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蘇竣;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郭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汝鵬
[摘要]伴隨著科學技術的普及以及公民參與意識的提高,科技政策領域以政府官員、科學家為核心主體的精英決策模式不斷受到公眾的質疑,出現了「合法性」危機。科技決策模式從精英決策向大眾參與變遷正逐漸成為發展潮流。本文回顧了西方科技決策模式從精英決策向大眾參與的變遷過程,指出其依託的公共管理思想理念體現了從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的兩個轉變。以公眾廣泛參與為主要特徵的大眾決策模式不僅提升了決策的科學化水平,也成為培育公眾參與意識和提升公眾參與能力的重要平臺。決策主體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是實現科技決策模式現代化路徑的根本訴求。
[關鍵詞]科技決策模式;精英決策;大眾參與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4)03-0090-0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於若干領域政策實踐的中國公共決策模式及其現代化路徑研究」(編號:7123300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科技決策中的政府官員與科學家關係研究:基於知識與價值的理論構建和實證研究」(編號:71003062)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科技政策決策模式的「合法性危機」
二戰後,隨著國家幹預科學技術日益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政策選擇,一大批科學家進入科技政策的決策過程之中,以多種方式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科技決策。學術界公認1945年美國科學家萬尼瓦爾·布希(Vannervar Bush)向杜魯門總統提交的著名的科技政策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是科學家正式成為科技政策決策主體的標誌性事件,從此,「政府—科學家」的二元決策主體關係成為科技政策決策模式的核心特徵。美國學者古斯頓(David Guston)曾在《在政治和科學之間》一書中將這種決策模式中的二元關係抽象為委託—代理關係:作為委託人的政府要求作為代理人的科學家(科學共同體)執行某種科學研究或政策諮詢任務。[1]關於科學家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的作用的研究,起步於政策科學的奠基人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目前的共識是:科學家憑藉其特定的專業知識參與到各國的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而由於受到內在因素(知識、價值等)和外在因素(技術類型、制度環境等)影響,科學家在決策中的作用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模式和形態。[2]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的提高,我們發現持續了幾十年的以「政府—科學家」二元主體為特徵的科技決策模式逐步受到公眾的質疑,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如政府、科學家與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度存在巨大的「鴻溝」、公眾對核能技術的不信任等。近期,我國諸多城市出現的由PX項目工程選址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更是把這一問題凸顯出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公眾對科技決策模式存在怎樣的訴求?西方科技決策模式如何從精英政治向大眾政治變遷?其背後又經歷了怎樣的公共管理思想變遷?西方的相關理論研究對中國科技決策模式的現代化路徑有何啟示?本文通過回顧西方科技決策模式的變遷過程,探索其背後的公共管理思想脈絡,以期為上述問題的回答提供理論依據。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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