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友梅
今年是我國當代法學家、政治家、女權運動先驅史良誕辰120周年。
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史良與宋慶齡的友誼經歷了半個世紀，情真意切，歷久彌堅，既飽含了兩位傑出女性生死與共的革命情誼，也體現了普通女性之間的姐妹深情，令人回味無窮。
史良結識宋慶齡，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1932年，宋慶齡和蔡元培、楊杏佛等仁人志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反對國民黨迫害進步人士，援助革命者，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宋慶齡被推舉為該同盟主席，蔡元培、楊杏佛、魯迅、鄒韜奮、胡愈之、林語堂等為執行委員。他們「執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營救被迫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
而史良與宋慶齡的相識，就始於這項重要工作。
營救鄧中夏
中國互濟會是中國共產黨一個重要的外圍組織。五卅運動後，犧牲、受傷和被捕的革命戰士越來越多，救濟任務繁重，中共中央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濟難會。發起人有楊杏佛、惲代英、楊賢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為主。1933年5月鄧中夏（化名施義）被捕後，互濟總會也立即展開多方面的營救活動，除派人請唐豪等律師為鄧中夏辯護外，還將這一消息報告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實朋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請她設法營救。
史良回憶說：「1933年的一天晚上，有個陌生人來到我家裡，要會見我，見到以後，那人拿出一張名片，上面寫的是我敬慕的宋慶齡女士的名字。這個陌生人轉達了宋大姐的意思之後，我就在第二天到她（宋大姐）家裡，原來是她要我承辦中共黨員施義的案件。」
史良曾回憶這次會見說:「孫夫人一見我就熱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麗而嚴峻的面色深深感染著我，給我以信心和勇氣。她講話簡短、明確，態度沉著、鎮靜，眼光堅定、柔和。」當天，她們為營救上海地下黨領導人鄧中夏商討了法律援助辦法。史良深感責任重大，自己又年輕，於是請了自己的老師、上海著名的律師董康一起承辦此案。他們分析後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國民黨把人引渡走。史良了解到鄧中夏和一同被捕的林素琴已被解送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設在租界）受審，她立刻趕到三分院進行疏通。史良事先還做了捕房律師顧守熙的工作，讓他也反對引渡。結果，法庭作出「不準移提」的裁定。經過史良等人的大力營救，法院判決鄧中夏52天徒刑，同時可以交保釋放。
史良認為取得了初步勝利。但她萬萬沒有料到，林素琴卻很快叛變了，她交代了施義的真實姓名為鄧中夏。國民黨不惜花費10多萬現大洋，收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並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強令高三分院作出準許鄧中夏「移提」的裁決，同時對作出「不準移提」的庭長記了一個大過。
1933年9月，鄧中夏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這是史良「第一次承辦為革命者辯護的案件」。此後，宋慶齡經常介紹案件給她，一類是「營救」性質的政治案件，另一類是婦女案件。她們志同道合，共赴國難，營救革命黨人於危難，救助婦女姐妹於水火，在長期交往中結下了深摯情誼。
營救「七君子」案件
1935年初，日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進而吞併全中國。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慶齡、馬相伯、章乃器、沈鈞儒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在上海成立，會上推舉宋慶齡為救國會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由於「救國會」廣泛地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並公開批評國民黨「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反動政策。因此，「救國會」自成立伊始，便遭到國民黨政府的不斷迫害與鎮壓。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裡七位救國會領袖被當局非法抓捕，釀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案。
宋慶齡得知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後十分憤慨，立即帶領「救國會」展開一系列的營救活動。先囑孫科帶上她的親筆信星夜兼程，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處，請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慶齡與馬相伯、何香凝三人向全國同胞發表《為七領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無條件恢復幾位被捕先生的自由。」
《宣言》的發表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各方人士紛紛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同時展開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給國民黨當局造成極大壓力。國內政要李宗仁、馮玉祥、于右任和國際著名學者杜威、愛因斯坦等紛紛致電南京政府，呼籲釋放「七君子」。
為救「七君子」出獄，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又發起「救國入獄」運動。1937年7月5日，宋慶齡和胡愈之、彭文應、張定夫、潘大逵等知名人士一起，自帶行李，從上海至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宋慶齡表示，一起來的人同「七君子」一樣，都是愛國者，理當同罪，要求入獄，這讓國民黨當局始終不敢答應。宋慶齡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來到史良被單獨關押的房間。她對史良說：「你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我們全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在支持你們，你們的鬥爭一定能夠勝利。」史良和宋慶齡熱烈擁抱，淚水奪眶而出。
宋慶齡發動並親自參加的這次「救國入獄運動」，使獄中「救國會」七領袖和廣大愛國人民受到巨大鼓舞。一時間人們盛傳「國母孫夫人來蘇州營救『七君子』了。」這使「七君子」更加堅定了他們與國民黨鬥爭到底的決心。由於宋慶齡等堅決鬥爭和國內強大的壓力，國民黨當局最終未能對「七君子」強行定罪。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將「七君子」釋放出獄。「七君子」事件得以勝利解決。
共迎新中國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曾致電宋慶齡，邀請其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當電報輾轉由香港送到宋慶齡手上時，她經過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先後給中共中央回了兩個函件，表示歉意，稱「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協籌備會議召開在即，中共派出了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都匹配的鄧穎超，持毛澤東和周恩來親筆信南下上海。
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5月28日），史良前往位於上海淮海西路的宋慶齡寓所。宋慶齡在新生的上海與史良重逢，心情十分喜悅，她拉著史良的手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
6月25日，在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深得宋慶齡信任的廖夢醒陪同下，鄧穎超拜見宋慶齡。但是，鄧穎超也沒能勸動宋慶齡。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那是她的傷心之地，她不願前往，邀請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當時，宋慶齡正受蕁麻疹折磨，這是宋家的家族遺傳病，她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而史良與宋慶齡關係親近，能夠知曉宋慶齡心中的顧慮。史良勸慰宋慶齡，即使因體力不支不能每天到會，也應當參加開幕式。宋慶齡「為之動容」，後來宋慶齡要史良「回滬後與之商決」。史良據此估計「鄧親往勸駕必成」(《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
後來，她和鄧穎超一起陪著宋慶齡北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到火車站，隆重地迎接宋慶齡的到來。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史良等參加了開國大典。
一生的朋友
「文革」期間，正常的社會秩序被徹底搞亂，宋慶齡和史良也都受到衝擊，但是她們之間還是保持著真誠的互相關心和交往。1967年國慶節，史良接到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的通知。當時民盟機關很亂，她的專車被停了，司機也「造反」去了。無奈之中，史良坐一輛三輪車到了廣場附近，又步行一段路，才上了天安門城樓。她們深情而默默地握手，表達著彼此的牽掛。宋慶齡表示，已經知道了史良在運動中受衝擊的情況，深為難過。史良則寬慰她說，自己已經得到周總理的保護，情況正在好轉，讓她放心。幾天後，史良收到一罐宋慶齡親手燒的小菜，以表達對這次難忘會見的紀念。
有一次，史良送給宋慶齡一罐親手醃製的雪裡蕻鹹菜。宋慶齡吃完後覺得很好吃，她就親自打電話給史良說：「這鹹菜很好吃，能否再送些給我？（我）再派人來上門取經，了解醃製雪裡蕻鹹菜的做法好嗎？」史良一口答應。過了幾天，她就派保姆鍾興寶前往史良家裡去討教醃製鹹菜的做法。之後她囑咐廚師用雪裡蕻鹹菜燒黃魚湯，做鹹菜肉絲麵和鹹菜豆瓣湯，以飽口福。
「文革」結束後，史良和宋慶齡又一次歡聚。史良曾著文記載當時的情景說：「宋大姐異常興奮……她的精神特別振奮，心情十分舒暢，和全國人民一樣，她為祖國前途一片光明而歡欣鼓舞。」
1980年聖誕節，宋慶齡邀請史良參加她的家庭晚宴。史良記得，「那天她高興極了，由於興奮，顯得非常年輕。」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在現場為史良和宋慶齡拍了一幅合影。第二天，宋慶齡的蕁麻疹發作。她託秘書代筆寫信給史良，說自己「連樓也不能下，唯有在臥室呆著」。並親筆籤署姓名，又寫了「送雞汁一瓶，請嘗嘗！」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因病逝世。兩天後，史良在《文匯報》發表悼念文章，稱宋慶齡為「偉大的愛國領袖，堅強的人民戰士」。
1982年5月，史良撰寫題為《深切懷念宋大姐》的長文，回憶兩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誼，表示對宋慶齡「永遠的祝福」。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