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年初所感》中指出，今年是明治維新後的第150年，150年前，明治日本在亞洲即將淪為殖民地的重大危機中起步，克服「國難」，一鼓作氣，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設，創造了新的國家。如今，日本面臨著「少子老齡化」這個堪稱「國難」的問題，安倍呼籲日本的國民們像150年前的先人們一樣，相信未來可以改變，並展開行動，創造新的國家。
對於日本而言，2018年可以算作一個比較特殊的年份。早在1868年10月23日，日本改元「明治」，定下了「一世一元制」，規定唯有皇位更替時方可改動年號。在經歷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個年號之後，2019年5月1日起，日本皇太子將繼承天皇之位。換言之，2018年是日本平成時代最後一個完整的年份。
9月20日，安倍晉三成功連任日本自民黨總裁，如果一切順利，他的首相生涯將延長到2021年，有望成為日本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作為即將橫跨「平成」和新紀元的首相，安倍晉三在《年初所感》中表現出對明治維新的禮讚。一方面是為了鼓舞日本國民產生戰勝困難的勇氣和決心；另一方面，未嘗不是山口縣政治家的一種特有的驕傲感。
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東京的憲政紀念館舉辦「明治150年紀念儀式」。事實上，1968年10月23日，在日本武道館主持「明治100年紀念儀式」的首相——佐藤榮作同樣是山口縣出身，而且，佐藤榮作是安倍晉三外祖父的弟弟。2015年8月，安倍晉三就在山口縣演講道：「明治50年是寺內正毅，明治100年是佐藤榮作，……我是山口縣出身的第8位首相，如果努努力堅持到平成30年（2018），那麼明治150年就是山口縣的安倍晉三首相當政。」
明治維新150年慶典儀式確實，從1885年（明治18年）以來，日本共產生了62位首相，其中，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這8位首相來自山口縣。安倍是日本歷史上的第57位首相，於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初次組閣。另一方面，菅直人作為日本歷史上的第61位首相，雖然在山口縣出生長大，直到高二那年才搬到東京居住，祖籍卻在岡山縣，選區則在東京。2013年山口縣舉辦「山口縣總理大臣展」時，菅直人的名字並不在列。
如今，安倍的暢想終於成真，無怪乎他對明治維新持有肯定的態度。畢竟，明治維新就是山口縣政治家興盛的起點。
山口縣的前身——長州山口縣位於日本本州島的最西端，三面環海，東接廣島縣和島根縣，南望九州島。即使是在今天的日本，山口縣也絕對算得上是偏遠地區。對中國人來說，山口縣最出名的城市應該是下關市。1895年，李鴻章和李經方與日方的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就是在下關（當時叫作「赤間關市」，俗稱「馬關」）籤訂的《馬關條約》。
從江戶時代到1871年日本實行「廢藩置縣」之前，山口縣還不叫「山口縣」，而是叫「長州」。長州藩的藩主姓「毛利」，早在16世紀中葉，毛利氏就佔據著本州島西部的廣袤土地。1596年，豐臣秀吉（1537～1598）任命五位最具實力的大名（「五大老」）共同統轄政務，實則意在防範「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以使自己的幼子豐臣秀賴坐穩政權。當時，毛利氏的毛利輝元同樣位列「五大老」，由此可見毛利氏之強大。可是到了1600年，石田三成率領的西軍與德川家康率領的東軍在關原一決雌雄，德川家康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樣一來，毛利輝元作為關原之戰名義上的西軍總大將，其領地、勢力必然遭到嚴重削減。因此在江戶時代，長州藩被迫遠離政權的中心。
儘管如此，在兩百多個藩國當中，長州藩的領地仍然可以排到前列。而且，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雖然通過「參勤交代」（大名一般每兩年中有一年住到江戶）等方式控制大名，但是一般情況下，大名不用向幕府繳納賦稅，他們在自己的藩國擁有較大的自主性。這種政治體制就為幕末時期薩摩藩、長州藩坐大埋下了伏筆。
薩摩曾經佔據優勢眾所周知，推動明治維新的兩大勢力是薩摩藩和長州藩。雖然在今天看來，長州藩笑到了最後，然而在幕末時期，與長州藩相比，薩摩藩曾經佔據著一定的優勢。
薩摩藩的據點位於如今日本九州島的鹿兒島縣、宮崎縣一帶，遠離本州島，藩主是島津氏。從鎌倉時代起，島津氏就控制著這片區域。關原之戰時，島津氏與毛利氏同屬西軍，因此在江戶時代同樣遭到德川幕府的防備。幸運的是，關原之戰後有人說和，幫助島津氏保住了舊有的領地。不僅如此，明清時期，琉球王國接受明朝、清朝的冊封，屬於藩屬國地位，卻於1609年被薩摩藩入侵，形成「兩屬」狀態，其後一面向中國派遣朝貢使節，一面向日本派遣謝恩使、慶賀使。如此這般，薩摩藩的控制範圍就增多了不少。
當時，日本用稻米的收貨量來表示領地的面積，薩摩藩為77萬石（1石相當於180.39升），長州藩為36.9萬石。兩者差距看似明顯，然而或許是因為遭到豐臣政權乃至德川政權的防備，薩摩藩的計算標準是未脫殼大米的重量，其它藩則為脫殼後大米的重量，如果換算成脫殼大米的重量，薩摩藩實際石高應為36萬石。
19世紀初，日本各藩和幕府都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三四十年代，調所廣鄉和村田清風分別在薩摩和長州實施財政改革，兩者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兩藩都從走私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其實在17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日本實行鎖國政策。鎖國時代共有4處港口對外開放，即長崎口、對馬口、松前口、琉球口。其中，長崎由幕府控制，負責與荷蘭及清國之間的貿易；薩摩藩通過琉球與清國展開貿易；長州藩則沒有對外開放的港口。儘管薩摩藩在對外貿易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品種、數量都受到幕府的限制，因此大舉走私。而長州藩因為三面環海，與朝鮮較近，於是經由對馬島和朝鮮展開走私貿易。
除了發展經濟以外，薩長兩藩還很注重發展軍事。英國學者威廉・G・比斯利指出，早在19世紀四十年代末，薩摩藩就積極開展軍事訓練、進行軍事改革，19世紀五十年代，薩摩藩已經創建了來復槍隊和新式騎兵隊，並對造船等西方工業進行了積極的嘗試；長州藩雖也採取了類似的行動，但其規模小於薩摩。
如上所述，薩摩藩和長州藩都在幕末時期成長為實力強大的雄藩。不過，薩摩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作為幕末薩摩的實際掌權人，是「公武合體」運動的支持者，主張聯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的力量來改造日本的權力結構。與之相比，長州藩表現得最為激進，高呼著「尊王攘夷」。兩藩甚至曾相互對立，懷有敵意。經歷了多番曲折之後，薩長兩藩都認識到「攘夷」的不可行，1866年，薩長兩藩在坂本龍馬等人的撮合下結成「薩長同盟」，共謀推翻幕府。然而，長州藩因接連遭遇「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政變」「四國艦隊炮擊下關事件」的打擊，還被幕府兩度討伐，勢力有所減弱。於是，在1868～1869年的戊辰戰爭中，新政府軍的主力雖然由薩摩、長州、土佐三藩的藩兵構成，但是薩摩軍團明顯更為活躍，著名的「江戶無血開城」就是由薩摩的西鄉隆盛和幕府的勝海舟談判實現。
長州以教育取勝儘管戊辰戰爭直至1869年才結束，但是在1868年舊曆四月，新政府軍兵不血刃拿下幕府老巢江戶（東京）時就已經取得了實質上的勝利。1868年，日本進入明治時代。
日本史學家坂野潤治認為，作為明治維新的兩大功臣，薩摩和長州兩派呈現出了此消彼長的態勢。原本，薩摩派的優勢非常明顯，然而在1873年，日本政府圍繞是否徵討朝鮮一事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徵韓論」政變），以此為契機，薩摩派分裂成了兩派——西鄉隆盛的「強兵」派和大久保利通的「富國」派。另一方面，長州派卻一直在木戶孝允的領導下，以立憲制的實現為目標。
1877年木戶孝允病重身亡、西鄉隆盛兵敗自殺、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按理說，「維新三傑」的過世應該會給薩摩和長州雙方都帶來沉重的打擊，然而事實上，薩摩派自此走向衰落，長州派反而成為了最後贏家。坂野潤治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州後繼有人。
後繼有人的前提是長州藩重視教育，為有才華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渠道。
江戶時代，各藩都為藩士子弟開設了自己的官方學校，即「藩校」。在全國兩百多所藩校當中，有兩所藩校被列為日本「三大學府」之一，即水戶藩的弘道館和長州藩的明倫館。弘道館創設於1841年，是尊王攘夷思想的重要據點。與之相比，明倫館的歷史卻非常悠遠，創立於1719年。也就是說，明倫館在幕末時期已經是一所百年老校了。
長州藩的毛利氏素來就有好學的傳統，歷代藩主除了為明倫館提供經濟支援以外，還會親臨明倫館、與館中學子共同聽講，或是設立獎勵制度、激發學習熱情。1838年，長州藩改革家村田清風提出了一條藩政改革的基本方針，即「以文武之教，養清廉剛毅之士」，獎勵文武、重用人才成為他的一大主張。在這樣的背景下，明倫館整理藏書、獎勵文武方面的優秀學生、改造習武場地等。1849年，長州藩藩主毛利敬親把明倫館轉移到萩城（萩市）一帶，明倫館的面積變為5萬平方米，擴大到原來的15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倫館還引入了西洋醫學和兵學，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曾在此執教，木戶孝允、井上馨、高杉晉作等風雲人物也曾在此學習。梁啓超當年流亡日本時就曾根據吉田松陰和高杉晉作的名字，給自己取了個日文名「吉田晉」。
除了藩校以外，還有鄉校、寺子屋、私塾等學校為藩士、平民子弟提供教育。據《日本教育史資料》記載，幕末維新時期，全日本有108所鄉校，山口縣（長州藩）有20所，排名全國第一。並且，山口縣的寺子屋和私塾數量也位居前列，其中，寺子屋1304所，排名全國第二，僅次於長野縣的1341所；私塾106所，排名全國第四，前三名分別是岡山縣的144所、長野縣的125所、東京府（明治初期，東京還不是「都」）的123所，而在當時，全日本一共有1140所私塾。
特別是從江戶時代末期以來，長州藩的寺子屋、私塾數量急劇增加。據《山口縣教育史》統計，從1848年到明治時代的前一年，即1867年，大約20年間，長州藩的寺子屋增加了745所；從1853年「佩裡來航」打開日本國門到1867年，大約15年間，長州藩的私塾增加了46所。由此可見長州藩在嚴峻國際形勢下爆發的教育熱潮。
千萬不要小看私塾的力量，長州藩的學子們在寺子屋接受完初等教育後，約有十分之一升入私塾，接受更高的教育，教師多為武士，也有農民、僧侶、神官、醫生等。其中，最為成功的私塾是松下村塾，吉田松陰曾在此執教，日本立憲政治的奠基人伊藤博文、日本近代陸軍的奠基人山縣有朋等知名人士都曾在松下村塾學習。
伊藤博文（照片來源：《近世名士寫真》）1885年12月，日本政界圍繞初代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的人選問題展開討論，當時有兩個人選，一位是三條實美，另一位是伊藤博文。三條實美作為太政大臣，出身高貴，獲得了許多人的支持，相比之下，伊藤博文的出身就顯得過於低微了。在這個關鍵時刻，井上馨指出，「未來的日本總理讀不懂外國電報可不行」，山縣有朋也贊同道，「那就除了伊藤君以外沒有其他人能擔當此任了」。就這樣，長州派的伊藤博文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首相。
歷數日本歷代首相，薩摩（鹿兒島縣）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松方正義、山本權兵衛3人。二戰之後，更是一個鹿兒島縣的首相都沒有。而生在東京、長在東京的安倍晉三則以自己的祖籍山口縣為傲，並對明治維新表達了禮讚之情。誠然，明治維新使日本在短時間內躋身強國之列，但也讓日本走上了擴張殖民地的道路。「明治100年紀念儀式」之後，日本學界掀起了對明治維新的反思熱潮；「明治150年紀念儀式」之後，日本人對明治維新又將持何種認知？
（本文作者系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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