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龍門陣》2005年第1、2、3期，作者孔祥明，原題《孔祥明：我與聶衛平的情和緣》。
2011年1月8日，孔祥明、孔令文和孔令文的兒子
聶衛平，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孔祥明，生於天府之國的四川成都，中國趕超日本女子圍棋的第一人。兩人在黑白子間相識、相知、相愛，他們的婚姻如同一盤棋，其間有許多耐人尋味的生死劫材鮮為人知。如果你想了解詳情，請聽孔祥明的「復盤」講解。
我的前夫——聶衛平，是許多人都不會陌生的名字，對我與他的近12年婚姻，外界憑猜測或隻言片語編寫了一個個美麗的故事，或一件件扭曲的事實。我沒有權力，也沒有必要對這些加以申訴和辯解。但我真心希望新聞媒體不要去追根尋底，去吵得個沸沸揚揚。那不僅會傷及聶衛平和我，更會傷及我們各自的新家。為了減少那些無根據的猜測和謠言，我在朋友勸說下，最終提筆寫下了我的這段情和緣。
應該說，我在孩提時代就認識了聶衛平。那時他代表北京隊，我代表四川隊參加全國少年兒童圍棋比賽，我們除了在領獎臺前知道了對方的名字，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印象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圍棋率先作為「封資修」毒品而被打入地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和方毅等首長的提議下，圍棋運動在中國才重新得以恢復。
1973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示下，國家體委成立了國家圍棋集訓隊，將各省市的圍棋尖子集聚到北京。全隊有三十多人，大部分是「文革」前已成名的尖子棋手，也有少數像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一代。當時，我的歲數在這些棋手中是最小的，剛滿17歲，棋的輩分也算是小的了。
在集訓隊裡，女隊員只有五名，我可以說是比較用功的。男隊員中聶衛平是最刻苦的，一有空他就抓人下快棋。實在找不著對手時，我便成了他的磨刀石。這樣的事多了之後，隊上便有了些風言風語。好心的老隊員來告訴我，我是又驚又怕。談戀愛在那個年代可是嚴重違紀的啊！更何況我還不懂得戀愛，嚇得我以後再也不敢搭理他了。就是不得不說話時，也一定語氣尖刻，火藥味十足。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們之間的清白似的。聶衛平此時也聽到一些謠傳，說我講了他什麼壞話，氣得他也視我為眼中釘。從此之後，兩人就再也無法平和相處了。別說盤外嘴仗，就是對局完的復盤，兩人也一定要吵得臉紅筋脹才算罷休。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很多年。
後來，國家集訓隊改為國家圍棋隊，搬進了國家體委訓練局，我與聶衛平之間的矛盾才漸漸有點和緩。因為他當時已與後來入隊的何曉任確定了戀愛關係。他們雙方都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語言，是一個門當戶對的好姻緣，大家都等著他們什麼時候辦喜事。我也就少了輿論的顧慮，不再對他那麼滿身是刺，又討厭，又損人了。可惜的是，就在誰都以為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時，兩人卻在最後因性格差異而分了手。這其中的原因我是過了好幾年才從聶衛平口中知道的。但曉任卻一度誤認為是因為我的存在，破壞了她的姻緣。我和她都是一個省隊的隊友，又同在國家隊，這叫我既委屈又難過。然而，後來的結果卻正如她的猜測，我就更是有口難辯了。
唯一可以說的是，在他們分手之後，聶衛平又談過幾次戀愛，都沒有成功。其中，有一個也已是談到了婚嫁。我確實不明白聶衛平為什麼會在眾多花園中遊覽了一番之後，竟選擇了我這個又倔強，又不起眼，又不惹人愛的醜鴨子。這是命運的安排，還是一種偶然？我不知道。但我至今也記得，當我最後決定答應和聶衛平走到一起時，我親自去告訴曉任，徵求她的同意，也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如果是我的錯，那只是在於現在的接受，而不是當初我的存在。她真誠地祝福了我，使我心中釋然了一片陰霾。這種什麼事都要說個明明白白的個性，真不知是對還是錯。但我為此吃了太多的虧，卻是不改的事實。
跟聶衛平可以說沒談戀愛就結婚了。那些雜誌、報紙上的花邊趣聞，都是一些記者們的想像和捕風捉影的隨寫。我們之間真正的紅娘就是圍棋。
那時，我們除了平時都在國家隊訓練、生活外，還一起去外地比賽，也常常一塊兒出訪日本。
在那個外事紀律森嚴、每句話都要向領導匯報的年代，若因私人關係不好，影響代表團形象的事，是絕對不允許的，這也是丟中國人的臉。我們的覺悟還沒低到那程度。所以，我們在表面上總是維持和平，但私下有些邪門歪道就不敢保證了。
比如說：聶衛平明知我討厭吃肥肉，卻偏偏想法子讓我吃。記得有一次在日本訪問，一天吃飯時，他就找了一片最肥的肉，裝著很關切似的說：「小孔，這片肥肉你若不吃下去，明天的比賽可就兇多吉少了。」
下棋的人多少都有些迷信，最討厭不吉利的話，「拼死」我也得把那片肥肉吃下去，心中卻在想著怎麼報復回來。
在另一次比賽前一天的下午，我們去拜訪後援單位日本讀賣新聞總社。一人面前一杯茶，一塊大蛋糕。機會來了！我知道聶衛平最討厭吃甜食，對蛋糕更是從不沾口，於是便輕言細語地對他說：「小聶啊，這蛋糕可是吉祥物哦，你若不吃，明天的比賽就危險了。」
明知我是在報復，但為了比賽圖一個吉利，他氣得三下五除二將蛋糕塞進了嘴裡。那副痛苦與悲壯的表情，讓我肚子都笑疼了。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們，是多麼幼稚和純潔啊！
當時，我們作為中國棋界年輕男女棋手中的佼佼者，日本方面很關注我們的人生動態，有意無意地總是將我們倆往一塊兒湊。記得有次去東京塔觀光，上面有個電腦算命的，這可是當時最新奇的玩意兒了。日本朋友非要我去測一下我的婚姻，誰知電腦打出的診斷表，竟像是為我倆寫的一樣，各方面的偶合使大家都怔怔地看著我們。我們也無法解釋，都鬧了個大紅臉。
這似乎是一種天意的巧合，卻對我們各自心中都有震動。否則，也沒有後來的潛移默化以至真正地走到一起了。
關係改善了，在一起的時間又多了，在一起也不外乎是下棋，做死活題，永不改變的內容。談的，做的，想的都是棋。兩人在對方的眼中已不再討厭，而慢慢變得可愛起來。
於是，在某一天下快棋時，聶衛平突然冒出一句：「我喜歡你。」我才發現心中也有了他，怔怔地看了他半晌，無言地走回了自己的宿舍。想了很久才明白：哦，這就叫戀愛。
我能談戀愛了！初戀的興奮與幼稚，改變了我本立志要做棋手的命運。那時，如果稍稍有點頭腦想想，就會明白，我倆走到一起是最不合適的。不說別的，就我倆這要強的個性，那還不為大事小事吵翻了天啊！
爭強好勝在事業上是件好事，在生活中卻是禁物。再者，我們出生於完全不同的家庭。他是革命幹部的長子，我是國民黨舊職員的獨女。家庭教育、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觀也各異。更有，我們又都是國家培養的尖子。
1976年我訪日時，將當時日本第一流的女棋手們全都拉下了馬。七戰七勝已經實現了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女棋手趕超日本。這雖然只是萬裡長徵第一步，但在日本和臺灣引起的震動還是很大的。
記得第一屆「應氏杯」在北京舉行時，應昌期老先生就對聶衛平說過不止一次：「小聶，在臺灣，小孔可比你出名得早啊。」這個戲言也說明了中國圍棋的進展已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
那幾年，我在國內外成績都不錯。我的第一個日本朋友小川誠子六段至今也常在公開場合說：「小孔的棋很厲害，坂田榮男先生1973年訪中時就誇她為中國的女吳清源。雖然她現在退出了棋界……」
言下之意是對我放棄比賽的狀況充滿了惋惜。我是不敢接受坂田先生這樣的誇獎的，我也沒那個棋才去接受。這只是說明，我們當時都是受人矚目的。這兩人組成的一對，其中一人必定會有所放棄和犧牲。這對棋界，對所在的省隊，可以說都是一個損失。於是，領導、朋友做工作的絡繹不絕。
在爸爸嚴厲的管制下，我在22歲前完全是個乖乖女，不談戀愛，一心只下棋。然而，女兒總是要長大，女兒總是要出嫁。一過了23歲，我突然掉進了初戀的情網，腦子裡一片狂熱。
其實，爸爸並不是反對我談戀愛，也不是反對我結婚。爸爸只是覺得我的選擇錯了，我不應該去找一個與我家庭背景截然相反，家庭教育完全不同，又都是棋手的人。他認為這會誤了我的前途。他漫長的人生經驗使他看到了等待我的不是幸福，而是吃苦受累，更糟糕的是要放棄我的圍棋事業。他拼著命也想把我從誤區中拉出來。可當時熱戀中的我，不知曉人生艱辛，也沒有一點點社會經驗。以為愛就可以代替一切，更誤認為愛就是永恆。從沒去細想，我與聶衛平的關係的基礎就在於棋，若沒有了棋，也就失去了共同點。可惜，這個問題我在離婚後好久才想明白。
我是那麼固執，那麼倔強，根本聽不進爸爸的勸說，也沒有在乎爸爸有多麼傷心，執意要為愛犧牲一切，並為此在所不惜。
我在跟爸爸宣布我要結婚時，竟沒有哪怕在形式上徵求他同意的一點表示。我的選擇，傷透了他的心，氣得爸爸差點跟我斷絕父女關係。
大家的反對本來也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我們各自的前途。所以，當我們執意結婚時，領導和朋友們還是給了我們真誠的祝福。
沒有去細察爸爸的痛苦，我變成了一個不孝到了極點的女兒，現在想想真是既自責又後悔。忘不了我辦完結婚手續的那天，爸爸整日無言，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失望與擔心寫在他的臉上。我了了自己的心願，才覺察到爸爸的悲哀，可我很快便離開了成都，留下爸爸一個人與孤獨、寂寞作伴。
得到了想得到的，又想找回為此失去的。我到底還不是個壞到極點的女孩，我不斷地給爸爸寫信，不斷地請求他體諒與理解女兒的選擇。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爸爸傷透的心無法寬恕我，從來都百依百順的女兒，竟會如此大逆不道。這對注重忠孝的父親來講，是一個過於沉重的打擊，他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創傷。一時間言行迷茫，過早地退了休，守著一間破屋，飽嘗著一個人的冷清與悽涼。
過了很久很久，耐不住我的聲聲哀求，爸爸終於心軟了下來。畢竟，這是他唯一的骨肉；畢竟，這是他一手養大的孩子。他默認了我的婚姻。
當我兒子出生後，他就把他全部的愛都傾注到了這個外孫身上。雖然他對我放棄進步、放棄圍棋有十二萬個不滿；雖然他對我聲名日下、毫無建樹有十二萬個失望，但是，他仍然教導我做個好妻子，做個好母親，做個好媳婦。他告誡我太多《女兒經》《三字經》中的東西。當他1982年底到北京和我一塊兒住時，他對我的管制仍然像從前那樣緊、那樣嚴，只是他所管制的事不一樣了而已。
他從不責怪我的選擇對他的傷害。即使在多年後，我如他所預測的那樣遭到了婚姻與事業的不幸，他也沒有抱怨我一句。他只是默默地用深沉的父愛給我溫暖，鼓勵我重新站起來。父親的希望與期待，在我固執的選擇中化為了泡影。可父親的關愛，卻時時刻刻陪伴在我的身邊。
今天，我無法原諒自己的自私，我無法實現父親的願望。我的選擇，轉變了我整個人生，幾多幸福、幾多苦楚，我不後悔，因為那是我自己選擇的路。可是，我悔恨我的衝動，怨恨我的不近人情，沒有給爸爸時間去接受我那一意孤行的婚姻，由此給他造成了突然的傷害。為此，我心中好內疚，好內疚。
1979年秋，我和聶衛平在成都春熙路辦事處辦了結婚登記，1980年3月舉行了婚禮。由於當時聶衛平的戶口關係在黑龍江省隊，我的戶口在四川成都，我們在北京就無法申請房子。平時都住在國家隊的宿舍裡，周末便回他父母家中，在那兒建了個小窩。新婚蜜月，沒有花前月下，我們的時間仍然花在了棋上。日子過得雖說有些單調，但卻很溫馨、很充實、很甜蜜。
很有女人緣的聶衛平現在終日痴守著我，我仿佛覺得自己一下子變成了偉人，太了不得了，以為這就是愛的力量。我收斂了自己的好勝爭強，從實踐中學會了所有家務。讓我雙手的操勞，換來他的一身輕鬆，甚至連倒開水、洗手絹都不用他動手。聶衛平為此很滿足，我也就更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於是，慢慢地、慢慢地，我生活軸心就只圍繞著他一個人轉。害得朋友們都為我擔心，說聶衛平今天對我笑，那我這一天都是陽光燦爛；若是哪天聶衛平對我冷漠，那我便是臉下冰霜、黯然陰沉。連國家隊的隊友們也慢慢了解到一個規律，倘若我冷著臉，一開口就嗆人的話，並不一定是對說話者有什麼過不去，而肯定是和聶衛平鬧不愉快了。
為此，我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傷害了多少人，這真不是可以用年輕幼稚來開脫的錯誤。弄得聶衛平也對他人、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小孔能任勞，卻不能任怨。」
這的確也是我性格上的一個缺陷，再苦再累我不怕，但卻受不得一點委屈和冤枉。這有缺陷的性格，雖然說在經歷挫折和痛苦之後逐步有所改善，可是卻沒有本質上的轉變，僅僅是將爭吵改為了沉默的忍耐。其實這種無聲的抗議，對聶衛平也是一種心理壓力。
那時我的心裡眼裡只有聶衛平一個人。注意力過度集中，且不說我這樣不僅疏遠家人朋友，失去了自己，就是對聶衛平來說，這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啊。愛，也是不可過量的！但懂得這一點，卻是在十幾年後我兒子教我的。在他快滿18歲想自由飛翔時，有次曾坦率、認真地對我說：「媽媽，你別把眼睛都拴在我身上，你關心一下你自己吧。你給我的愛太多了，我已承擔不起了。」
當時氣得我大罵了他一頓。但細細想想，他的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再深層次反省，我對聶衛平當初不也是犯了這個錯誤嗎？太多的愛成為了他的負擔，過多的關心成為了他的累贅。可我在很多年裡，卻一直為此沾沾自喜，認為自己領會了愛的真諦！其實，這正好是違背了愛的原則，過多地去愛，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愛，愛便不成其為愛。馬克思不是說過嗎：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引起對方的愛，如果你作為戀愛者通過你的生命表現沒有使你成為被愛的人，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就是不幸！可惜，我懂得這一點時，已經太晚了。
在承受了婚變的打擊後，我才從內心深處去對自己進行反省，思考自己的毛病，也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性格。現在回國，不管是棋界的朋友，還是同學、熟人，都說我開朗了、隨和了，孤僻的性格變好了。
聶衛平與當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金明老先生很熟，常去金老那兒玩，後來也常帶我去。金老十分喜愛圍棋，對棋界很了解，最看重聶衛平，所以一聽到我們要結婚，金老就把我叫去，諄諄教誨我要「甘當底色」。
這句話我聽了許多年，也做了許多年，也一直認為這是我應該做的。這不光是出自對聶衛平的愛，也是出自對圍棋的愛。雖說那時我正值成績優異、風華正茂的年代，但我十分清楚，聶衛平的棋才比我要好得多，他成功的機會也比我多得多。所以，放棄自己，全力去協助他，是我心甘情願的選擇。
只是，我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我放棄自己時，就已經開始放棄兩個人的感情基礎了。我總是想，只要聶衛平能登上世界冠軍的位置，也就是了了我對圍棋的夢想。於是，在很長很長的歲月裡，我無私無畏地奉獻出了自己的那份心血和汗水。
我後來才慢慢醒悟，聶衛平的成功就是聶衛平的成功，我的失敗就是我的失敗。成功與失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其間的反差就是我們之間的距離。我不由感慨上帝真是很公平，也很嚴厲。這是對當初選擇了事業，又不忠於自己事業的人的懲罰。你若放棄了事業，放棄了自己，那生活也會放棄你。失敗是雙重的，我不敢說事業與生活的雙重失敗哪一個更叫我心痛，但都是撕心裂肺的苦楚。
不敢說兒子的到來是個錯誤，可他至少是在我各方面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就突然來臨了。
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日子裡，我懷孕了。我竟無知地把妊娠反應當成了胃病來治療，吃了藥也沒有效果。
一次星期天回到婆家，聶衛平的大姐冷不丁地對我說：「小孔，你該不是有喜了吧？」看著家人齊刷刷的目光，我急忙辯解：「這不可能，我沒有懷孕。」
可到醫院一檢查，竟不幸言中，的確是懷孕了，而且已有了兩個多月的身孕。
我不是不想要孩子，只是希望等兩三年再考慮此事。那時，我的事業正蒸蒸日上，我的心全在圍棋和丈夫身上。我有多餘的感情和時間分給這個孩子嗎？我會被這個孩子拖得什麼都幹不好吧？矛盾，猶豫，甚至想到了做人工流產，拒絕他的來臨。
可聶衛平和他家人都反對，怕影響我的身體，造成終生不孕，我順從了。
懷孕使我本來就不好的食慾更加糟糕，但我依然堅持像平常一樣去訓練和比賽，去照顧丈夫、料理家務，沒有少幹一件事。
可以說，不管是在我懷孕生孩子，還是在與聶衛平共同生活的漫長歲月中，只要我在，連手絹我也沒讓聶衛平洗過。我的要強鍛鍊了我的生活能力，但卻影響了兒子的發育。在我肚子裡的前八個多月，兒子沒有感受到關心和愛，感受到的只是緊張比賽的壓力，以及為諸多事情的煩惱和悲傷。孩子還沒有出世，就已經在經歷苦難了。
可不管我給了他多少磨難，他仍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頑強地逐日長大。現在回想起來，我除了對他懷有深深的內疚，更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憤怒。
預產期是10月6日，我只能放棄了9月份在溫州的比賽。大家都走了，我一個人留在國家隊所在的訓練局大樓裡，百般無聊，每天便和肚子裡的孩子談話。他常踹我一腳，或頂我一頭，仿佛是在回答我的話。我慢慢切身感到了做母親的喜悅，愛上了這個與我作對的小傢伙。我心中充滿了柔情，為他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1981年9月23日，我剛去做了定期檢查，24日上午就開始出現陣痛了。我無知地以為是食物中毒，心想忍一忍就過去了。可那種疼痛不是我能忍受的，我決定提前搬回婆家住，以防萬一。一想到好幾個月都不能回到訓練局，我便開始了大清洗，把床單、被套和三樓男宿舍聶衛平的床單，幾大盆的髒物全洗了。因為沒有洗衣機，只能靠手搓。我肚子痛得厲害時就歇一會兒，等痛過了又洗，折騰到下午3點多鐘才回到婆家。
一到婆家，我立刻拉上聶衛平的小弟媳婦陪我上醫院。剛巧碰上下班高峰，公共汽車內擁擠不堪，其間還轉了一趟車才到達醫院。陣痛的間隙在縮短，而且痛得越來越厲害，我無意之中竟把小弟媳婦的手都捏青了。終於，我們趕在醫生快下班時到了醫院，大夫看見我很是奇怪：
「我肚子疼，中毒了，請給我點藥。」我無知得近乎幼稚。
醫生一檢查，就果斷地下命令：「立即住院，你要生了。」
「這怎麼行，我丈夫還沒回來，等一個星期再生吧。」我自以為是地說。
醫生樂了，說：「生孩子可不管你丈夫回不回來，他可是誰也不會等的。快住院吧！」
加速的陣痛使我陷入地獄。可不管我如何哀求，醫生都不給我開刀，也不給我注射麻藥，他們說我有能力自己生。在產床上我把全身僅存的力氣都用完了，經過半個多小時地獄般的折磨，「哇！」一聲響亮的哭聲把我從劇痛中解救了出來。
兒子誕生了，6斤8兩。我看著護士小姐抱給我看的那個小血肉團，皺巴巴的，除了哭叫的小嘴，連五官也看不清。我心想：該不會生一個醜八怪吧？可不管他是美是醜，他都是我的兒子，我都會給他一生的愛。這一點，在孩子一落地時就成為了我的誓言。
第二天，醫院裡一輛輛小車把嬰兒們送到了各自母親的懷裡。每張床前都有丈夫、父母和姐妹，都有歡聲笑語、溫馨叮囑。只有我，一個人抱著兒子，孤零零、冷清清的，說不出的寂寞。我將兒子緊緊抱在懷裡，想用我的愛填補他受到的冷落。
下午兩點多鐘，孩子的大姑與她的同事匆匆來了一趟，她們先去育嬰室外面看看，再到我這裡看看。也難怪，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不應有不滿和抱怨，只要心中有親情，又何必在乎形式呢？我那時總是這樣想。
我的寶貝從生下來到滿月時，就沒有兩隻眼同時睜開過，總是半睜半閉，問醫生也說不出為什麼。兒子長大後，我曾問過他為什麼這麼做，可他卻根本不記得。其實，他也不可能記得，那只是我的一種不甘心的情緒而已。說實話，那一陣子，我不知為此擔了多少心，真害怕兒子得了什麼怪病。
帶著剛出生三天的兒子，我回到了婆家。為了生活方便，聶衛平的母親將門洞裡隔出來的一間小屋讓我們母子住，由小弟媳婦來照顧我。可她也是一個沒生過孩子的女孩，該怎麼做？我們都是一樣無知無識。
孩子的大姑告訴我：「餵奶必須定時，養成習慣，最關鍵的就在第一夜。醫院裡是母子分開，在家裡要忍耐得住孩子的啼哭，不要順從他，三小時餵一次。否則，以後就無法改了……」
我認真地遵從了這個建議，真的就狠著心讓孩子哭。可這倔孩子就一直不停地哭了兩個多小時。等到該餵奶時，他已累得沒有吃奶的力氣了。我心疼的同時又暗自慶幸自己的堅強，心想終於把孩子給制住了。可等到打開襁褓換尿布時，我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兒子的肚臍紅脹得有一個雞蛋那麼大。醫生說這是長時間啼哭造成的，治療方法只有一種，就是不要讓他再哭。這下，哪還有什麼鐘點，哪還有什麼規定，無論睡著還是醒著，我都得將孩子抱在懷裡，儘量不讓他哭。那個時候，我認為，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讓我好好地睡個完整覺。
聶衛平家是個大家庭，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加上聶衛平共五姐弟，他們各自成家後就是10個人，加上父母、侄女，共13口人住在一起，熱鬧是熱鬧，也少不了矛盾。我的婆婆——聶衛平的母親平常很和氣，但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刺激，留下了神經官能症的毛病，一犯起病來就無法理喻。我坐月子時正趕上她犯病，一切都無法正常運轉，這只能說是我和孩子的不幸。
可以這麼說——或許今天的人們真的不會相信，我是吃著饅頭就著北京特有的鹽蘿蔔乾兒將孩子帶大的。婆婆的病情越來越重，全家人凡是能在外面留宿的，都儘可能不回家。還在這個家中堅守陣地的，除了聶衛平的父親、小弟夫婦和小保姆外，就只剩我們母子倆，因為我們無處可去。婆婆夜半的喊聲和敲擊破鐵桶的響聲，不僅使我感到陣陣心緊，更糟的是驚得兒子一陣陣的痙攣，不停地在我懷中抽動。
有一次，失去理智的婆婆要將我們唯一的門窗用木條釘死。「冬冬冬」的撞擊聲，嚇得兒子扎在我懷裡不敢出大氣。聶衛平每周回來看我們一次，他無力去平息父母間的戰火，也無力將我們母子從這硝煙中接出去。他不無動情地對我說：「小孔，你受苦了，我將來一定好好報答你。」
有他這句話，我心足矣。再說了，這是我的孩子，我吃點苦算什麼！
孩子終於滿一百天了。他除了有些神經質之外，長得跟小地主一樣，圓圓的臉上有三個小下巴。雖然他的媽媽瘦得猶如一隻猴子——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這就是屬羊的寫照吧。
聶衛平希望孩子的名字中有個「聰」字，我爸爸便起了聶和聰、聶雲驄這兩個名字供我們選擇。前者平和聰明，後者是雲中駿馬。聶衛平選了後者。「驄驄」便成了我們兒子的小名。
我爸爸更傾向於前者，他認為「雲驄」這名字太硬，怕克我們夫妻。其實，這是我父親多慮了。即使孩子命硬克了父母，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也會心甘情願。相反，不管孩子名字多麼柔和，父母要分手也不會因此便言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這不是上輩人的過錯，也不是下一代的責任。人生都是由自己去把握，由自己去創造，由自己去譜寫的。
孩子滿一百天後，我歸隊了。為了比賽，我很快給兒子斷了奶，這不僅讓兒子因過渡期太短發生了嚴重不適，我自己也因強迫擠壓留下了病患，為治療乳腺增生，我已開過兩次刀。最讓我痛苦的，是不該讓我爸爸也來品嘗我的艱辛。
1982年底，在聶衛平的努力下，在許多領導同志的親自過問關心下，我們終於在北京蒲黃瑜小區有了一個自己的家。那是一套很小的老式三室一廳住房。接來了我爸爸，請了位保姆，加上我們夫妻和兒子，五個人把它擠得滿滿的。每一間小屋都缺乏空間，每一個角落都要充分利用。沒有任何裝飾，沒有任何奢侈品，素淨而簡樸，我們卻感到了極大的滿足。
缺血、缺鋅、缺鈣，使兒子常常晚上不好好睡覺。聶衛平嫌他吵鬧，時時發火，我便抱著兒子在床邊的小空間裡慢慢踱步，只要丈夫能睡好，兒子能安靜，這點辛苦我不在乎。最累的是冬天帶孩子去醫院，他裹得像個大棉球，我也穿得厚厚的。深夜，抱著兒子走兩三站路去醫院，那手臂的酸痛滋味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感覺到。但只要孩子一天天強健起來，一天天長大，做母親的又有什麼不能忍受的呢？
孩子多病，磨鍊了我的生活能力。兒子漸漸長大，也使我愛的天平開始發生傾斜，是對是錯？至今我也無法說清楚。
好不容易熬到了兒子三歲，我們把他送到天壇附近的一所託兒所，這還是託熟人開後門才進去的。可孩子打死也不肯去，每次送都要費好大的勁。
我每天用自行車把他從家裡推到幼兒園，晚上再推他回家（我騎車技術很差，只要載人裝物就不敢騎了）。母子倆就在這每天來回一個半小時的路程裡，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聶衛平很疼愛他這個兒子，可方法不對，也沒有原則。高興時任憑孩子無理取鬧，心煩時就給孩子一頓劈頭責罵，事後又覺有愧，不斷跟孩子說對不起，但下一次依然如此。兒子一有不適，麻煩就由我全部承擔。對聶衛平來說，兒子是個活著的大玩具，經常和兒子爭得臉紅筋漲。我憐惜丈夫又心疼兒子，常常不偏不倚地去處理他們父子的糾紛。我每每暗思，我是不是養了兩個兒子？
也許是懷孕期的磨難，兒子一生下來脾氣就特別倔強，從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哭鬧起來不讓人有喘息的機會。他慢慢長大後，其性格也不見有好轉。
孩子犯了錯誤，聶衛平拍他屁股幾下，還不是真打，他便瞪著眼，用憤恨的目光表示不滿。我若叫他認錯，他便會大聲地嚷嚷：「我沒錯，是爸爸錯了，媽媽不公平。」我若一氣上火，也給他一下，他便哭著喊：「我沒錯，我就是沒錯。」誰給他講道理也不聽，急起來，天王老子都不認。
有一次我出外辦事，把孩子交給聶衛平帶。那時訓練局大樓前有道大鐵門，門欄底下有道寬縫，一些孩子在那裡爬進爬出玩。四歲的兒子來了興趣，也要去爬，聶衛平沒同意，他便讓聶衛平去爬。這怎麼行，聶衛平便兇了他幾句，這下可惹了「大禍」。他尖利的哭聲擾亂了整幢大樓的安靜。路過大門的各隊教練、運動員都會停下來哄哄勸勸。糖果、玩具、許願，什麼方法都試過了，他斷然拒絕了所有的好意，繼續大哭不止。聶衛平軟的、硬的全試過了，都不管用。直到兩個多小時後我回來了，孩子才委屈地撲在我懷裡直說他爸的不是才算歇氣。從此，訓練局大樓的人都知道了我們這個兒子的名字，這名聲是憑他自己哭出來的。
聶衛平那時一個月有兩三次周末去人民大會堂陪中央首長們打橋牌，有時我也帶著兒子陪他去。由於在那裡有鄧小平、胡耀邦、萬裡等老前輩們做主，我兒子便在人民大會堂裡鬧翻了天。他知道我害怕他大聲嚷嚷，害怕他去首長們的橋牌桌邊搗亂，就跟我提無理的要求。不是叫我跟他捉迷藏，就是讓我跟他比賽百米跑，或者兩個人打仗。若我不答應，他就會說：「那我要大聲叫了。」小小年紀，就知道威脅媽媽。
還有一次，我外出比賽不在家，有天晚上，聶衛平帶孩子去對面樓上羅建文老師家吃涮羊肉，不知是哪一環引發了兒子的壞性子，一下子大哭大鬧不止，讓所有人都失去了食慾，破壞了大家的情緒，害得聶衛平此後再也不敢一個人帶兒子出去了。
隨著家和兒子越來越多牽扯我的精力與愛心，我對聶衛平的關心相對就少了。我陪他出去的時間越來越少，他獨自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多，在平靜而又已顯疲憊的婚姻生活外，聶衛平又產生了對花紅葉綠的趣味。
但許多事一經開頭，就不容易結束。爭吵在一次次升級，裂痕在一次次擴大，等到所有條件都成熟後，一切也就順理成章，瓜熟蒂落了。這是他的責任嗎？是的。這全是他的責任嗎？不是的。
我的無力與軟弱，我的容忍和自信，使我看著他一步步滑遠，卻沒有緊緊抓住他的手。過分的自尊、自傲使我放棄了原則；過分的寬容、謙讓使我失去了界限，與他一塊兒為這段婚姻掘下了墳墓。其實，寬容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善舉，謙讓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美德。真正的愛絕不僅僅是讓一個人快樂，有時也是讓另一個人承受痛苦。單方付出的愛是無知的愚行，那絕不是愛！
雖然，那時有太多的矛盾，有太多的不和，但有一點可以坦蕩地說，我從沒有去找過聶衛平的任何一個女朋友，去指責她們，斥怪她們。我從不與她們談話，更不會為報復她們，去找人帶給她們不愉快。我只是淡淡地對她們點點頭，一聲冷冷的問候，這不是我有意容忍她們，而是我高傲的個性使我不把她們放在眼裡。其實，現在想來她們也都是女人，都有各自的能力和魅力，我又有何能何德，要比她們高一等呢？狂妄自大，是那時的我的一個側面，很可笑，但更可悲。人若不能客觀地看待自己，客觀地評價別人，怎麼會不發生偏差呢？
1985年中日擂臺賽開始了。從此，圍棋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掀起了圍棋熱的浪潮。這不僅是老一輩領導們的關心與支持，也是幾代圍棋工作者們付出辛勤汗水的結果。作為棋手，我們誰不為之感到欣慰呢？誰不為之感到熱血沸騰呢？擂臺賽成為了中國圍棋突飛猛進的起跑線和奠基石，也成為了聶衛平大展身手的舞臺。
擂臺賽譜寫了中國的圍棋史，改變了聶衛平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婚姻的走向。
每第一屆擂臺賽，我們上場的雖只有8名隊員，但全隊都在齊心協力地備戰，都在為每一位上場隊員出主意、提建議。「打好比賽，為祖國爭光。」為了這個共同心願，大家都在日夜忙於操練。作為聶衛平的妻子，更作為一名棋手，我理所當然要助他一臂之力。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對手的棋譜都收集在一起，自己先打一遍，有了體會，再向他提出我的建議。我們會為某一著走法半夜驚起反覆研究；我們會對某一種布局反覆實踐；我們會從無數盤棋中找出對方行棋的規律；我們還會從為對方近來的成績、喜好的走法去推測對方的心理。我們會為自己的不足加緊備戰，也因對方強大而不斷激勵警醒自己……
一盤棋不只有水平的高低，它與競技狀態、心情和身體情況都密切相關。聶衛平和我都盡了全力，他用他卓越的奮鬥、艱苦的拼搏、頑強的意志，連贏了11局，取得了連續三屆擂臺賽的勝利。海內外沸騰了，歡呼這個奇蹟，慶祝這個來之不易的勝利。圍棋一下子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話題。
應該說，不論是在中國圍棋史上，還是在推動圍棋運動普及方面，聶衛平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勳。這一點，不管到什麼時候，人們都不應該忘記。然而，這個功績更有幾代人的心血。若沒有老帶新、強帶弱的無私切磋、互教互學，聶衛平一個人又能長進到什麼程度呢？若沒有老一輩領導的大力支持、出策出力，聶衛平又怎麼有顯身手的機會？成功的後面有太多太多人的心血。這一點，不管到什麼時候，聶衛平也是不應該忘記的。
讚美和祝賀的浪潮將一個棋手捧為了聖人，在聶衛平還沒有將他的棋才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時，糖水便把他淹沒了。
我在社會洪流的強大衝擊面前，拉不住聶衛平的手。本來，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他自身有太多的欠缺與不足，可社會卻把他說成十全九美，而那僅剩的一點不美，也只是生活上的無能，這能不讓他得意忘形、忘記自我嗎？
對媒體的採訪、報導，我始終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當時年輕氣盛，得罪了不少新聞界的人士。大家都是在工作，總不能為了你們的工作，就該犧牲我們的工作？取得中日圍棋擂臺賽三連勝是我們民族的驕傲，當然該大張旗鼓地宣傳，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過分，應該實事求是，決不能因為某人做出了一點成績，便說他是沒有任何瑕疵的。
外面精彩的世界鬆懈了聶衛平的鬥志，他熱衷於各種應酬，連正常的訓練也成了一種應時的擺設。他的虛榮心，他的成就感，他的愛好欲望，都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可離圍棋卻一天比一天遠。我苦口婆心的說教，在他聽來是最煩人的噪音。他漸漸難以容忍我的規勸，總是儘量迴避與我在一起。
從擂臺比賽一開始，我就失去了和聶衛平爭吵的機會與時間，因為要保證他有良好的心情去備戰、去比賽，這也是領導交給我的任務。心中積壓了多少壓力，只有天知我知。等到三屆擂臺比賽結束後，好像一切都有了質的改變，我對他的不滿和怨氣與外界對他的大肆讚揚格格不入，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當然，在聶衛平參加大比賽前，我也有一次與他激烈地爭吵過。
那年的「富士通杯」比賽他打到了決賽，與林海峰老師爭冠亞軍。雖說比賽前應該放鬆，但我很少見他備戰，而且一連幾天都夜深不歸。能以這種狀態能去比賽嗎？我著急之中有擔心，氣惱之中有憤怒，心中積壓了太多的不滿意，便由此傾瀉而出。
我罵他對不起陳老總的在天之靈，對不起領導們對他的培養，對不起大家給他的幫助，對不起圍棋愛好者對他的希望，也對不起我為他做出的犧牲……我狠狠地罵了他，但沒有使他警醒，反而招來了他暴跳如雷和厲聲的髒話，讓他更加討厭我。不過，我至今也認為我沒有罵錯，只是我的方式和擇的時間有錯誤，導致他出徵前心情非常不愉快，失利而歸。
我們之間的分歧太多了，可這樣的爭吵卻日漸減少。人各有志，不是誰能強迫的。雖然，至今我也為聶衛平的棋才沒有完全挖掘出來而感到遺憾。可是，假如聶衛平認為，中日擂臺賽的成功便是他事業的終點，並滿足於這個現狀，滿足於已經創下的地們和權勢，那麼，我作為一個已經與他分手的路人，就更沒有理由再去說三道四了。可惜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這一點。
我與聶衛平最後一次重大分歧是關於我轉業的事。我於1972年底進入國家集訓隊，以後又到國家隊，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但我的戶口和工資關係卻一直在四川隊，直到1981年我才調入到八一隊。但後來為什麼又要換隊，說起來不過是為了個人的芝麻小事。
1988年春，東北有家公司想出資辦所「聶衛平圍棋學校」，這很能跟上當時社會的潮流。辦學校需要一個可靠而又懂行的人來管理，我便成了最佳人選。為此，我先得辭去工作。國家隊裡雖然有我的名，但我所有的關係都在部隊。這種調人不調關係的政策，是國家訓練局沿用多年的，目的是便於新陳代謝和人才流通。於是，我辭職就意味著轉業。我當時在八一隊享受部隊副團職的待遇，要轉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部隊沒有熟人，得靠聶衛平去找關係託人情。折騰了好一陣，依然沒有結果。後來，東北的公司杳無音信，我們也已經忘了此事。1989年秋，我的轉業報告突然批下來了，並責成我半個月之內去北京海澱區人事部門報到（為了在北京有戶口，我們的朋友早就替我北京海澱區的祥雲公司裡謀了個掛名空職）。
接到通知時，我在外地比賽未歸。聶衛平看到通知後心情十分沉重，因為中央的政策又有改動，辦學校、辦公司開始受到諸多限制。我一回北京，他便嚴肅地告訴我：「小孔，你不能去報這個到，你必須重新轉回部隊去。」
這可能是當時最好的方案，可部隊又不是電影院，哪能說進就進，說出就出呢？為了轉業我們費了多大勁呀，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生氣地拒絕了他的建議。
「你若執意要去報到，那所有後果你一個人承擔。」他說。
我轉業後，便主動脫離了國家隊。當時我身為國家隊的少年隊主教練，撇下一大堆工作不給任何人打個招呼，就這樣不辭而別，於情於理都不合，這種對工作不負責任的做法怎麼批評也不過分。訓練局領導十分惱火，責成圍棋隊寫個報告。
在聶衛平也參加的隊幹部會上，圍棋隊撰寫了一份匯報書。匯報中聲明聶衛平對此事，事前一無所知，所有的事都是我背著他幹的。因此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受到國家體委的通報批評，圍棋隊的前輩和隊員們也因此對我很反感。
當時，聶衛平已經萌生了離婚的念頭，許多人都認為，一個狂妄自大、遇到這麼大的事都不跟丈夫商量的女人，離了，是正確的選擇。
事情過去了很久很久，我才向一些朋友解釋原委，大家不解地問：「小孔，你當時為什麼不說？」
當時我能說什麼？說了又怎麼樣？況且，我曾答應過聶衛平要承擔全部責任，我又怎能不守諾言，拉聶衛平下水呢？
我們家的教育從來就是家人要相扶相助，歡樂時共同高歌，苦難時同心協力。但一遇風浪，聶衛平就抽身而退，以前一些小事，我背個汙名不要緊，但到了要對我通報批評了，他也是如此冷漠，這表明我們的生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敢妄評對與錯，我只能說是觀念的不同，使我與他之間心靈都上了鎖。生活、婚姻早已失去了內容，只剩下了一個空殼。
終於有一天，聶衛平冷靜地對我說：「小孔，你支持、幫助了我這麼多年，我很感激你。但我已不愛你了，我們分手吧。」
早就知道這句話遲早要來，可真聽到了還是為之顫抖、為之心碎、為之悲痛，這對我不公平，對我兒子也不公平。我保持沉默，久久沒有給他答覆。女人往往是感情戰勝理智，不能心平氣和。但不管我是多麼不甘心、不情願，我與聶衛平已經名存實亡的婚姻日趨破裂。痛苦、憤恨、哀怨、後悔、絕望，各種煩惱攪得我沒有一天安寧。
1990年上半年，不待春的腳步走遠，我終於平息了心中的怒怨，強迫自己冷靜了下來，用理智去面對現實。失去感情與愛的婚姻使聶衛平厭煩，讓我窒息，對我兒子的成長也不會有好處。為了自己曾經的付出，為了我與他曾有過的相親相愛，為了那11年漫長的婚姻，何必因為我的不幸，不讓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呢？我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個性也不允許我這麼做。我答應了聶衛平的要求，同意離婚。
這的確是一個明智而又正確的選擇。長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其應該如此。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真正的快樂和幸福，否則，我付出的代價就過於沉重了。
讓聶衛平心煩的事終於有了結果，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來。聶衛平好像覺得有些對不起我們母子倆，同時，也希望此事不要影響他的英雄形象。於是，他提出了希望我和兒子出國的建議。我接受了，倒不是為聶衛平，而是為了兒子儘量少承擔因為我們的離婚，社會和環境對他的壓力。
聶衛平出面請富士通公司的成田勝先生（時任該公司的宣傳部長）幫忙，為我辦了一個去日本逗留三個月的籤證。聶衛平還給藤澤秀行老師寫了封信，請他設法幫我在日本立足。至於到日本後，我該如何立住腳、怎樣生存等一系列實際而具體的問題，就只有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1990年秋，我只身前往日本。1992年6月底，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從法律上了斷我與聶衛平的婚姻，這只是一個形式，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形式。
很多朋友都勸我：「你幹嗎不拖他一下，反正你現在日本，他拿你也沒有辦法，也算是對他的懲罰。」
我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人不能食言，食言便是失信。一個人能承擔的苦難，何必再去找個墊背的呢？況且，聶衛平快要出生的第二個孩子是無辜的。如果一落地就承受私生子、黑孩子的名份，這實在不公平。其實，聶衛平說得很清楚，他感謝我多年對他的幫助和扶持，但他已經不愛我了，我們的婚姻雖然合法，但卻不合理。話說到這種地步，我的自尊心和倔強的個性都不允許我出爾反爾，我如約地回去了。
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前一個晚上，我帶著兒子，請聶衛平在北京蒲黃瑜小區一家烤肉店吃了一頓最後的團圓飯。我們明日就將成為路人，這11年的婚姻歲月有多少話想說，卻一句也說不出來了。我把對他的擔心與期望寫在一封長長的信裡，一封祝賀他生日的信裡（他的生日在8月）。可惜他沒有拿走，這封信就只有留給兒子了。
我與聶衛平雖然姻緣已了，但都是棋手，是一個孩子的父母。臨別時，我留下的唯一的叮囑是：「你已經讓一個孩子失去了父親，希望你不要讓第二個孩子也遭受這種打擊。」可惜，聶衛平的第二個孩子仍然未能使他的第二次婚姻持久。
聶衛平很愛他長子，我們吃最後的團年飯時，看著兒子在旁邊玩得興高採烈，他的心有些觸動，有些悲傷，也有些愧疚。他想把孩子留在他身邊，但他哪有能力帶這個孩子呢？孩子只能送到他大姐那裡去代養。可孩子父母全失，不是更可憐嗎？我作為母親，是絕對不會在此問題上妥協的。我寧肯自己含辛茹苦，也要把兒子養大。
辦離婚手續的當天，兒子似乎有不祥的預感，死活不離開我半步，就是上廁所也得一塊兒去。左哄右騙，我們一溜煙偷偷出了門，一刻鐘後，我們已成路人。剛出辦事處，就見兒子哭得像個瘋子似的在街上狂奔，我父親在後面又急又心疼地追趕。我快步迎上，緊緊摟著不知跌了多少跤的兒子，只見他滿臉是淚，滿身是灰。
兒子哭著問：「媽媽，你們來這幹嗎？為什麼要背著我？」
面對兒子的質問，我無言以對。無聲地抱起他，快步地離去。聶衛平也找不到適當的語言，默默地騎上車遠去了。等他再回家時，就只是搬運他的物品了。
回到家，我坐在床上靠著牆，壓抑太久的悲傷傾瀉而出，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滴滴下落，說不出一句話。早已哭得昏天黑地、滿臉淚花的兒子，邊哭邊爬到我身上，用他那雙小手，一邊為我擦臉上的淚水，一邊稚氣地對我說：「媽媽，別哭，有我啦。」
他還是個不足10歲的孩子，他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可從這一刻起，他成熟得像個大人，突如其來的打擊和磨難使他過早地懂事。正是為了他這句話，我覺得我沒有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
在機場，母子倆哭成了淚人。一步一回頭，步步如鉛一般地沉重。我怨恨自己的無能和無力，連自己的兒子都保護不了，我哪還稱得上為人母呢？那時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勤勞為兒子闢出一條新路。
離婚，是夫妻的終點，但也是我和兒子的新起點。不管前途如何，我們都要頑強地走下去。因為，我們只有這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