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十年(1732年)閏五月七日，赴呼倫貝爾的索倫兵將軍達巴哈、博爾本察(鄂溫克族) 二位總管奉命帶領戍邊兵丁統一起從楚勒罕地方出發,西越大興安嶺進駐呼倫貝爾草原海拉爾河流域濟拉麻泰處(今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嵯崗蘇木境內), 來到後發現濟拉麻泰地處寒冷、無霜期短，不適宜耕種，於是又進人伊敏河與海拉爾河匯合處附近駐防,安營紮寨,左翼總管衙門設在伊敏河西岸胡吉日託海(今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託海鎮,亦稱「南屯」),右翼總管衙門設在西屯(今海拉爾西南飛機場)。左翼四旗往額爾古納河通往俄國道路邊界一帶設防, 駐牧於伊敏河東、錫尼河北、大興安嶺西, 北至額爾古納河;右翼四旗往哈拉哈河喀爾喀蒙古邊界一帶防守，駐牧於哈拉哈河右岸、伊敏河西至呼倫湖之間地帶。
博爾本察、達巴哈二人帶領索倫八旗戍邊官兵進駐呼倫貝爾之始,劃分駐牧區域，安營紮寨,布防戍邊,分配牲畜以立產業。他們在各項工作 中奮勇效力,勤勞備至,為開拓和保衛呼倫貝爾打下基礎，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733年(雍正十一年)1月23日,雍正皇帝命「護軍統領博第前往總統』，為呼倫貝爾第一任副都統銜總管。
1743年，在伊敏河流入拉爾河的匯口處附近築城池，因地介呼倫，貝爾兩湖間，遂得名呼倫貝爾城，亦稱呼倫城(今海拉爾)。在初建城時，城址僅在今海拉爾正陽街一帶，從北京，山西 河北來的八家商鋪經商,從事購銷活動,為戍邊人提供生產生活用品,並把牲畜及畜產品銷往內地市場，起到了促進呼倫貝爾經濟發展的作用。他們還為了防範俄人進犯，在伊敏河畔修築一道土牆，高丈餘，長40裡，後來建有南北二門接著又建了東西二門有了城池模樣，在城外西大街見有副都統衙門，呼倫城逐漸成為呼倫貝爾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 索倫八旗大部分掉往察罕敖拉卡倫後，剩餘兵丁僅有1000多人，對於中俄邊境的防務，索倫八旗擔負了額古納河邊界12處卡倫中的東六組卡倫，每卡派官員1人、兵丁30人駐守，執行巡邏警戒任務，每月由副總管、佐領帶兵巡查一次。
籤訂《尼布楚條約》後，中俄處於和平時期，俄國人像貝加爾湖以東地區移民，由於人口的增多，俄國人向我方越界偷盜牲畜的事件時有發生。曾經還發生過一個有趣的事情：在額爾古納河駐守東六卡的我方索倫左翼的兵丁中有一個叫沙晉的鄂溫克人，他體魄健壯、臂力過人，箭法及精，是彈無虛發的神箭手，又是意志堅強、具有民族氣節、驍勇善戰的人。沙晉擔任百夫長（小頭目），統領數十人在卡倫把守一個關口。又一次從北邊新過來的俄國人來搶牛馬，近犯沙晉處時，關口手兵多數出列在外，沙晉聞訊後大怒，一氣之下徒步追趕30多裡地，經過一番較量後，不僅搶回了被奪走的牲畜，而且生擒俄匪頭目，刮其耳後放走，並大聲警告說：「若再敢來犯，不僅刮耳朵，還要殺頭。」沙晉與俄匪機智勇敢的鬥爭，不僅被清朝官員譽為「小勇號無敵」英雄，而且在額爾古納河以北的俄羅斯人中起了強烈反響,在俄羅斯人中一提到沙晉的名字,不僅大人懼怕,小孩兒也不敢啼哭。在《黑龍江外記》和《龍城舊聞》中也記載:「鄰居黑龍江 之俄人, 每於小孩啼哭時必嚇曰，沙晉來了…沙晉來了…小孩聞之即懼，不敢啼哭。」後來沙晉的鬥爭精神和英雄事跡在鄂溫克人中廣為流傳。
清統治者對遷來呼倫貝爾的戍邊官兵，採取移民戍邊政策, 把戍邊官兵的家眷也隨軍遷來。利用呼倫貝爾的天然草場放牧滋生,使其成為駐防邊疆之居民，但達斡爾兵丁眷屬因習於住房耕種生活而當時沒有隨軍遷來，而習慣於遊獵、遊牧生活的鄂溫克、巴爾虎蒙古兵丁眷屬帶來的牲畜 來,和家產也不多,加上遷來新地方,困難很多，一切從頭做起。
清統治者考慮到戍邊官兵的安家立業，在派進戍邊官兵的批文中就已明確指出「駐防官兵等,各給馬匹牛羊,以立產業，官員每月給予半俸，兵丁每月給銀一兩,其軍器旗幟等項，該部製造賞給。」照此精神，戍邊官兵進駐呼倫貝爾之時,就從達裡崗愛(今錫林郭勒盟境內)等地畜群中調撥來牛. 馬、羊124100頭(匹只),分給總管馬10匹，牛10頭、羊80隻，副總管馬8匹，牛8頭，羊60隻,佐領馬7匹、牛7頭、羊50隻。驍騎校馬6匹、牛6頭、羊40隻，筆帖式與驍騎校同，兵丁每人牧馬5匹、 乳牛3頭、羊30隻,以資飼養繁殖立業，發展畜牧業經濟。具有敬業精神的鄂溫克人認識到在草原上經營畜牧業，必須防止牲畜疫病、狼害和風雪自然災害，還需要鄰居之間的互相配合，才能保護牲畜，因此，在生產上結成了血緣關係的互助集團，及「尼莫日」（鄰居之意）公社，少則四五戶、多則八九戶，共同佔有牧場和打草場。
索倫兵丁靠頑強的意志克服了嚴寒等種種困難在呼倫貝爾地區生活了下來延至今日。
本文摘自吳守貴先生的《鄂溫克歷史文化發展史》
來源：鄂溫克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