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 40 多部小說、散文和詩集，獲得過布克獎的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因其作品的爭議性經常被左右翼指責「站在男性頭頂」或「物化男性」，然而如今她卻成為了某些人眼中「向女性開戰」、「寬容強姦文化」還厭女的「壞女權主義者（Bad Feminist）」，就因為她指出了 #metoo 運動可能隱含的問題，並在一封要求大學公開性騷擾調查的聯名信上簽了名。
應對這些指控，這位現年 79 歲的女作家於周末在《環球郵報》上刊文《我是一個壞女權主義者嗎？》，進一步解釋了自己的根本女權立場、對 #metoo 運動的看法以及看似「仇女」的行為背後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在這篇文章中，阿特伍德明確了自己對於女權的理解：她相信女性首先是人，因而可以做出一切人類所為，包括那些錯誤的舉動（「如果她們都是天使，我們就不需要法律體系了」）；同時，女性也不是兒童，她們擁有理性和道德判斷力；推動女權，首先要推動人權，這其中包括被公正對待的權利。一個好女權主義者應該相信不止有女性才該享有這種權利。
那為什麼自己會被歸類為「壞女權主義者」？阿特伍德回顧了引起紛爭的兩起事件。
首先是在 2016 年 6 月，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解僱了創意寫作部門主席 Steven Galloway，基於有人對他「不當行為」（性騷擾相關）的嚴肅指控。大學曾僱傭前最高法院法官 Mary Ellen Boyd 展開為期數月的獨立調查。這起調查並沒有證實性騷擾事件的存在，之後也沒有人對 Galloway 提起訴訟，但他仍然被解僱了。更關鍵的是，UBC 從頭到尾都沒有公開案件細節和調查過程，Galloway 也因籤署保密協議無法透露相關信息，這就讓整個事件的真相成謎。
包括阿特伍德在內的幾十位作家籤署了一封聯名信，指出「大學對此的處理方式讓人很擔憂。正義……需要一個相應的程序，以及公正對待所有人，這正是學校阻止 Galloway 獲得的。」
阿特伍德說，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應該在看到報告和證據後再做出判斷，畢竟都是成年人。那封聯名信就是想表達這一含義，而非為人開脫。「可是我的批評者們已經做出了判斷。那麼這些好女權主義者是心智正常的人嗎？如果不是，那她們就落入了『女性無法擁有正常思維判斷力』的刻板印象，她們也給了那些對手又一個『不能讓女性當權決策』的理由。」
將這起事件和最近的 #metoo 聯繫在一起的，是一個類似「獵巫」的邏輯。在 17 世紀的薩勒姆女巫審判中，民眾所持的思維結構是「被指控即有罪」。阿特伍德寫道，這種思維多發生於各個堆滿「恐怖與真理」的歷史時期，比如法國大革命、蘇聯大清洗等。「這些事情往往打著塑造更好世界的名義，有些時候它們促成了後者，有些時候則是壓迫的另一個藉口……至於義警正義，暫時的、處於理解範疇之內的義警正義可能會演化成被文化強化後的暴民運動，那麼現行的正義體系便被扔出窗外，法律之外的力量結構被留了下來。」
她肯定了 #Metoo 運動積極的一面——這次運動就是破碎的法律體系所留下的病症，女性和其他性侵受害者往往無法通過系統獲得公正，但是網絡這個新工具給了人們機會，它很有效率，而且極大程度上警醒了人們。
但是同時還有另一些事值得關注——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如果繞開了法律程序，因為後者被證明是無效的，那麼誰來取代法律呢？誰會是新的權力顛覆者呢？不會是像我一樣的壞女權主義者。左右翼都不會接受我們。在極端時期，極端主義者總是會贏。他們的思想會變成宗教，任何異見者都會成為叛教者、異教徒和叛徒，中間派全都被掃除。」
程序正義、透明度和人人都該享有的基本權利，是阿特伍德通篇竭力強調的。她呼籲女性們（無論是「好女權主義者」還是「壞女權主義者」）不要將矛頭指向自己人，從而在女性間引起戰爭。「女性間的戰爭總會讓那些不希望女人們好的人得逞。」
然而，這篇文章一經發布仍然遭到了不少攻擊。有人發推稱，「如果阿特伍德想阻止女性間的戰爭，她就應該停止向年輕脆弱的女性宣戰，並且開始傾聽 #metoo」，還有人說，「在性侵案中，法律系統和社會總是關注被告和他們的舒適程度，而無視受害者的需求。UBC 的公開信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它不是在呼籲程序改革，而只是想維持現狀。」
活躍於推特的阿特伍德回復了其中的很多條抨擊，並成功讓一些人自主刪文。
UBC 方面則對公開信不予置評。
題圖來自《使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