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黃帝集成了上古時期伏羲氏、朱襄氏、葛天氏、神農氏所制禮樂，製作表現祥瑞的文樂《雲門》、表現德政的文樂《鹹池》和表現戰功的武樂《大卷》等樂舞，甚至可能發明了律呂，鑄造了樂鍾，創建了比較完整的禮樂思想與禮樂體系，成為中華禮樂文明奠基人，對整個中華禮樂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黃帝;禮樂;《雲門》;《鹹池》;《大卷》
引 言
上古音樂，包括五帝之樂與周初之樂，又被稱為先王之樂。先王之樂不僅僅是聲音本身，還融合了先王之道、先王之聖、先王之制、先王之法、先王之行、先王之陳、先王之書、先王之命、先王之教、先王之官、先王之令、先王之業、先王之玩、先王之祀、先王之遺訓等內容，與先秦典章制度、風俗傳統、治理經驗密不可分，是早期中國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
先王之樂並沒有清晰詳實的史料，自孔子時代已經難以究詰其詳。《漢書·禮樂志》曰：「昔黃帝作《鹹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鹹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①]早在漢代已經對夏以前的先王之樂不甚明了，《漢書·禮樂志》記載的曲目並不完整，釋義的理由並不充分，樂舞的人文內涵也十分模糊，需要更多的史料來充實和構建。
楊蔭瀏說：「關於遠古時期的音樂文化，我們今天掌握的史料還很少。除了數量有限的文化實物以外，還有一些後世記錄的神話與傳說。而神話傳說，則到了後世階級社中才得逐漸被記錄下來。因而有些地方打上了階級的烙印，歪曲了原來的基本精神。後來的統治階級已經把一些他們可以利用的原始音樂傳說和他們的封建思想揉合在一起，用以鞏固自己的神權統治，並且已經把一些不利於他們的原始音樂傳說有意排斥掉，使他們不能保存下來。雖然如此，在有些神話、傳說中，仍含有一部分反映中國古代人民現實生活的因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原則的指導下，我們應該儘可能據以對我們原始人類的音樂文化做一些適當的推測。」[②]李純一說：「遠古的原始時代是我們祖先的童年，沒有文字，更沒有關於當時音樂的文字記載，現存的遠古音樂神話傳說，大多出於周代以來的文獻，難免帶有後世的時代烙印。但是，仍然可以從中捕捉到一些遠古音樂的蹤影。」[③]楊寬說：「夏以前之古史傳說，其原形本出神話……然吾人尚須由其原始神話而檢討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上原有之價值」[④]。上古音樂史料不少，考古成果亦多，學界實在不當一概視為偽史。[⑤]我們既不應該一味疑古，也不應該一味信古，而應該採取折中釋古的態度。[⑥]葉伯和說：「要從這些帝王家譜和神話中，抽出純粹論音樂的材料，編成有系統的書，是很難一件事。」[⑦]結合考古史料與紙面文獻，參其異同，綴合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去其偽，存其真，重建中國上古音樂史。追溯黃帝至周代禮樂的創建、傳承與發展過程，對我們準確理解中華禮樂文明的性質，構建中華禮樂文明理論與實踐體系，為中國禮樂正名，推動中華禮樂文明在新時代的復興有重要意義。
陳暘《樂書》：「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⑧]黃帝創建了中國禮樂體系，奠定了中國禮樂的思想基礎，是先王之樂的集大成者。王光祈說：「《周禮》所述黃帝、堯、舜等等樂舞，雖不必盡信;但吾國舞樂起源甚早，則可以斷言。」[⑨]黃帝禮樂並非一時一世形成的，而是集前代聖王禮樂之大成。陳暘說：「觀孔子論五帝，以為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而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⑩]黃帝禮樂在後世的傳承與傳播也並非一番風順，經歷了多次反覆。
一、遠古之樂
黃帝之樂，從遠古之樂發展而來。樂起源於人類對天神的敬畏、崇拜與感恩。樂是人類內在的自覺要求，能疏導情感、提升認識，強化族群間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隨著社會的發展，樂的內涵和形式不斷豐富，從自然主義和泛靈論巫術時期，逐漸發展到有規律的禮拜和祭祀活動，最終形成禮樂思想和禮樂體系，成為中國核心的社會價值和制度，是中國社會長期維持穩定的基礎。[11]
伏羲氏、朱襄氏、葛天氏都製作樂舞。伏羲氏最先制定了嘉禮樂。《通典·禮典》：「伏羲以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12]儷皮即要兩張鹿皮，是早期人們嫁娶的聘禮。《通典·樂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13]其樂義不詳，或可釋為維繫部落的根本原則。《周易·繫辭下》：「剛柔者，立本者也。」[14]《商君書》有《立本》篇[15]，與伏羲氏之樂並無關係。《拾遺記》記載：「庖犧氏灼土為壎。」考古發現陶壎多例，並有測音。[16]
1. 伏羲氏之樂
伏羲氏有網罟之歌。夏侯元《辨樂論》：「包犧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時則有網罟之歌。」元結《補樂歌十首·網罟》：「《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以禽獸之勞。補《網罟》二章，章四句：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17]樂歌比較樸實地反映了上古時期原始部落的人們用網罟捕鳥、捕魚的情形，網罟的發明和運用，增強了人們改變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只是到黃帝時的《彈歌》，才出現二言歌詩，元結所擬的四言歌詩，似乎過於超前。
《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尚矣。」[18]土鼓與網罟之歌發明時，巫術和宗教的色彩並不濃厚。伏羲製作的樂舞，處於史前自然主義階段。這一時期的骨笛等樂器，很少有裝飾刻紋。陶製響器如壎等，也是一般動植物的形狀，則刻有米字紋、方格紋、網紋、平行條紋、鋸齒紋、水紋、渦輪紋等，其用途也僅限於追捕野獸、擴聲等實際生活，[19]一般不作祭祀與娛樂用途，帶有濃厚的自然主義風格。阿諾德·豪澤爾說：「原始獵人的經濟處於非生產性的、帶有寄生性質的發展階段，他們的食品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來自採集或者捕獵;根據各種跡象判斷，他們生活在鬆散的、沒有組織的社會群體當中，分屬孤立的小部落，原始個人主義是其行為準則;估計他們不信神，不信彼岸，不相信死後的存在。很顯然，在這個腳踏實地的時代，一切活動都要是為了生存這一核心作用。」[20]在後代漫長的傳承過程中，這類音樂逐漸被宗教化和巫術化。
2. 朱襄氏之樂
朱襄氏命士達製造了五弦瑟作樂，用來調和陰陽，生育萬物，求雨抗旱，獲得收成。《呂氏春秋·古樂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21]朱襄氏的樂舞帶有濃厚的巫術色彩，五弦瑟主要功能是祭祀的法器，音樂有一種神秘性，可以溝通神人的關係。[22]楊蔭瀏說：「遠古的音樂與宗教及巫術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固然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於自然界鬥爭的軟弱無力和對周圍自然界及人類自身的認識水平的低下，但也賦予音樂本身以幻想與樂觀精神。」[23]此時，人類社會逐步轉入定居形態，主要靠生產食物解決生計問題，和土地建立日益密切的聯繫，但對自然力量充滿恐懼和依賴。[24]《漢書·古今人名表》有朱襄氏，建都於株，即陳地之株邑。朱襄氏之樂應該保存於株地，後其部落流散，傳承情形不可詳考。
3. 葛天氏之樂
葛天氏時期，人類開始馴養動物種植農作物，溫飽更有保障。《漢書·古今人名表》有葛天氏之樂。葛天氏之樂層次比較分明，功能比較完備，構建了早期禮樂的雛形。《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25]葛天氏總的樂名已經失傳，樂義失考。楊蔭瀏說：「傳說裡有一個遠古的氏族，叫做葛天氏。他們的音樂，是由三個人執著牛尾，踏著腳步，唱著八首歌曲。八首歌曲的第一首《載民》是歌頌負載人民的地面;第二首《玄鳥》上歌頌黑色的鳥——黑色的鳥是一種作為氏族標誌的「圖騰」;第三首《遂草木》是祝草木順利的生長;第四首《奮五穀》是祝五穀繁盛地生長;第五首《敬天常》是述說他們尊重自然規律的心願;第六首《達帝功》是述說他們有充分發揮天帝功能的願望;第七首《依地德》是述說他們依照地面氣候變化的情形進行工作;第八首《總禽獸之極》是說明他們的總的目的，是要使鳥類的繁殖，達到最高的限度。這八曲的標題，說明當時人民種植穀物，主要是為了餵養家禽和家畜。這傳說所反映的時期，最早不超過恩格斯所說的野蠻期的中級階段。[26]李純一說：「這八闕中的《敬天常》《依地德》和《達帝功》之類，非當時所能有，應是出自後人的附會，不足信據。但是像《遂草木》《奮五穀》和《總禽獸之極》之類卻含有合乎原始文化史的合理成分，即依靠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為生的先民們，為了求得理想的收成，幻想通過原始宗教或巫術相結合的音樂歌舞，向祖先(《載民》和圖騰《玄鳥》)進行祭祀和膜拜，以期得到這種超自然力量的保佑。」[27]
《葛天氏之樂》是葛天氏部落的一組比較完整的祭祀音樂，其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定型時期可能比較晚，這八首曲目可歸入五個樂章：第一樂章為迎神曲《載民》，歌頌始祖;第二樂章為頌神曲《玄鳥》，歌頌部落圖騰;第三樂章為享神曲《遂草木》《奮五穀》，再現部落刀耕火種的勞動情形並將收穫奉獻於神;第四樂章為送神曲《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表達對天地神明的敬畏與感恩;第五樂章為撤饌終結曲《總萬物之極》，是整個樂舞的高潮與尾聲。其傳承情形不可詳考。
此舞傳至周代，即為旄舞：「《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氂牛尾而歌八闋。』欲旄者，其氂牛之尾歟!古之人非特操之以歌，亦操之以舞。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註：『氂牛之尾，鄉士所設以標識者也。』《周官》：『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然則旄舞，豈亦旄人所教邪!」[28]
阿諾德·豪澤爾認為，人類開始種植和畜牧生活之後，感覺到自己的命運被理性地、按照冥冥天意行事的神秘力量所控制。在意識到天氣的好壞、雨天和晴天、雷電和冰雹、溫疫和乾旱、土地的肥沃和磽薄、豐收和歉收對自身的制約作用後，人們開始想到鬼怪和精靈的存在。[29]葛天氏製作的樂舞，可視為新石器時代泛靈論的反映。
4. 炎帝之樂
炎帝，神農氏，姜姓。據說炎帝首制了吉禮樂。《通典·禮典》：「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蠟為田祭，可為吉禮。」[30]
《通典·樂典》：「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31]《樂書》曰：「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群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也。」[32]
炎帝樂舞表演的情形，《莊子·天運》有 「有焱氏為之頌」，《釋文》「焱亦作炎」：「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33]元結《補樂歌十首·豐年》：「《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補《豐年》二章，章四句：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34]樂歌讚頌了神農氏區分農作物和測定農時兩大功德，區分農作物沒什麼異議，區分農時則要到後期。
炎帝時期，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由遊獵逐步轉向農耕，母系氏族特徵明顯。《莊子·盜蹠》：「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35]
神農氏發明了琴。桓譚《新論》：「神農氏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琴的最初用途，並非樂器，而是在祭祀儀式中，用來溝通神人的法器。人們發現萬物有靈，敬畏精靈，相信靈魂的存在，祭祀死者。[36]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宇文氏。或雲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炎帝被黃帝打敗後，一部分子孫遷居北方，《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炎帝裔孫為諸侯，號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從孫伯夷，佐堯掌禮，使遍掌四嶽，為諸侯伯，號太嶽。又佐禹治水，有功，賜氏曰呂，封為呂侯。呂者，膂也，謂能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歷夏、商，世有國土，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宣王世改「呂」為「甫」，春秋時為強國所並，其地後為蔡平侯所居。呂侯枝庶子孫，當商、周之際，或為庶人。呂尚字子牙，號太公望，封於齊。十九世孫康公貸為田和所篡，遷於海濱。康公七世孫禮，秦昭襄王十九年自齊奔秦，為柱國、少宰、北平侯。」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姜姓本炎帝，生於姜水，因以為姓。其後子孫變易他姓。堯遭洪水，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為四嶽之官，以其主四嶽之祭，尊之，故稱曰「大嶽」，命為侯伯，復賜以祖姓曰姜，以紹炎帝之後。裔孫太公望封齊，為田和所滅，子孫分散。」
《新唐書宰相世系列》：「許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後以為太嶽之嗣，至元公結為楚所滅，遷於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為氏。」
周武王曾分封炎帝之後於焦，祭祀炎帝。《史記·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37]《史記集解》引《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通典》：「亳州今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即其地也。其後改為譙。春秋時為陳國之譙邑。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沛郡。後漢為沛國，兼置荊河州。領郡六，理於此。」[38]酈道元《水經注·河水注》：「焦國，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扶持》應保存於此地，其傳承情形不可考。炎帝另一支封到許國，後國滅，子孫流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許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後以為太嶽之嗣，至元公結為楚所滅，遷於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為氏。」[39]炎帝樂在後來比較式微，其影響遠不如黃帝樂。《新唐書·傅弈傳》：「龍紀、火官，黃帝廢之。」[40]在兼併其他部落後，黃帝很可能把其樂舞也廢除了。黃帝以前的樂舞，到周王朝初建，都已經失傳了，有的僅傳樂名，漢、唐註疏家沒有釋名，很難考察其樂義。葉伯和說：「黃帝以前，雖有《扶來》《扶持》，都沒有傳。」[41]遠古之樂與當時人們的勞動、生活密切相關，與宗教、巫術關係尤其密切。
二、黃帝之樂
陳暘《樂書》：「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42]黃帝創建了中國個禮樂體系，奠定了中國禮樂的思想基礎，是先王之樂的集大成者。葉伯和將中國音樂史分出四個時代，其一為黃帝以前，第二時期為黃帝至周。[43]王光祈說：《周禮》所述黃帝、堯、舜等等樂舞，雖不必盡信;但吾國舞樂起源甚早，則可以斷言。」[44]
黃帝作《雲門》《大卷》《鹹池》三種樂舞，發明律呂，鑄造樂鍾,是中國禮樂的奠基人。黃帝，名軒轅，被奉為人文始祖。黃帝是早期禮樂的集大成者，首制了軍禮樂、賓禮樂、兇禮樂，完善和豐富了吉禮樂和嘉禮樂。《通典·禮典》：「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兇禮。又，『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群後四朝』則賓禮也，『徵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兇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45]
1. 《雲門》
《雲門》是宣揚黃帝受命時出現雲瑞，屬文樂。「雲」是指黃帝受命時出現了景雲、黃雲瑞象，黃帝以雲紀事，以云為百官命名。《史記·五帝本紀》：「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46]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47]《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48]注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云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門」是指黃帝能分門別類管理各個部落的各種事務。《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鄭玄注曰：「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49]《樂書》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財，德如雲出其門，民可有於族類，故樂曰《雲門》。「[50]
《雲門》有六個樂章，各章樂名不祥。周代郊祀曾用以迎天神。《周禮·大司樂》疏：《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51]元結《補樂歌十首·雲門》：「《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云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補《雲門》二章，章四句：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漠漠兮，含映逾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52]元結此歌只取雲雨潤澤百姓之意，並沒有完全切合雲與門的含義。翁方綱《石洲詩話》的批評有一定道理：「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為古雅之則。」[53]
2. 《大卷》
《大卷》是彰顯黃帝戰功的武樂、軍禮樂。《史記·五帝本紀》：「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徵不享。」[54]呂思勉認為，黃帝作為北方遊牧民族部落首領，好戰，打敗了很多不肯歸順他的部落。[55]《莊子·盜蹠》：「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裡。」[56]《隋書·經籍志》收錄《黃帝兵法》8種，《開元佔經》引《黃帝兵法》6例，雖為後世傳錄，當有所本。《大卷》展現黃帝席捲了大量土地、財富和人口。《史記·五帝本紀》：「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57]據此，《大卷》至少應該包括四個樂章，分別展現黃帝在東、西、南、北四個戰區的戰績。《大卷》以鼓樂為主，氣勢非凡。《莊子·秋水》註：「昔黃帝伐蚩尤，以蚿皮冒鼓，聲聞五百裡也。」[58]由於《大卷》再現黃帝四方徵伐的戰績，自然要受到被徵服部落長期牴觸，接受基礎不牢固，很難傳承開去。
3. 《鹹池》
《鹹池》是弘揚黃帝文治的文樂。鹹釋義皆、備，是全部、普遍的意思。《禮記·樂記》：「鹹池，備矣。」葉夢得《禮記解》：《鹹池》言備者，徳之全也。」(衛湜《禮記集說》引)鄭玄注曰：「鹹，皆也。」劉向《五經通義》[59]《漢書·禮樂志》、宋均《樂協圖徵》同訓。池的釋義有兩種，一為布施。鄭玄《禮記·樂記》注曰：「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篇》：「黃帝曰《鹹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鹹蒙德施也。」劉向《五經通義》：「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60]《樂緯》注曰：「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鹹池》。」(《初學記》卷十五、《御覽》卷五六六引)一為水池，引申為浸潤萬物和德澤萬民。《漢書·禮樂志》顏師古注曰：「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61]宋均《樂協圖徵》注曰：「池，取無所不浸;德潤萬物，故定以為樂名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矣。」(裴駰《史記》集解引)池兩解都可通，《鹹池》宣揚了黃帝普施恩惠，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擁護。馬睎孟曰：「黃帝之徳所施者博，故作《鹹池》。徳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順者眾，故曰鹹。」(衛湜《禮記集說》引)從釋名而言，《鹹池》集中體現了黃帝天下為公的執政理念，對中國社會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鹹池》有六個樂章，第一個樂章名為《經首》。《莊子·養生主》：「乃中《經首》之會」。疏曰：《經首》，《鹹池》樂章名。」其餘五個樂章名稱不詳。《莊子·天運》雖系寓言，但也能略窺黃帝《鹹池》演奏的盛況與獨特的功效：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鹹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郄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心窮乎所欲知，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無言而心說，此之謂天樂。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62]
《鹹池》生動地展現了聖人之道。通過再現四時萬物的變化和自然神力音響，使聽眾感到敬畏和崇拜。陳暘《樂書》說：「黃帝張《鹹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上極乎天下蟠乎地也。隂陽調和，流光其聲，行乎隂陽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也。動於無方，居於杳冥，窮髙極遠而測深厚也。言樂知此，則禮可知矣。窮髙極遠，況下且近者乎，測深與厚，況淺且薄者乎，極乎天蟠乎地者，禮樂也，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者，精神也，測深極遠者，禮樂也，鉤深致遠者，蓍龜也。莊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窮神，故言蓍龜。」[63]通過音樂節奏和旋律出其不意的變化，使聽眾感到勞神而不可企及。音樂生動地弘揚了聖人之道。
黃帝用禮樂祭祀天地。《通典·禮典》：「黃帝封禪天地。」[64]周代曾用《鹹池》來迎接地祇。《周禮·大司樂》疏：《鹹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65]營援為黃帝製作《鹹池》。陳暘《樂書》：「黃帝命營援作《鹹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66]營援行誼不詳，可能是負責求雨的巫師。
4. 伶倫制律
伶倫為黃帝發明了樂律。《呂氏春秋·古樂》：「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67]樂律的發明，對禮樂的發展有重大意義。郭嵩濤《禮記質疑》：「律呂蓋原於黃帝之世，故樂肇於黃帝。」黃帝又令榮將鑄造了樂鍾。《呂氏春秋·古樂》：「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鹹池》。」[68]元結《補樂歌十首·鹹池》：「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元化浘浘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莊子》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鹹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5. 黃帝樂的傳承
黃帝過世後，其子少皞繼位，在位不過九年，製作《大淵》。《通典·樂典》：「少皞作《大淵》。」[69]其樂義失考。元結《補樂歌十首·九淵》「《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氏之德，淵然深遠。補《九淵》一章，章四句曰：聖德至深兮，奫奫如淵;生類娭娭兮，孰知其然。」[70]少皞統治後期，曾被黃帝放逐到黃河中下遊的九黎部族興起，黃帝禮樂建立的體系受到巫樂、淫祀的嚴重挑釁。《國語·楚語》：「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71]
按理，黃帝樂應該在各個宗系中廣泛傳承並產生重大影響。由於少皞的統治不牢固，黃帝禮樂受到周邊民族的嚴重挑釁。直到其孫顓頊掌控局面，黃帝樂才重新得到弘揚。《國語·楚語》：「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72]黃帝禮樂思想的傳承並不順暢。
黃帝後裔分為二十五宗。《國語·晉語》：「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73]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張氏。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張氏不傳黃帝樂。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受封於任，因以為姓。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更封於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巳，皆徙國於邳。祖巳七世孫成侯，又遷於摯，亦謂之摯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傅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大由封於傅邑，因以為氏。商時虞、虢之界，有傅氏居於巖傍，號為傅巖。盤庚得說於此，命以為相。裔孫漢義陽侯介子始居北地。」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后稷封於邰，其地扶風斄鄉是也。后稷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曾孫慶節，立國於豳，其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是也。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改國號曰周，其地扶風美陽南是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於祝，後為齊所並，其封域至齊之間祝阿、祝丘是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列》：「董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賜姓董氏。」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氏出自拓拔氏。黃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為鮮卑君長。」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之餘，裔孫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
周武王封黃帝後裔於祝，以奉黃帝祀。《史記·周本紀》：「黃帝之後於祝。」[74]服虔云：「東海郡祝其縣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於祝，後為齊所並，其封域至齊之間祝阿、祝丘是也。」[75]黃帝樂應該在祝地傳承。周平王三年(前768)，祝被齊吞併，其後裔流散，黃帝樂逐漸式微，但其影響並未完全消失。
《淮南子·泛論訓》論漢高祖初創漢朝，傳承黃帝樂，復興禮樂的情形：「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鹹池》，揚幹戚。」[76]
結 語
黃帝集上古樂舞之大成，作樂包括《雲門》《大卷》《鹹池》三種。《雲門》表現祥瑞，用以祈福;《大卷》表現戰功，為武樂，軍樂，用來鼓舞士氣和震攝敵方;《鹹池》表現德政，用以籠聚民心。黃帝發明律呂，鑄造樂鍾，創建了比較完整的禮樂體系，是中華禮樂文明奠基人。黃帝樂在傳承過程中，有很多曲折。少皞後期，受到九黎樂的挑戰;摯時期，受到三苗樂的衝擊。後來當政者，堯、舜、禹、湯、周都系黃帝宗脈，都用黃帝樂祭祀黃帝，以強化其血源關係，鞏固其正統地位。周建國之初，即訪黃帝後裔，封於祝，保存黃帝樂，並將黃帝樂與六代樂一起吸收進入周樂體系。黃帝的禮樂思想對中華文明浸潤極廣極深。《通典·樂》：「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77]
注 釋：
[①][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38頁。
[②]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稿》，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5頁。
[③]李純一：《先秦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④]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頁。
[⑤]王清雷：《西周樂縣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權社，2007年，第25頁。
[⑥]楊寬：《西周史》《出版說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9年印，第1頁。又《中國上古史導論》，《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7年印，第1頁。
[⑦]葉伯和：《中國音樂史》，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版，第4頁。
[⑧][宋]陳暘：《樂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頁。
[⑨]王光祈：《中國音樂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頁。
[⑩][宋]陳暘：《樂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32頁。
[11]楊賽：《中國音樂美學原範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6-106頁。
[12][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頁。
[13][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9頁。
[14][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5頁。
[15][秦]商鞅撰、石磊譯註：《商君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97頁。
[16]李純一：《先秦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年，第31-37頁。[17]聶文鬱：《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頁。
[18][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9頁。
[19]吳詩池：《中國原始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66頁。
[20][德]阿諾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史》，黃燎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頁。
[21][戰國]呂不韋著、陳獻猷校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頁。
[22]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7頁。
[23]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24][德]阿諾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史》，黃燎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5-6頁。
[25][戰國]呂不韋著、陳獻猷校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頁。
[26]楊蔭瀏：《中國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第5-6頁。
[27]李純一：《先秦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4卷，第1267頁。
[29][德]阿諾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史》，黃燎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6-7頁。
[30][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頁。
[31][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9頁。
[32][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566卷。
[33][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08頁。
[34]聶文鬱：《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頁。
[35][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995頁。
[36][德]阿諾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史》，黃燎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6-7頁。
[37][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7頁。
[38][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665頁。
[39][宋]宋祁、歐陽修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875頁。
[40][宋]宋祁、歐陽修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59頁。
[41]葉伯和：《中國音樂史》，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版，第15頁。
[42][宋]陳暘：《樂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頁。
[43]葉伯和：《中國音樂史》，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版，第6頁。
[44]王光祈：《中國音樂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頁。
[45][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頁。
[46][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頁。
[47][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頁。
[48][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35頁。
[49][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37-338頁。
[50][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版，第566卷。
[51][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77頁。
[52]聶文鬱：《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61頁。
[53][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卷，第79頁。
[54][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頁。
[55]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57頁。
[56][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995頁。
[57][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頁。
[58][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92頁。
[59][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1卷，第738頁。
[60][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1卷，第738頁。
[61][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38頁。
[62][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01-507頁。
[63][宋]陳暘：《樂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卷，第140頁。
[64][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61頁。
[65][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77頁。
[66][宋]陳暘：《樂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卷，第147頁。
[67][戰國]呂不韋著、陳獻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8頁。
[68][戰國]呂不韋著，陳獻猷校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4頁。
[69][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9頁。
[70]聶文鬱：《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63頁。
[71]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頁。
[72]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2頁。
[73]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6頁。
[74][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7頁。
[75][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256頁。
[76][漢]劉安撰，劉文典註：《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38頁。
[77][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頁。
作者簡介：
楊賽(1976— )，湖南省湘陰縣人，文學博士，上海音樂學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音樂美學、中國音樂史學、中國音樂文學。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樂記>研究史》(14YJA760045)，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青年教師基金項目《中國音樂史料學》(1111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