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日，倘若經過上海地鐵13號線淮海中路站的3號口，一定會注意到地鐵口邊上一面被粉刷成白色的弧形牆面。如果看得足夠仔細，可以依稀辨認出牆漆下凸出的銅字痕跡，上有「向明中學」四個大字。
1954年，向明中學得到原校舍西側的一塊空地並闢為操場，校門從長樂路移到瑞金一路151號；而現在，它的校門又重新移回長樂路上。如同校園內一幢1939年4月建成的教學樓，幾經更易之後，又於2013年恢復了歷史原貌。
歷史仿佛在此飄搖動蕩，而又回到起點。可是，什麼是歷史的起點？無論是1990年的《盧灣區地名志》、1998年的《盧灣區志》，還是2002年、2012年聲勢浩大的建校100周年、110周年紀念活動，向明中學「前身為震旦大學附中，由清末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於1902年創建」的表述，似乎成為一項共識。然而，仔細審視這一表述得以建立起來的邏輯鏈條，不難看到：儘管每一個環節都是一項有據可查的事實，但它們卻不能貫連起來，將向明中學的歷史追溯到1902年和馬相伯先生。
換言之，「百年向明」的歷史是由真實歷史事件拼湊而成的。然而，對這些事件的審視，不僅重新建構了向明中學自身的歷史，也勾連出一段20世紀上海教育的歷史。
1947年版《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中的「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盧灣區志》對向明中學的校史介紹如下：「前身為震旦學院預科，由馬相伯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創建。光緒三十四年，隨院遷今重慶南路227號。民國20年（1931年）改為震旦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民國26年增設初中部，改名震旦附中。民國27年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設女子初中部。1952年兩校合併，設于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設女中原址，並改今名。1958年，私立曉光中學併入。1959年定為市重點中學。」 2002年為紀念「百年校慶」而出版的《百年向明 與時俱進》（下文簡稱《百年向明》）中，更直指震旦預科（記為1902年建立）為向明中學的源頭。
我們從1952年使用「向明」名稱倒推，可以看出，建立這一歷史敘述的依據如下：（1）向明中學由原震旦大學附中更名而來；這一點，也有李寶芳校友的回憶作為佐證，即在大光明電影院召開「學校改名大會」而非「成立大會」，遊行隊伍所唱的歌詞是「震旦人向太陽向自由」，這顯然是改用了蘇聯歌曲《光明贊》，而表明其主體身份是「震旦人」。（2）向明中學繼承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房舍；這一點，也可通過老教學樓於2004年2月被公布為盧灣區不可移動文物（盧文[2004]10號）和資料照片得以證實。（3）震旦大學的前身是震旦學院。（4）震旦學院是由馬相伯建立的。（5）馬相伯在1902年即提出建立震旦學院。
而隱含在這一敘述之中的，有這樣兩個重要預設。首先，上述事實3、4中的「震旦學院」是「同一個」；其次，馬相伯先生所建立的震旦學院的預科與震旦大學附中有繼承關係。
兩個震旦我們首先考察第一個預設。《百年向明》中承認，1904年，在震旦學院任教的耶穌會法籍傳教士南從周與學生之間發生矛盾，學生於次年離校的歷史事實，並稱1905年及之前的震旦學院為「第一震旦」；1905年由耶穌會主辦重新建立了震旦學院即「第二震旦」，「經濟上完全依賴法國政府資助，在校政、教學等方面都以不同於1903年創辦時的震旦」。
1905年擁戴馬相伯先生的學生離開震旦，最終促使馬相伯另行舉辦復旦公學。1905年6月29日，原震旦學院教師於《時報》登載《前震旦學院全體幹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公白」聲明，「舊時院名，久已消滅。此後倘有就舊基地重行建設者，無論襲用舊名與否，與舊時震旦，絲毫無關。」這份公白鮮明地否定了「第二震旦」的繼承地位，而以新成立的復旦公學為「第一震旦」的延續。
然而，《百年向明》以馬相伯先生為「第二震旦」捐贈校舍、擔任校董會主席等緣故，指出他對「第二震旦」的發展「出過大力」，並以此堅持視「第二震旦」為「第一震旦」的繼承者。
對此，《大陸》1905年第3卷第3期上登載的一則《震旦學院學生退學始末記》或許值得注意。文中記載了馬相伯先生由於身在教會「不能自由」，以至「對學生飲泣」，提醒我們認識到馬相伯先生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的天主教信仰和耶穌會士的身份，使他必須服從於教會的安排。另一方面，他自己的教育理想卻與耶穌會所信奉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馳。「第一震旦」採用英語教學是這後一點的有力證據，而其以合格譯者為主要培養目標的實用思想，亦遠不同於耶穌會將宗教貫穿在教育之中的辦學目的。「第一震旦」意圖成為一所獨立的、超然於宗教和政治之上的學校，但因缺少房舍，接受了教會的捐助，從而未能實現這種超然。在馬相伯先生所陷入的矛盾之中，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最終導向了復旦的誕生——更能代表他的個人意願；而對「第二震旦」所作的捐獻，則應反過來視為他捐資幫助教會興辦教育，以回報教會在1903年幫助其開辦「第一震旦」。
預科與中學既然兩個震旦學院之間並無實質上的關聯，那麼，在「第二震旦」時期建立起來的附中與「第一震旦」的預科之間建立對等，也就是無稽之談。然而，它卻提示學制變化與國家層面政策變動的關聯。
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分別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均效仿日本，明確規定了獨立設置大學預科，並且進行分科教育。但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壬寅學制中的大學預科並未規定需附屬於某一大學堂，而其學制為三年，這就與1902年《震旦學院章程》中學制二年的預科有所不同。此外，《震旦學院章程》中分科為「文學」和「質學」，也不同於壬寅學制所規定的「政」「藝」兩科。壬寅學制未得實行，可見一斑。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仍規定大學預科為三年，但分為經學科、格致科和醫科三科。1908年，「第二震旦」遷址到馬相伯捐贈的新址（即今上海交大醫學院），課程均用法語教學，並採取三年制預科和三年制高級教程的教學體制。然而，這一六年制改革與其說是順應癸卯學制，不如說是為與法國教育制度取得某種一致。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發布《壬子癸丑學制》，其中高等教育階段只有一級，內分預科和本科，停辦各省高等學堂，改大學預備科為預科，預科附設於大學，不分科。1912年10月24日的《大學令》規定：「大學設預科，修業年限3年，修業期滿，試驗及格，授以畢業證書，升入本科。大學預科須附設於大學，不得獨立。」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壬戌學制》，規定「取消大學預科，一方將中學程度提高，一方將大學年限延長，以為補充」，從而取消了預科教育制度，以三年制的高中作為替代。有學者據此認定，預科制度至此退出歷史舞臺。然而，實際上中學辦學水平仍十分有限，而大學固守預科，因此並未執行。1925年11月，北洋政府公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法令，堅持「私立」、「中國人控制」、「教育與宗教分離」的三大精神。這一法令同樣沒有被認真對待。之後的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立案條例》與《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立案條例》，再次規定大學及專門學校須直接向大學院申請立案。1928年2月公布《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規定外國人充任董事不得半數，其董事會主席和董事長由中國人擔任。
直到1930年，在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反覆重申廢止大學預科令後，預科才得到廢除。同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布《查察教會學校應行注意各點》，3月，已立案的金陵大學和滬江大學仍違令開辦宗教系，教育部要求兩校停辦宗教系。南京國民政府上述規定，對教會學校形成了強大的壓力，至30年代中期，除上海聖約翰大學之外的所有教會大學及絕大多數教會中小學，向政府立案註冊，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督管理。
1931年12月，震旦學院更名「震旦大學」。為執行《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立案條例》和《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中校長和校董主席由中國人充任的規定，名義上由胡文耀任校長、馬相伯為校董主席，實際上震旦大學仍由教會控制。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准，震旦大學成立附中，校長由胡文耀掛名兼任。他同時還兼任公董局辦立的薩坡賽路小學（今盧灣第一中心小學）校長。1933年又設立了初中部。至此，後來成為向明中學前身之一的震旦附中才「名正言順」地作為向政府登記備案的合法私立學校出現。
女子學院1935年9月，中華公教進行會（在華天主教會的組織）在上海召開全國性的大會，並在震旦大學舉行講演。馬相伯先生出席參加。會上第13號提案提議「公教宜設立女子大學院」，「茲以我中國公教尚未設有女子大學，乃使中學女教友欲升學而無從，間有人非公教之大學求學，對於宗教學問，缺少研究，而信德方面，不無危險……」（此前建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均為新教教會而非天主教會創辦。）據此，由聖心會修道院組織，修道院院長能理（Conchita Nourry）牽頭，修女唐樹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務長。為避免向政府備案，女子大學名義上歸屬于震旦大學，故名「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這從一個側面也表明政府對教會大學的約束，至少是無法無視的。
1935年9月中華公教進行會在上海召開全國教區代表大會。圖為大會在震旦大學的講演來賓合影，左起第四人為馬相伯。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歷史圖片搜集與整理系統，http://211.144.107.196/oldpic/node/16056根據唐樹德為1948年畢業的學生在紀念冊上所寫的校史回顧，1937年6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開始籌備，女子學院自己的教學樓開始建設。由於全面抗戰的爆發，學校推遲到同年10月正式開學，授課地點即在修道院內的一間大教室中。另外一間帶小書房的起居室和幾間寢室也劃給女子學院使用。次年即1938年，女子學院開始使用教學樓的上兩層，並設立中學部，招收初一和高一年級各一個班的學生。1939年4月27日教學樓正式建成，此即為後來向明中學的「老教學樓」（今名「震旦樓」）。1945年日本投降前，強徵震旦大學和女子學院教學樓作部隊醫院使用，學院教學遷至震旦大學1908年搬遷以前的舊址進行。日本投降後，修復新樓，恢復教學。
女子學院由天主教會提議而辦，亦一直是教會活動的一個重鎮。1948年2月，全國天主教教育大會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召開，討論加強天主教會的辦學，以應對新教教會辦學的蓬勃態勢。這種局面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新中國成立之後，就變得尤為複雜。1949年9月，在聖心會的授意下，女子學院校董會更換院長，隨後宣布震旦女大「獨立」，與震旦大學脫離隸屬關係。10月，在美國惠斯利大學歷史系授課的王國秀回國，在聖約翰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50年7月，華東教育部派她擔任女子學院院長，協調女子學院與震旦大學合併事宜，最終於1951年9月完成合併，並在同年12月成立合併後的校務委員會。這段時間中發生的事件，則需要更加仔細的考察。
教會學校的「去教會化」1950年6月，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然而這種「有步驟」與「謹慎」已沒有足夠的時間了。7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中美互相凍結對方在己方境內資產。這直接影響到了教會學校的運作。
1950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其中明確規定：「私立學校的行政權、財政權及財產所有權均應由中國人掌握」；12月，又頒布了《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次年1月，教育部又發出《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特別指出要「將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與接受其他外國津貼的學校區分開來」，「應根據情況改由中國人私人出資辦理，或接收為公立學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職，美籍人員一律不得擔任學校行政職務，美籍教師可酌情處理。」在這樣的背景下，1950年10月發生了「輔仁大學事件」，輔仁大學成為政府接辦的第一所教會大學。[9] 12月，聖約翰大學也正式宣布與美國聖公會脫離關係。震旦大學雖然接受的是法國政府的資助，照理不屬於「特事特辦」之列，但據《百年向明》載，1951年1月30日，法籍耶穌會士茅若虛致信胡文耀，表示補助資金9000美元被美國凍結。這同樣使震旦大學陷入財政上的困難。
在財政上脫離了教會，只是去教會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在教學內容和學生行為規範上脫離教會控制。首先是關於學科的問題。輔仁大學之後，教會大學相繼被政府接辦，並被要求不得開設違背於「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或「社會主義的」學科。在這一背景下，作為綜合大學的震旦大學可以進行科系調整，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則面臨家政系當何去何從的問題。Helen M. Schneider在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書中考察了這段歷史。1951年5月，王國秀就此問題去信詢問金陵女大的校長吳貽芳，吳貽芳回覆說，金陵的家政系已經改為兒童福利系，而且金陵女子大學將併入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管理者也告知王國秀，家政系已解散，營養學系併入化學系，而兒童福利則成為心理系有關兒童發展和兒童心理學的一部分。對此，他們建議王國秀徵詢教育部和婦聯的意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後來發展也與兩所學校基本一致：家政方面，營養學系在隨後的院系調整中併入復旦大學化學系，其餘則作為學前教育而併入南京師範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也結束了它的歷史。
而更大的困難來源於宗教信仰。據稱，有90%以上的學生信徒都參加了「聖母軍」組織。震旦大學和女子文理學院及其附中，成為天主教上海教區抵抗新政權的強大力量。據親歷者的回憶錄稱，1950年天主教會下令禁止教徒參與任何與共產黨有關的活動或在支持共產黨的文書上簽字。1950年9月23日，新教的吳耀宗等人於聯名發表了「三自宣言」，發起「三自愛國運動」；作為應對，天主教會禁止信徒與「三自愛國運動」聯繫。在這樣的情形下，1951年6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在1951年內「摧毀全國聖母軍的組織」。 7月，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取締「聖母軍」，9月上海市公安機關先後抓捕一批「聖母軍」領導人物，所有天主教徒被要求籤字脫離與外國教會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9月，胡文耀參與組建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並任主席。
向明中學的建立至此，向明中學何以在1952年「改今名」，也就不難理解了。5月，中央教育部在全國工學院會議的調整基礎上，制定了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該方案於同年7月下達上海各高校。8月2日，華東地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委員會成立，並於8月中旬指定華東地區院系調整最終方案。9月24日，全國範圍內的院系調整完成，10月中旬至11月初開學。震旦大學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師、設施、書籍按院系調整直接去往新工作單位，這實際上使震旦附中和震旦女中實際上失去了繼續辦學的條件。9月，成立向明中學，校址為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所在地，由胡文耀擔任第一任校長。胡文耀隨後即調任在震旦大學校址上新成立的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校長。兩個附中在這浩浩蕩蕩的大學合併、調整與解散歷史之中顯得沒有存在感。
至此，我們重新審視文首提出的邏輯鏈條，可以看到：
（1）向明中學由原震旦大學附中更名而來——屬實；
（2）向明中學繼承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房舍——屬實；
（3）震旦大學的前身是震旦學院——屬實，然而此處的「震旦學院」是耶穌會重辦的；
（4）震旦學院是由馬相伯建立的——屬實，然而並非由（3）直接後繼；
（5）馬相伯在1902年即提出建立震旦學院——屬實，但並未於1902年開學，而是1903年。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舊照，較近者為今「震旦樓」，較遠者為修道院，今屬上海社科院。從通常確定建校年份的方式來看，譬如復旦大學，雖然是「馬相伯的」震旦學院的合法繼承者，卻並不以震旦學院得名的1902年或開學的1903年為建立年份，而是以確定「復旦」之名的1905年為起點。在同一專有名稱下因學制變化和社會環境而更名為「大學」，則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就此而論，向明中學真正的建校時間只能是1952年。即便從繼承房舍的角度，認定其為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某種繼承者，我們也只能將它的歷史追溯到開工建設今「震旦樓」的1937年，而不能包括更早建成，現屬於上海社科院的修道院。
以此觀之，向明中學的實質是耶穌會建立的教會大學與聖心會建立的女子教會大學（在財產和所僱之中國、非教會人員方面）進行合併之後，接受其原先各自附中（根據民國時期政府要求所成立的建制）的教會財產所建立的中學。胡文耀擔任首任校長顯然是為其擔任新建立的二醫大校長過渡。因此建校時間定為 1952 年，而據其所接受之建築最多可以上溯至 1937 年。所謂 1902 年建校、馬相伯創始顯然純屬附會，是用真實的歷史事件拼湊出的一個含混而錯誤的歷史。
一個顯然的事實是，「向著光明」屬於「舊社會黑暗、新社會光明」的政治修辭和價值判斷；當年輕時的李寶芳校友高舉新校旗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時，當大光明電影院裡揭開「上海市市立向明中學」校牌時，1952年的向明人，應當感到，他們參與塑造的是一所新學校，而不是「殘渣餘孽」的延續。而那些反對這一點的人，已作為外國教會安插、籠絡的敵對勢力被清除了。相似的歷史也發生在公董局舉辦的中法學堂（1952年更名為光明中學）、耶穌會創辦的聖芳濟書院（1952年更名為北虹中學）等外國勢力所辦的學校身上。對向明中學歷史的檢視與還原，由此成為近代以來上海教育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人為自主辦學而展開的鬥爭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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