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我會在腦海裡進行某種完全私人化的盤點和總結，比如列舉出一些令人激動、印象深刻的電影段落。我通常首先想到的是庫斯圖裡卡的《地下》，最後小黑跳入水井一家人在水下象徵性團聚的場面，因為它是一部無比複雜的電影裡最簡單的時刻，卻也是最有力、最令人心碎的時刻；同樣我還會想到阿巴斯的電影，比如《橄欖樹下的情人》那個迷人的結尾，男女主角在鏡頭中成了遙遠的兩個點，他們一前一後緩慢移動，最後貼近、停下了步伐。
在我熱愛的所有電影裡似乎都蘊含著某種確切又驚人的力量，那便是對於複雜與簡單這組詞彙的精確把控、充滿辯證色彩的演繹，所有動人的電影一定是複雜而又簡單的，必然是在創造新的語言去進行藝術形式上的突破，同時又以近乎掠奪的方式直擊人類靈魂中最樸實、脆弱的部位，因為它讓我們毫不費力地看到了自己。
《敦刻爾克》看起來便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它和之前的諾蘭電影一樣有著令人困惑的複雜外衣：全新的銀幕時空關係構造、一種新的敘事體系，但它也擁有堅實的純粹性維度，那便是對人性本能的尊重、人類崇高品質的謳歌。這部影片以1940年敦刻爾克大撤退作為背景，那場似乎改變世界命運的軍事行動本身具有非常多的戲劇化元素，但諾蘭在選擇影片素材的時候做了減法，我們看到的《敦刻爾克》與對於希特勒、戈林、龍德斯泰特的歷史猜測無關，與邱吉爾、拉姆塞的軍事智慧無關，它的歷史背景指向甚至都被稀釋與擱置，就算把這個故事放在中世紀，也無礙於它牽動人心的力量，它只和精神有關，並且只願意講述人的真相，《敦刻爾克》和人在戰爭中的恐懼與責任有關，它告訴我們的只是一個簡單又深刻的答案：微弱的人性之光便是人類的救贖。
影片從第一秒開始就像是開啟了一臺高效的自動充氣泵，緊張的情緒一直疊加直至最後壓力被安全釋放，我們不難看出諾蘭對於好萊塢歷史與傳統的一種繼承。首先這種繼承是技術手段層面上的，一種與觀影者保持緊密互動的技術手段，情緒化的音樂、格裡菲斯式的剪輯，如果說諾蘭是當下好萊塢體系中走的最遠的導演，那這種定位絕不是強調他對於傳統類型電影、製片廠風格的顛覆，而是強調他對於美國電影那些頗具爭議的品質的改良與發展。
我把諾蘭歸為「好萊塢之子」一類，他的作品中一再言說的母題也是類型電影中那些核心母題的變奏版本，也就是所謂的「現代神話」，一如集體與個體的存在，蝙蝠俠系列和《盜夢空間》中貫穿始終的有關個體責任（超越性的能力）與集體規則（秩序）的道德討論，又像是關於孤膽英雄的悲劇化呈現，我們在《正午》和《雙虎屠龍》這些美國經典電影裡都能找到早就被書寫的文化基因。《敦刻爾克》是傳統的「回家」主題與個人英雄「拯救」主題的結合版本，所有的智力挑戰終歸是文本遊戲，而一部經典電影所蘊含的詢喚能力與精神鼓舞才是它真正成為大眾藝術的核心要素。
影片有一個無比克制的開頭，也有一個相當鋪張的結尾，結尾一架為拯救士兵與船員而失去動力的飛機掠過敦刻爾克的海灘，義無反顧衝進了德軍的佔領區。對個體而言這是一場註定失落的拯救，但換來的是海灘上人群的歡呼和更多人生的希望；再接著是被拯救的士兵，他們自認為是落逃的失敗者，卻意外收穫了民眾的歡呼：「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勝利」。電影在這個時刻展現出它本應有的、溫柔的姿態，這讓我想到了很多會讓我們血脈僨張的電影，他們鼓舞我們去相信報復是美德、殺戮是正義，而不是提醒我們活下去才是最大的勝利。
一群年輕的演員把恐懼、猶疑、果敢演繹地非常準確，這些年輕的臉龐讓我們意識到戰爭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它對所有的美好施暴。湯姆.哈迪和吉利安.墨菲繼續在諾蘭的電影裡貢獻了穩定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以後，當我們再回憶起那場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時，我們又能找到一個新的註腳、一種新的歷史關照現實的方式，這是歷史和藝術的幸運。很久以後，當我們回顧類型語境下的戰爭電影創作時，我們會找到這樣一個序列，它先前是由《野戰排》、《光榮之路》、《現代啟示錄》這些名字構成，它們追求的是真實和崇高，如今，這個序列中多了《敦刻爾克》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