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慾、資本主義與「鐵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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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被廣泛認為是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與發展」的最傑出的社會學作品之一。該書成書於1904年至1905年,其創作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此時歐洲資本主義正蓬勃發展,也正因如此,這本書的視域始終鎖定近代西方。
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形式」如何形成的疑惑,引發了韋伯對「這些理性行為方式受到精神障礙的阻撓時,理性經濟行為的發展就同樣會遭遇到內部的阻力」的思考。也就是說,西方資本主義「理性行為方式」既然能發展起來,就說明並沒有「精神障礙的阻撓」。這激發了韋伯對促進西方特有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精神」因素的研究。韋伯發現,當時在西方,「在任何宗教派別複雜的國家中,大部分商界領袖、資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現代企業中的高級技工和接受過高級技術和商業培訓的職員,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的社會現象,從而開啟了他對於「新教倫理」與「西方資本主義發端」之間的聯繫的探索。韋伯發現,新教的「天職說」「預定論」「救贖確認」等倫理觀念和現代資本主義起源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之間存在親和關係,客觀上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與西方現代文明的發展。韋伯也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的後續發展並不需要再依賴宗教,但「鐵的牢籠」會掌控每一個「經濟人」。
總體來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帶來了三個方面的思考:文化如何影響經濟?是什麼引導西方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將面臨怎樣的新命題?
第一,「新教倫理」與「禁慾」。經濟與文化何者為「第一性」?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同時也不否認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那麼文化是如何作用於經濟的呢?馬克斯·韋伯的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無疑是給出了一條精彩的因果鏈。特定文化是特定經濟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在這本書中,韋伯認為「新教的倫理觀」催生了近代西方的「現代資本主義」。其實每種宗教都有其獨特的禁慾(Askese)方式,或稱苦行方式,對它們的實踐體現了教徒的虔誠度。因此著眼於「禁慾」是宗教倫理研究的題中之義。又因為韋伯認為「各個階層的宗教倫理觀念」「在各個國家中充當文化載體」,所以在他看來,對宗教的研究是考察特定文化的重要抓手。實際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中的一篇論文。韋伯更大的目標是更廣泛地用文化來解釋經濟,用文化來解釋社會:「探討各種世界性宗教的經濟倫理觀與其經濟生活的關係,以及那些宗教所處的環境與社會分層的關係,從而能將世界其他地方的發展與西方的發展進行比較。」(第17頁)
第二,「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傳統」與「現代」之分一直是縈繞在韋伯心頭的命題,對「現代性」的探求與思考是韋伯作品的重要部分。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和埃米爾·涂爾幹被後人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是西方「現代社會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 (第7頁)。這也是本書鎖定「資本主義精神」的原因所在。「理性」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關鍵詞,也是連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橋梁,對它的思考與解析,是韋伯對「是什麼引導西方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命題的回答。
第三,「鐵的牢籠」(iron cage)與「時代命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被譽為「20世紀最富有生命力的著作之一」,韋伯在這本書的倒數第三、四、五自然段中提出的追問與預測,是這本書聯繫21世紀的「藤蔓」。「新教倫理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的作用與「現代資本主義」如何運作之間並不是完整的因果邏輯閉環,而是兩條分開的單向邏輯鏈。所以當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再倚靠曾經「啟動」它的「禁欲主義」,機器與技術編織的「鐵的牢籠」制約著每一個並不信仰新教的後來人時,「新教徒願意在天職中勞作;而我們現代人只是被迫如此」。「物質財富」接手「禁欲主義」來控制人生,是韋伯對資本主義運行過程中「消融進純粹的功利主義」的擔憂。被職業化的「空殼人」如何尋找精神支柱?「鐵的牢籠」何去何從?依然是21世紀追問的命題。
(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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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佳妮;初審:程子茜;覆審:李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