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復旦青年 復旦青年
商兆琦復旦青年記者 王悅 王可 整理
復旦青年記者 王悅 編輯
明治維新是一場在外國威脅下，統治階層內部由於長期不和與爭權奪利而爆發的革命，是一場專制的、自下而上的變革。１８５３年佩裡黑船來航與第十四代將軍人選問題是摧毀 舊制度的兩根導火索。這場改革使日本完成工業化，直接促成了日本帝國在20世紀上半葉的崛起。但軍事工業化的主要目的和天皇專制傳統的延續，為日本轉向法西斯軍國主義埋下了隱患。不到五十年，日本的確完成了一個東亞國家現代化的「奇蹟」，但其特殊國情也讓日本走進法西斯主義道路的深淵，對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德川幕府的轟然倒塌「轟然」這個詞似乎強調了德川幕府倒臺的突發性，但德川幕府的崩潰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危機醞釀所致。
首先是德川政府與地方大名的不和導致了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親藩大名都有資格繼承將軍之位，爭權奪勢情況愈發嚴重。實力雄厚的外樣大名對於幕府壟斷政權感到不滿，想要獲得更大的發言權。雖然德川幕府以小制大，勉強與地方維持了兩百年的相對平衡。但根正苗紅的名古屋感到自己受到東京的壓制，終於選舉了自己的繼承人。
其次是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在戰國時代，武士與農民沒有區別，豐臣秀吉的改革讓武士與農民的身份地位得以分開。德川時代，拉幫結派，家康承認各地諸侯的相對獨立地位，階層固化便開始了。當時，農民改變身份的唯一機會是去武士家當養子。但是，武士階層有自己的身份消費，需要以靜態收入來對抗動態的市場，由奢入儉難，他們在江戶後期新的經濟形勢下變得貧困，這種貧困加劇了社會的動亂與不滿情緒的蔓延。德川時代經濟上剝削嚴重，稅率高達３／４，人口登記藉助佛教實現，幾千萬人好像被關在幾千個籠子裡，下層武士集聚了大量的不滿情緒，商人則在社會中從每個階層攫取大量利潤，導致自上而下、從統治階層到下層武士或農民，每個階層都缺錢，長州藩債務尤其嚴重。
日本各地藩鎮割據。德川家康成立幕府初期，為鞏固政權，把全日本各地的大名按照與德川家的親疏關係分為三級。大名擁有巨大的名聲和龐大的土地。最親密的大名與德川家有血緣關係，德川家康把江戶附近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稱為「親藩大名」。其中，以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義直（封地為尾張）、十子德川賴宣（封地為紀伊）、十一子德川賴房（封地為水戶）最親，被稱為「御三家」。若將軍家無嗣即從尾張、紀伊兩家挑選繼承人，水戶家相當於副將軍，原則上不允許從水戶家入嗣，直到末代將軍德川慶喜打破這一慣例。
資歷較淺的大名在東京任職，便於將軍的控制；譜代大名指關原之戰（德川家對豐臣家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戰）前就追隨德川家康的大名。外樣大名關係較遠，他們被德川家康擊敗後表示臣服，至第11代將軍之後與譜代大名的界限逐漸模糊。他們沒有親藩或譜代大名的權力，領土多在偏僻的外圍，與幕府的核心統治區域相距甚遠，其間聯繫變得脆弱而微妙。天高皇帝遠，關注自身利益的外樣大名開始與外國勢力進行聯繫，成為倒幕的主要動力。
在這些外藩中，最令幕府忌憚的要數南九州的薩摩藩了。薩摩藩距離幕府的權力中心很遠，四周又都是同樣對德川幕府有敵意的外藩。同時，薩摩藩擁有佔據著日本財政收入最多的地區，擁有團結一致、戰鬥力卓越的士兵，因此，薩摩藩毫不隱瞞對德川幕府統治的不滿。薩摩藩在日本國內率先製造和使用現代武器，完全不顧德川幕府對外通商的禁令，以琉球群島為基地，保持著和中國的商貿往來。薩摩藩得益於對外貿易的獲利，地理位置又幾乎全部沿海，其文化發展傾向於面向南方海洋的外國文化，而不是面向京都的本土封建保守文化。由於貿易資金的大量積累、早期以軍事為目的的對西方工業的大量引進，以及對德川幕府的憎恨，薩摩藩在西南地區的其他三個藩（長州藩、肥前藩和土佐藩）的支持下成為進攻德川幕府霸權政治的先鋒。這絕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邊緣藩鎮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必然結果。
導火索：1853 佩裡黑船來航1853年，美國東印度公司司令佩裡帶著美國軍艦強行叩關，逼迫日本籤下《日美親善條約》，日本從1639年開始的鎖國令就此打破。但激化社會矛盾的點不僅在此，還在於德川幕府的不抵抗政策。
長崎，鹿兒島，對馬是有限的開放港口，最早因為捕鯨相關問題捲入圍繞國際基地港口展開的糾紛。日本早有人通風報信稱美國開放了太平洋航線，日本也目睹了中國的前車之鑑，自知不可能獨立於世界。對待西方，德川政府採用了拖延、周旋的戰術。將軍不戰而降造成了致命的屈辱感，因為將軍恰恰是憑藉其強大的武力來控制國家的，軍事上的失敗對其是非常致命的。京都天皇趁機在政治上復活，公卿貴族等聚集到天皇面前發洩不滿。其中，公武聯合執政代表了相對穩健的一派，而下級武士則代表了激進的一派。
社會結構的不合理終於被佩裡激發成為巨大的矛盾。下級武士被束縛在低級崗位上，沒有上升空間，但又以歷史上的豪傑為自己的楷模，他們想要改變命運，就要走較為激進的路線。最終，他們以「尊王攘夷」為旗幟，以武力推翻幕府，推翻既不尊王也不攘夷的德川政府。
假改革，真革命的維新雖然號曰維新，但明治維新顯然是革命，但它被有意裝扮成了一次變革。
革命是什麼？從天體運行的角度闡釋，革命的詞義是循環往復；法國大革命中，「革命」的含義終於轉變；到了馬克思那裡，革命的內涵是：推翻舊的，建立新的。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列島所有居民的生活方式，改革後的日本四民平等；後來的民選議會同樣至關重要。
明治維新在思想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福澤諭吉有這樣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他強調機會平等，因為不平等、不自由會損害人的人格，會讓人變得趨炎附勢、欺軟怕硬，唯馬首是瞻。為了獲得「文明的精神」，必要學習西洋知識，尤其是數學與物理學，而不是儒家的倫理。明治維新時期的知識分子認為，外在的文明器物是比較容易掌握的，內在的文明的精神——獨立平等和科學精神，卻是很難獲得的。福澤強烈反對儒學，認為儒學不符合文明的精神，認為把儒學遵奉為真理的社會是與近代文明與近代科學格格不入的。正是基於對於亞洲文明的極端批判，福澤提出了脫亞論，就是要與亞洲的文明精神一刀兩斷。福澤批評傳統儒家文化圈的中國、朝鮮，雖然三個國家的關係可謂唇亡齒寒。西方知識最終打破官僚對於儒家學說的壟斷地位與當時甲午戰爭的前哨戰——甲申之戰密切相關。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支持朝鮮革新派，而中國支持朝鮮守舊派。二戰結束後，日本知識分子為了贖罪，才開始批評福澤的脫亞論。
▲福澤諭吉
到了明治維新後半期，日本帶有了更多的亞洲性格。實際上，儒學色彩與神道教在日本很有市場。這些傳統學說與文化能夠幫助日本人抵抗西化思潮，維護文化自信，所以曾遭到冷遇的儒學一度復興，人們重新強調逐漸被忽視的君臣、父子倫理。可以說，儒學受到利用，與統治階級、權力相結合，當時的社會思潮與政治環境緊密相連。
明治憲法與教育敕諭都包含了大量的儒學元素。為了遏制西化思潮，明治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樹立了天皇的絕對權威，並把忠君愛國定為日本的核心價值觀。
明治維新時期的天皇制度：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國家
加拿大學者赫伯特·諾曼在《日本維新史：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與經濟》一書中，這樣描繪日本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國家的過程：維新時期封建特質的商人做出了政治上的妥協，使得日本產生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巨變，這種妥協合作帶有深刻的舊政權痕跡，特別是在精神領域。因為在日本，通過政治制度、知識形式、技術上的突變等手段採納現代的生活方式，進行國家轉型和完全成熟的本國文化、心理表現之間，有一段較大的時間差。即日本從借鑑西方工業生產到國民心理上完全接受存在一定時間間隔。古代日本以封建的忠義觀念、家長制、武士道、櫻花情結等種種精神遺產就如同縈繞在現代社會的幽靈，這種表面上不恰當、不尋常、不時髦實際上已經變成有利條件，因為工業化進程中的種種壓力和衝擊、各方利益的醜惡衝突，都由古老的思想習慣緩和、化解。
日本近代史的權威人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日本史的教授卡羅爾·格拉克( Carol Gluck)通過分析得出，1890至1915年間，日本國民價值觀的形成和傳播促進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極端民族主義，其中天皇主權是明治現代神話中最虛幻的部分之一。格拉克教授認為，並非是明治政府簡單地把天皇制度強加在日本人民頭上，天皇制度隨著不同的時期對社會的複雜作用主要取決於當時人民的需求和特殊的事件。
作為所有爭端（包括權力鏈條最末端尚未解決的爭端）的最終仲裁者，天皇本應將整個日本納入治下。他的代理人本應揣摩他的意圖行事，以便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維護中央集權。但是，日本政治的設計體現了權力之間的制衡，天皇將各種決定權交給自己的謀臣，甚至會將某些利益讓與他的競爭者，同時天皇也保持了權力。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府具有寡頭制的特徵。明治寡頭薩摩、長州兩藩的聯盟要比皇室更有權勢，皇室的興立要仰仗寡頭們的合作，明治天皇只是扮演了寡頭們的統合者的角色。
《大日本帝國憲法》與對外戰爭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標誌日本開始憲政統治。伊藤博文與他的手下完成了兩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以最高法律的形式強化天皇的權威；2.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天皇的實際權力。
▲巖倉使節團，從左起為：
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可以發現，儘管明治維新政治上最重要的主張是恢復天皇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強調天皇權力來自神聖的血統，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問責的，但這種主張並非說明日本處在專制的框架之下。因為天皇擁有絕對權力的同時，不能夠獨斷專行。政治權力被分散，其中勢力最大的是作為開國元首的下層武士，互相不隸屬的軍閥。他們不受制於政府，僅僅聽命於天皇。但實際上，武家政權成立之初天皇早已經喪失實權，天皇沒有能力積極參與軍事事務，武家對政治的掌控為日本狂熱的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打開了大門，為「法西斯」埋下了伏筆。
《天津條約》籤訂後的第十年，朝鮮請中國幫忙鎮壓「農民起義」，並沒有邀請日本，但是日本藉口「勢力平衡」出兵朝鮮——日本為了打破中國的宗主權，將朝鮮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國開戰。
李鴻章不想動用辛辛苦苦積累的政治資本，也沒有必勝的信心，更妄想列強調停，所以先和談。但是和談失敗，中日雙方還是開戰了。洋務派耗費了10年精力，寄託了無數希望的北洋水師就這樣全軍覆沒。
甲午戰爭對日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日本佔據了朝鮮，佔領了臺灣，得到兩億兩白銀的賠款，相當於政府年收入的2倍，使得日本財政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處於盈餘狀態，甚至國內的工業、教育各方面跟著受益；另一方面，甲午戰爭的勝利也說明了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宣告日本成為「列強」中的一員，獲得了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的地位。
甲午戰爭使得日本社會無比興奮、昂揚。他們迷信武力，認為天皇不可戰勝，而一旦國家對外交往受挫，就動輒考慮以軍事手段回敬對手，發動對外戰爭。
但是，日本的工業化受制於其有限的疆域內資源和較短的工業化時期，其工業水平並無法與西方各國相抗衡，甚至與舊封建國家俄國也有不小的實力差距。日本佔領遼東半島一舉惹惱俄國和德國，在三國幹涉還遼被迫放棄後暗自聚集力量。第零次世界大戰——日俄戰爭中，日軍在旅順死傷慘重，日本雖然屢屢獲勝卻無法消滅俄軍主力，最後只能與俄國和談。
總的來說，明治維新將革命包裝成了一次維新。明治維新毫無疑問是一場革命，它在政治方面廢除了封建領主制，創建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確立了立憲君主制和民選議會制。它廢除了舊的法制，編纂了新的法典，改革司法，並且創建了國家的軍隊，在社會文化方面，它廢除了武士階層的世襲身份，打破了封建制度，消除了等級差別，開放了輿論、允許民間辦報；並在社會生活方面向西方學習，確立了新的曆法與時間標準等等。對日本的歷史進程有著劃時代意義。
明治維新&洋務運動：成敗之間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領導力量不同。日本方面的「維新三傑」比清朝的洋務派小了將近30歲，階層強盛迅速。中國的傳統統治者是文人；而日本傳統統治者是武士。比起現實而功利的武士，文人多了一份對傳統思想和觀念的執著。他們更難從已有的歷史常態中走出來，更難以一種學習的態度去承認自己已經落後於世界。
而飽受幕府統治壓迫的武士們，恰是對西方知識與體制最為歡迎的一方。武士地位在德川末期已是朝不保夕，到維新之後，武士更是淪落到堪稱悲慘的境地，他們的反抗可以為他們帶來可觀的利益與地位。
這對於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而言是不可能接受的事情，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日本可以迅速融入工業化浪潮，而中國則阻力重重。前者要維護原有社會，而後者要改變原有社會。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是舊制度、舊文化的受益者和捍衛者；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則是舊制度的受害者和迫害者。
除此之外，兩派的指導思想也不同。那個時代畸形的「中體西用」相比「脫亞入歐」與全盤西化而言，的確會在工業化上表現得更為遲鈍與低效。而且儒學在日本也不是官方學問，所以日本知識界可以比較容易地轉向西方。夏目漱石一代的知識分子，都是用英語來進行授課、考試的，充分可見自明治年間起日本對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為了進行現代化而先「西化」的準備。日本大臣對外國的考察長達600天，而滿清大臣考察時間只有6個月。不僅如此，日本還一向對外塑造文明國家的姿態。所謂的「文明」，就是以向西方國家靠攏，遠離傳統的東亞文化圈為主要特徵。
明治維新是一場武士革命。明治維新的四條路徑——強兵，富國，立憲制，議會制各自不同，但共通之處在於4個政策目的全部由武士代表主導推進。四大目標未在革命領導人手上順利實現，但是革命派武士走下臺後，理性主義色彩濃厚的官僚上臺，他們重視實務，穩紮穩打，終於成功實現四大目標。
但是對於西鄉，木戶，大久保，板垣來說，直到死，明治維新也還未完成，他們一往無前的決心，分量很重，和後人輕飄飄的認知不同。
明治維新的尾聲：天皇法西斯國家值得肯定的是，明治維新在經濟、軍事與政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治政府推行的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等政策使得日本成功地從一個閉塞的島國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特別與洋務運動相比，雖然兩場改革相距30年，差距不大，江南製造總局與北洋水師成立之初也屬於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洋務運動受阻停歇之際，正是明治維新如火如荼開展之時。在大幅度提升國力，完成工業化的同時，這場現代化進程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這從其此後與西方國家開展的一系列「修約運動」中明顯可見。
但是，維新中所暢想的大日本帝國卻走上了一條歧路。這個新政府比它推翻的德川幕府更加強大、更加集權、更加專制。明治時代過了僅僅20年，日本就變成了一個天皇法西斯國家，這事實上標誌了明治維新的事業遭受到了巨大的挫折。這一點要回歸明治維新的性質，在德川時代，作為統治階層的武士只佔到日本總人口的6%-7%，明治維新缺乏群眾的參與，其餘的人口只是革命的旁觀者，使其最終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的遊戲。
明治維新領導人想要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富強的國家，捍衛國家的自主，使日本能夠躋身於文明國家之列，只能藉助於建立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強有力的專制政權。
他們不僅製造日本來自同一個祖先的假象，而且煽動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加強對外侵略，就造成日本軍隊的力量過於強大，而政府與人民力量過於弱小的局面。同時，在日本轉向法西斯的過程當中，國內不健康的民族主義也發揮了很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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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 | 秦思晶
審稿 | 王英豪
原標題：《回望「坂上之雲」：152年前的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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