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德撰《西州程記》，是關於早期高昌回鶻歷史的重要史料,亦是研究10世紀中國北方民族史的根本材料。關於王延德所記錄的漠北九族達靼部落的居地與名稱的考釋，反映當時的九族達靼主要位於包括鄂爾渾河流域在內的杭愛山脈至土拉河一帶，其部族名稱與《遼史》記錄的阻卜的部族名稱，以及《史集》記錄的克烈部及其分族的名稱有著密切關係。當時的九族達靼直接向北宋王朝朝貢，且其社會已經產生了階級分化。
關鍵詞: 《西州程記》 九族達靼 克烈部
作者白玉冬，1969年生，歷史學博士，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地址：蘭州市天水南路222號，郵編730020。
一、《西州程記》的史學價值《西州程記》又名《使高昌記》，是出使高昌回鶻（西州回鶻）的宋使王延德的行程記錄。《續資治通鑑長篇》卷22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三月條言「丁巳，高昌國王阿廝蘭汗始自稱西州外甥獅子王，遣都督麥索溫來貢方物」，五月條言「甲寅，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尚勳使高昌。」王延德在高昌回鶻停留一年左右後，按原路於雍熙元年（984）四月返回。《西州程記》對高昌回鶻的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社會等進行了頗為詳細的記錄，是漢籍關於西州回鶻歷史的根本史料。它與敦煌出土S.6551《佛說阿彌陀講經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xj 222-0661.9元代回鶻文書，共同構成早期高昌回鶻歷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性史料。
據《西州程記》，王延德從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北）出發，北上穿越沙漠，渡過黃河，途經九族達靼（九姓達靼）之地後抵達高昌回鶻。早年的學者多主張王延德沿戈壁沙漠南緣西北行，經額濟納河流域抵達伊州（今哈密）。然前田直典最先考證出，王延德是從唐代的中受降城入回鶻路北上，經由蒙古高原中部鄂爾渾河流域的九族達靼之地後，西越杭愛山脈抵達伊州。岑仲勉考證王延德的行程是三角式途徑，與前田氏持相同意見。此後，關於王延德的行程，雖偶有學者認為經由河西北部，但學術界主流贊同上述前田氏與岑仲勉的見解。
王延德出使，時逢宋朝南統閩浙（978年），北滅北漢（979年），繼而北伐契丹，卻在高粱河戰敗（979年）後二年。時值國勢蒸蒸日上的宋朝遭到契丹當頭迎擊，隱忍傷痛之時。《續資治通鑑長篇》卷25雍熙元年四月條載：「延徳初自夏州歷王（玉）庭鎮、黃羊平，所過蕃部，皆以詔書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其君長各遣使謝恩。又明年，延徳與其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於是至京師。」同書卷24太平興國八年（983）條言：「塔坦國遣使唐特墨與高昌國使安骨廬倶入貢。骨廬復道夏州以還。特墨請道靈州，且言其國王欲觀山川迂直，擇便路入貢。詔許之。」就王延德「以詔書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而言，其出使雖然是對高昌回鶻入貢的回禮，但也肩負有為抵禦契丹而收攏西北地區部族之使命。太平興國八年年，塔坦國遣使入貢宋朝，次年王延徳與其訪問過的蕃部使節按原路返回京師，無疑是此次出使的結果。
筆者近年致力於9世紀中期至11世紀漠北草原歷史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獲得了些許進展。主要體現在：認為10世紀時期九族達靼的社會發展已經達到「王國」階段，且與宋朝保持有朝貢關係；10世紀的九族達靼與河西地區的甘州回鶻、沙州歸義軍政權保持有通使關係；九族達靼中的克烈部晚唐時期協助李克用鎮壓黃巢起義，並與後唐王朝保持有密切聯繫，甚至姻親關係。以此為立足點，重新審視《西州程記》，深感其相關九族達靼的記錄實乃國史關於九族達靼社會情況的真實寫照。尤其是在中國北方民族史研究領域，探討蒙古高原主體民族由突厥語族轉變為蒙古語族的相關問題時，無論如何強調《西州程記》的重要性也都不過分。原因在於其記錄的漠北部族名稱與蒙元時期蒙古語族部落名稱直接相關，彌足珍貴。
關於《西州程記》記錄的漠北部族的名稱與居地，已有岑仲勉、哈密頓（J.Hamilton）、金烏蘭、齊達拉圖程度不同的相關復原與考釋，然尚無囊括整體的考證。而且，筆者相關見解與上述幾位存在很大不同。故撰此稿，祈請方家指正。
二、九族達靼居地與部族名稱考筆者關注的《西州程記》，全文載於南宋王明清作於乾道二年（1166）的《揮麈前錄》，部分載於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36《車師前後王傳》、《宋史》卷490《高昌傳》與《續資治通鑑長篇》卷25雍熙元年（984）條。此處，以成書年代最早的《揮麈前錄》為底本，並參考王國維、長澤和俊的校注本，給出王延德抵達伊州之前的行程記錄，並對相關部族與地理名稱進行討論。另外，在突厥語族民族統治蒙古高原的時代，受其統領的古代蒙古語族達靼部落，曾受到突厥語族民族的文化影響。如11世紀《突厥語大辭典》（Dīvānü Luġāt -it-Türk）的編者麻赫穆德・喀什噶裡（Mah̟mūdel-Kāšġarī）言達靼人有自己的語言，但同時還會說突厥語。《元朝秘史》出現的突厥語詞彙，說明在13世紀以前蒙古語族部落曾借用部分突厥語詞彙。這些部落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為九族達靼。是故，在討論有關九族達靼的部落名稱與職官或地理名稱時，筆者的復原首先考慮的是突厥語，然後才是蒙古語。
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砂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羅羅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喎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囊馳牽木筏而度。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以日為佔，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幹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幹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為回紇牧羊，達靼舊為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眾。次至託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
臥羊梁劾特族：岑仲勉比定為蒙元兀良孩（Uriangqai，即兀良合惕）部，地在肯特山一帶。齊達拉圖亦持此說。按《遼史》中出現三次與該名稱接近的部族名：分別是太祖三年（909）十月進輓車人的西北嗢娘改部族；應歷十三年（963）進花鹿與生麝的斡朗改國；天慶三年（1113）遣使獻良犬的斡朗改國。另，《遼史•兵衛志下》屬國軍條下有斡朗改，《百官志2》有斡朗改國王府。姑不論是否真的存在過斡朗改國王府，上述嗢娘改部族與斡朗改國肯定是出自同一集團。據陳得芝考證，兀良合部祖先在9世紀末至10世紀初之前已經是今肯特山的主人。10世紀時期他們有可能朝貢契丹，但1113年朝貢契丹的斡朗改國不太可能是他們。因為至遲在11世紀中期之前，兀良合部即已經為蒙古部所徵服，成為蒙古部的世襲奴隸。而且，《遼史》卷24《道宗紀》大安十年（1094）二月和三月條記錄萌古國遣使來聘。難以想像1113年時，兀良合部還能作為一個獨立的集團向契丹朝貢。如是，最大可能是1113年之際，還存在一個有別於上述兀良合部的另一名稱相同的部落。《史集》（Jami『al-Tarikh）介紹兀良合惕部落分為森林兀良合惕和被稱為迭兒列勤的突厥——蒙古諸部族的兀良合惕。《中國歷史地圖集》遼北宋時期地圖據此標明，斡朗改位於今貝加爾湖南部東西兩側。筆者此前考證的8世紀中期的九族達靼部族內，位於貝加爾湖與庫蘇古爾湖之間的Ye-dre七族有以白樺樹汁釀酒的習俗。《史集》談到森林兀良合惕人有同樣習俗。而且，唐代史料記錄的俞折室韋居地恰好與上述Ye-dre七族近同。筆者認同族名臥羊梁劾特與兀良合惕之間的比對，但不排除臥羊梁劾特族原本為Ye-dre七族之一部，10世紀時期他們已經移居到蒙古高原的可能性。即，兀良合惕部存在屬於九族達靼之一部，原本出自俞折室韋的可能。
都督山：前田氏推測是於都斤（Ötükän）山，即今杭愛山脈的簡譯。齊達拉圖主張是唐朝設置的龜林都督府境內的「龜林都督之山」，即肯特山或其附近的某條山脈的「都督山」。筆者以為該山名更有可能是《史集》記錄的克烈部王罕冬營地的ŌtōgūQūlān（老野馬之意）地方的、訛鐵鈷胡蘭山的簡稱。1241年冬，窩闊臺汗在此地去世，地在今翁金河北端附近。
大蟲太子族：前田氏指出與羌族的大蟲族地理位置不符，雙方只是名稱的類似而已。太子為漢語「太子」傳入北族的tayšï，或為突厥語tegin（tigin）「特勤」（即王族子弟）的意譯。大蟲即老虎。唐代因開國皇帝李淵祖先名李虎，避諱虎字而改稱大蟲，宋代延續此叫法。突厥語與蒙古語中，「老虎」（bars）是常見人名。該族居地臨近契丹地界。《續資治通鑑長篇》卷55真宗鹹平六年（994）七月條言「已酉，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國中事雲『戎主之父明記，號景宗，後蕭氏……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使西捍塔靼，盡降之』。」此處驢駒兒河即今克魯倫河。可見，在王延德出使十年後，契丹勢力尚停留在克魯倫河流域。據陳得芝考證，在蕭撻凜任西北路招討使的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契丹才真正控制了土拉河一帶。看來，與契丹接界的大蟲太子族居地，不太可能位於當時尚遠離契丹邊境的漠北腹地鄂爾渾河流域，而更應靠南靠東。《續資治通鑑長篇》卷25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條談到「延德初至達靼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鹹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裡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按五代後晉正為契丹所滅，晉出帝等曾被掠至北方，且王延德的出使距後晉滅亡僅過35年，然則上文的虜無疑代指契丹。如是，上述陷虜之人應即是被契丹所俘後晉漢人。不過，難以想像契丹會把他們流放在當時尚不在其直接控制的鄂爾渾河流域。反言之，這些人可能即在大蟲太子族居地內。
屋地因族：哈密頓復原作突厥語oqtegin（「箭之王子」）。齊達拉圖認為來自突厥語「於都斤」ötükän（ütükän），主張屋（ö）完全與於、烏對音，地因是源自tükän的tёyin，並以為《元史•抄思傳》所記人名別的因（bǝtein）來自乃蠻部別貼斤（bǝtkin）部落的同名異譯，「故地因也可譯為tikin，屋地因就是ötükän 的不同音譯」。眾所周知，漢語入聲韻尾-p / -t / -k的脫落在漢語言發展史上是個複雜的問題。據羅常培研究，西北方音中，對應中原音-t / -k的-r / -g兩個收聲自五代起就出現了消失的痕跡，但通攝屋韻收聲韻尾-og / -ug在當時尚未消失。上述消失過程應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筆者注意到王延德筆下的高昌回鶻地名中，「納職」對應回鶻語（突厥語的一種）Napčik，「六種」對應回鶻語Lükčüng。上述納職的「職」和六種的「六」表明，入聲韻尾-k在王延德所操漢語中尚未消失，同時也表明在當時的高昌回鶻漢語音中亦未消失。即，王延德記錄的屋地因族的「屋」的音值，不太可能是ö，而應該帶有入聲韻尾音-k。如由十個部落組成的西突厥又被稱為On Oq「十箭」，突厥語oq「箭」另有部落組織之義。至於「地因」，與見於五代宋遼漢籍的「狄銀」、「惕隱」相同，都是唐時的tegin（tigin）「特勤」的音變。即，「屋地因」對應突厥語oq tegin（tigin），字面意思是箭之王子之意，實際上是部落王子之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齊達拉圖介紹的「別的因」或「別貼斤」中，「的因」或「貼斤」即tegin（tigin）在晚期的音譯。
達幹于越王子族：族名是突厥語tarqanögä（ügä）tegin（tigin）的音譯與意譯的結合。前田氏視作《遼史》記錄的阻卜部族達剌幹、陀羅斤。岑仲勉視作《遼史》的于越達剌幹，《舊五代史》記錄的同光三年（925）投奔後唐的達靼首領于越之族。哈密頓復原做tarqan ügä。金烏蘭、齊達拉圖認為因其是「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故推定是後來的克烈部。按「達幹」（tarqan）在突厥汗國是「行政幹部」，或是管理兵馬之武官。西突厥汗國時期，被配備在可汗、公主與王族之下，且經常充當使節。在突厥回鶻汗國統治體系內，達幹屬於「幹部」階層，人員不等，甚至於類似榮譽稱號。蒙古的「達幹」，也近似與此。故，僅依據「達幹」，我們尚不能確定該族在九族達靼中的地位是否果真如王延德所言。反觀「于越」，又作「於迦」，漢字標記的頡於迦斯為漠北回鶻汗國著名的高官稱號el ögäsi（ügäsi）的音譯，相當於宰相。其中，el對應「頡」（茲為國家之意），ögä（ügä）對應「於迦」（于越），末尾的si是第三人稱所有詞綴。而稍晚於高昌回鶻建國的契丹，也設置有官職于越。據研究，契丹的于越為非常設職官，經常由宗室以外的皇族擔任。雖然其地位不低，但看來尚未達到回鶻汗國頡於迦斯el ögäsi（ügäsi）「宰相」那樣的顯赫程度。10世紀時期的九族達靼，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並未受到契丹的直接影響。上述九族達靼社會所見「于越」的內涵，更應承受的是回鶻汗國傳統。《續資治通鑑長篇》卷7乾徳四年（966年）六月條言「塔坦國天王娘子及宰相允越皆遣使來修貢。」五代宋時，西北方音中的鼻收聲韻尾-n與-ng已經出現脫落或鼻化成-m的現象。按此推論，上述「允」的實際音值可復原作jĭuě或ʻίuě，及其後續鼻音-m的形式。就其緊前面是宰相而言，與「于越」相同，「允越」可視作是ögä（ügä）的音譯。即，達幹于越王子族視作上述達靼國宰相允越所統領的部族，於理可通。另，《新五代史・四夷附錄・達靼》記錄達靼部首領于越（ögä / ügä）相溫（sängün），唐鹹通年間追隨李克用討伐黃巢義軍。考慮到官職稱號于越在9至10世紀的北方草原並不屬於泛稱，上述于越相溫所統領的部族亦可視作後來的宰相允越所統領的部族前身，亦即此處達幹于越王子族的前身。關於上述參與討伐黃巢義軍的達靼，學界多視作「陰山達靼」，筆者則推定是克烈部前身。是故，筆者以為九族達靼中，至少達幹于越王子族可勘同為克烈部。
拽利王子族：關於該族，小野川秀美視為羌族的野利族。前田氏主張應勘同為《遼史》記錄的阻卜部族或部族長名稱阿離底或阿里覩，也即克烈部的分族名aliad。岑仲勉和哈密頓主張應復原為突厥語il（el）「國家、人民」。金烏蘭、齊達拉圖推定是蒙元時期的札剌亦兒（J̌alayir）。筆者曾推定8世紀時期的九族達靼部落中，包括敦煌出土P.t.1283藏文地理文書記錄的Yed-re七族。那麼，中古音可推定為jĭɛt-li的拽利勘同為Yed-re，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西北方音中的入聲韻尾-r（中古中原音的-t），從五代起就已露出消失的痕跡。而且，王延德記錄的于越的「越」jĭwɐt中，入聲韻尾-t已經消失。同理，同人同一時間記錄的同屬山攝的「拽」之中古音jĭɛt中，其入聲韻尾-t也可視作已經消失。如此，我們得到的「拽」的實際音值是jĭɛ。《舊五代史》卷138《外國傳 二》回鶻（甘州回鶻）條記錄後晉天福四年（939）三月，回鶻遣都督拽裡敦來朝。如前所述，當時西北方音的鼻韻尾-n與-ng已經出現脫落或鼻化成-m，然則與中古音可復原做tuǝn的「敦」對應的突厥語詞彙的尾音，存在是元音以及-m / -n的可能。是故，筆者以為「拽裡敦」的突厥語原音，除哈密頓推定的altun（金）外，還存在ärdäm「（男人的）品德，勇敢，善良」的可能。故，筆者提議「拽利」的「拽」，除對譯突厥語y / g 音外，還存在對譯突厥語a / ä，乃至與ä接近的半開口音i / ї / e的可能。而且，柏林藏吐魯番出土木杵文書中，寫於983年的第2件漢文木杵文中的人名「英利耶嚧地蜜施天特勤」（Il Yarutmïš TängriTigin ）中，「英利」與突厥語il/ el對應。即，此處漢語譯音「利」對應突厥語-l。如此，「拽利」對應的語音存在il / el、al/ alї、äl/ äli、yäl/ yäli、gäl/ gäli、ili / eli等多種可能。雖然《元史》卷1《太祖紀 一》記錄札剌亦兒作押剌伊而（Yalayir），《遼史》記錄的阻卜札剌節度使司的札剌可視作是札剌亦兒（J̌alayir）的略稱，但筆者對把拽利視作札剌亦兒仍存疑慮。原因在於雖然yala與yäli之間有共通之處，但札剌亦兒之音難說在10世紀時期曾被讀作yalayir或yala。
《遼史》記錄會同二年（939）與乾亨元年（979），阻卜阿離底、夷離菫阿里覩來貢。同書《蕭圖玉傳》言「開泰元年（1012）十一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朶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蕭圖玉擔任西北路招討使時，遼西北路招討司治所位於鎮州可敦城。前田氏最早指出，該城可視作拽利王子族居地內的「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考古學資料反映，遼鎮州可敦城位於今蒙古國布爾根省南部喀魯河下遊之南、哈達桑之東20公裡的青託羅蓋古城（約烏蘭巴託正西200公裡）。而前面介紹的阿里底逃往的窩魯朵城即回鶻都城所在地，即今鄂爾渾河上遊的哈喇巴剌哈孫遺址。即，七部太師阿里底所屬部族駐地，當在窩魯朵城以東的鎮州可敦城一帶，當與拽利王子族居地基本處於同一地區。考慮到上述二族居地的共通性，且el（il）「國」只是一個泛稱，而王延德根據親身踏查所記錄的拽利極可能更是具體的部族名稱，筆者以為拽利視作部族名稱阿里或阿離的不同寫法，更具說服力。進言之，上引阻卜夷離菫阿里覩中，夷離菫irkin即突厥語部族長之意。此夷離菫irkin，被王延德譯作王子極其自然。另，據陳得芝介紹，關於《史集•部族志》記錄的克烈分族的第5個族名，波斯文集校本作albāt，有二種抄本第3字音點脫落，列寧格勒本、倫敦本作alīāt。據筆者上面的復原而言，上述克烈分族名當以alīāt為正，可視作王延德記錄的九族達靼之拽利王子族，亦即979年朝貢契丹的夷離菫阿里覩統領的阻卜部族。
阿墩族: 岑仲勉比定為突厥語altun應該正確，但以為該部族名源自金山，值得慎重。《遼史》卷 13《聖宗紀四》統合十四年（996）十二月條言西北路招討使「（蕭）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封蘭陵郡王」。阿墩族應即上述阿魯敦之部族。
馬鬃山：語音上，與河西走廊北面的馬鬃山完全對應。不過，《舊唐書》卷195《回紇傳》言「貞觀初，菩薩與薛延陀侵突厥北邊，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谷設率十萬騎討之，菩薩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因逐北至於天山，又進擊，大破之」。「鬣」與「鬃」同義，則馬鬣山與馬鬃山同義。岑仲勉考證，上述菩薩在馬鬣山之後擊敗欲谷設的天山可視作杭愛山脈最高峰鬱督軍山（即鄂特岡騰格里峰，Otgon Tenger）。然則在天山之前發生戰鬥的馬鬣山應在杭愛山脈最高峰以東。蒙元時期的張德輝著《嶺北紀行》（作於1247—1248）記錄其自渾獨剌河（即今土拉河）西行，經由和林川後言「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關於上述和林川，有學者認為是《元史・地理志》記錄的喀喇和林河，即鄂爾渾河。筆者則以為，據之前文意，其應當代指包括鄂爾渾河谷在內的平川，與王延德筆下的合羅川寓意相同。如是，上述馬頭山則位於杭愛山脈最高峰以東，不排除是唐人記錄的馬鬣山之名在後世相傳的可能。王延德經由合羅川與阿墩族後抵達的馬鬃山，行進路線上而言當與張德輝記錄的馬頭山有共通之處，極可能是對同一山名的不同描述。
格羅美源：「格羅」恐怕是突厥語köl（湖）或蒙古語γol（河）之音譯。鑑於源之含義，「美」可視作突厥語baš（河源，原意是頭）的音轉maš ˃mїš的音譯。類似水源豐盛之地，在漠北非杭愛山脈北部莫屬。按王延德行進路線而言，格羅美源應在穿越杭愛山脈的道路沿線。今蒙古國後杭愛省境內的特爾很查幹湖（TerkhiinTsagaan Nuur），面積61平方公裡，每年春夏秋季鳥類遷徙季節是其重要聚集地。湖西岸與數條河流相連形成溼地，湖南岸現仍有東西貫穿杭愛山脈的道路經過。按王延德行進路線而言，格羅美源最大可能是指該湖。
託邊城：岑仲勉勘同為克烈分族禿別幹、禿別延、土別燕。該部居地大致位於今杭愛山脈西部。就此而言，主張其與党項族名拓拔，或與木馬突厥都播有關的意見，難以成立。
小石州：《永樂大典》引《站赤》延佑元年（1314）閏三月條與七月條，記錄有驛站名塔失城、答失城。杉山正明推定上述塔失城與答失城為同地，勘同為《經世大典》地理圖記錄的緊鄰哈密右側（東側）的塔失八裡，即明代《畏兀兒館譯語》的他失八裡（石頭城），《明實錄》的他失把力哈孫。據《舊唐書》卷40《地理志》河西道伊州條，以及《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右道下》伊州條，伊州為隋伊吾郡，隋末有西域雜胡入住，貞觀四年（631）歸唐。《舊唐書》卷62《李大亮傳》介紹東突厥頡利可汗被唐俘獲後，伊吾的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與七姓種落歸順西北道安撫大使李大亮。而唐光啟元年（885）十二月所寫敦煌出土S. 367《沙州伊州地誌》伊州條言「貞觀四年首領石萬年率七城來降。」石萬年即西域石國（今塔什幹）出身者。上面介紹的入住伊州的西域雜胡就是七姓種落，也即石萬年統領的七城。以西域石國出身的石萬年為首領而建成的城被稱為石頭城、塔失（Taš）城、答失（Daš）城、塔失八裡（TašBalïq）、他失八裡（Taš Balïq）、他失把力哈孫（Taš Balγasun）應無問題。王延德自蒙古高原向西行進，在伊州之前抵達的小石州應即上述塔什八裡（Taš Balïq）的意譯。
結語綜上，宋使王延德北上漠北，途經九族達靼之地後抵達高昌回鶻。其在漠北最先訪問的臥羊梁劾特族，地當位於杭愛山脈東南部與翁金河之間，其次抵達的與契丹接界的大蟲太子族當在臥羊梁劾特族之東，再次經由的屋地因族與達幹于越王子族應在大蟲太子族之北，拽利王子族地當在達幹于越王子族之西、鄂爾渾河與土拉河之間，阿墩族在鄂爾渾河流域，託邊城在杭愛山脈西部，小石州則西臨哈密。從上述行程可以看出，當時的九族達靼，其居地主要在包括鄂爾渾河流域在內的杭愛山脈至土拉河一帶，佔據著漠北核心地區。而且，九族達靼的部落名稱，與《遼史》記錄的阻卜部族名稱，以及《史集》記錄的克烈部及其分族名稱有著密切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王延德一一訪問九族達靼之部落，並記錄拽利王子族是其「尤尊者」，且其首領之子擔任其他部落首領。結合983年塔坦國國王遣使入貢北宋，可以認為當時的九族達靼與宋王朝保持著直接的朝貢關係，且其社會已經產生了階級分化。
（該文發表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動，注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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