬以經濟支持的所謂「恩給」制度，「恩」是天皇之恩。這一制度在1945年11月曾被佔領軍廢除，1953年修訂復活後延續至今。「恩給」的「基本金額」是根據當事人在軍中的級別來確定的，此外根據傷殘程度等因素額外支付「增加恩給」和「傷病年金」。
還有對軍人遺屬的「恩給」，即對普通恩給授給者的遺屬支付年金型的「普通扶助金」，對戰死者的遺屬支付「公務扶助金」。其數額也據軍中級別有差異，最低從196.68萬日元開始，平均支付300萬至400萬日元，受領權達其孫輩。
戰犯在內的舊日本軍人，戰後可以靠國家俸祿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他們死後，國家還會照顧家屬。然而，在太和殿前投降的一幕，對於21名日軍將領來說是至死難忘的，這一刻是人類社會的正義和公理對他們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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