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的創立者成吉思汗,選擇了長妻孛兒帖所生的第三子窩闊臺為他的汗位繼承人。關於成吉思汗的傳位,史書中有兩種記載,一種是《蒙古秘史》所載的,在1219年西徵花剌子模之前,也遂妃子提議下,進行了汗位繼承人議定,立窩闊臺為繼承人;
一種是志費尼的《世界徵服者史》和拉施特的《史集》中,記載在1226年,即成吉思汗去世前一年,成吉思汗召集了窩闊臺、拖雷等,確立窩闊臺為汗位繼承人。雖然三種史料都記載了成吉思汗立窩闊臺為汗位的繼承人,但是確立時間和過程呈兩種說法。筆者嘗試從史料出發,梳理成吉思汗立汗位繼承人的過程。
一、汗位繼承人問題:三種史料,兩種記敘
（一）《蒙古秘史》所載的1219年汗位繼承人議定
1218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商隊在花剌子模邊城訛答剌(今哈薩克斯坦錫爾河中遊東之齊穆耳)被當地長官亦難出以「間諜」罪名全部處死,再次派遣的三名使者也被花剌子模算端摩柯末處死一名,驅逐兩名。盛怒之下,成吉思汗決定出徵花剌子模。
《蒙古秘史》記載,在正要出徵回回國(花剌子模)之前,也遂妃子向成吉思汗進諫,建議立繼承人。成吉思汗說,也遂的話很對,弟弟們、兒子們,博爾朮和木華黎,都沒有提出這樣的話,他自己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首先徵詢長子朮赤的意見。朮赤還未開口,次子察合臺先開口,辱罵赤是篾兒乞野種,反對赤繼承汗位。兩人頓時起了爭執,扭打起來,後被博爾朮和木華黎拉開。闊闊搠思勸解察合臺,說不應責怪孛兒帖。
成吉思汗也說,朮赤是他的長子,以後不可以說這種話。察合臺表示服從,提出推舉窩闊臺為繼承人。成吉思汗詢問朮赤,朮赤說,他和察合臺二人,願一起效力,都推舉窩闊臺。成吉思汗說:你們何必一起效力?世界之大,江河很多。可以分封給你們地域遼闊之國,讓你們各自去鎮守。
成吉思汗問窩闊臺意見如何,窩闊臺說「父汗降恩讓我說話:,我能說什麼呢?我能說自己不行嗎?今後我儘自己的能力去做吧!但是如果今後我的子孫中出了裹上草,牛也不吃,裹上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孫,出了麋鹿敢在他面前穿越,老鼠敢跟在後面走的無能子孫,那又怎麼辦?」成吉思汗贊同窩闊臺的話,問幼子拖雷。
拖雷表示服從父汗安排。成吉思汗降旨「朕的:子民也讓一個人〔繼承〕掌管。」又說「斡歌歹,(窩闊臺)的子孫中如果出了即便裹上草,牛也不吃,即便裹上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孫,難道朕的子孫中連一個好的也不會有嗎?」
此後,關於成吉思汗汗位繼承人的問題《蒙古,秘史》中再無敘述。
(二)《世界徵服者史》和《史集》所載的1226年成吉思汗的囑託
與《蒙古秘史》不一致的記載出現在志費尼的《世界徵服者史》和拉施特的《史集》中。《世界徵服者史》中載「成吉思汗從西方諸國返回他的東方老:營後,他就徵討唐兀以遂他的宿願。他把該地敵人的劣行肅清,把他們全部徵服,這時,他得了由不良氣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
他召諸子察合臺、窩闊臺、兀魯黑那顏、闊列堅、赤臺、斡兒長去見他」。「成吉思汗說『若你們的願望和你們的話是一致的:若你們的口比著你們的心,你們須立下文書:我死後你們要承認窩闊臺為汗,把他的話當作肉體內的靈魂,不許更改今天當著我的面決定的事,更不可違反我的法令。』窩闊臺的弟兄們遵照他的聖訓,立下文書。」
在《史集》成吉思汗編年部分記載「狗年:(始自伊斯蘭教曆623年2月)〔公元1226年〕這一年春天,成吉思汗在翁渾-答蘭-忽都黑地方突然料理起自己的私事來,他召來了當時在那裡的兒子窩闊臺和拖雷。他同他們坐在一起,對他們立下了遺囑,並將窩闊臺合罕立做汗位繼承者,然後讓他們回到各自的領地,兀魯思和家裡去。自己則向南家思進發。」
另在《史集》窩闊臺紀部分寫道「因為成吉思汗:曾在各種事情上考驗過兒子們,知道他們各有所長,所以他對大位和大汗尊號的〔傳授〕猶豫不決起來:他時而想到窩闊臺合罕,時而又想到幼子拖雷汗,因為在蒙古人中間自古以來就有幼子掌管父親的根本禹兒惕和家室這樣一種習俗和規矩。
後來,他說道:掌管國家和大位是艱難的事,就讓窩闊臺掌管吧,而包括我所聚集起來的禹兒惕、家室、財產、庫藏以及軍隊在內的一切,則讓拖雷掌管。』每當他就這件事和兒子們商議時,他們見父親的意見如此,便都同意了他,贊成這樣辦。」除在場者名單有出入《史集》載( ,成吉思汗在密談中提到「察合臺不在這裡」之外,兩部史籍中關於立窩闊臺為汗位繼承人的內容大致是一致的。《世界徵服者史》和《史集》兩種史料均未記載。
二、三種史料之間的矛盾
《蒙古秘史》《、世界徵服者史》和《史集》所記載的繼承人問題討論,在立窩闊臺為汗位繼承人這一點上毫無爭議,但是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卻出現了矛盾:
(一)正式確立的時間
三種史籍最明顯的差異,是確立窩闊臺作為汗位繼承人的時間。是在《蒙古秘史》記載的1219年,還是在《世界徵服者史》和《史集》記載的1226年
關於《蒙古秘史》中的1219年議定,其提出有合乎情理之處。出徵西域,展開了成吉思汗一生中新的一幕,他進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這場戰爭,是成吉思汗徵戰史中的一大轉折「是一場被迫挑起,的、對一個『未知世界』的復仇之戰」。當時臨近西徵,成吉思汗委派任務,調動軍隊,選擇徵西奧魯駐地,舉行忽裡勒臺「在他們中間對〔自己的〕領導,規則、律令和古代習慣重新作了規定」。
整個大蒙古國都在為西徵作著準備。為成吉思汗預備一個接班人,是考慮周全的表現。蕭功秦認為,貴族同盟體時期以來的推選可汗的歷史傳統,束縛了成吉思汗、其家族和四周親信的繼承觀念,所以不曾考慮繼承人,也遂妃子出身文化先進的塔塔兒部,很自然地提出了繼承人問題。
但是,1219年議定又有疑點三處:其一,權力分配中最重要的汗位繼承人問題,竟然在此前沒有人提出過、成吉思汗自稱沒有考慮過的情況下,初次提出,在一次朮赤和察合臺互毆的爭吵之後,就得以確立,未免倉促。其二,確立如此倉促,但依照《蒙古秘史》所載,此後幾年裡卻都沒有複議和重申,極不謹慎。
其三,窩闊臺「今後我的子孫」一段話,涉及的是優先繼承權的問題,而在當時,連應當預立繼承人的問題都無人想到,就更毋庸談具體的繼承法則了。固定汗位於一系的要求,更像是後來窩闊臺系面臨其他支系挑戰,努力加強對汗位佔有時的產物。窩闊臺和成吉思汗關於汗位繼承法則的一問一答,未免言之過早。因此,此次議定的決定部分值得懷疑。
而從《世界徵服者史》看,成吉思汗對四個嫡子各有安排:朮赤掌狩獵;察合臺掌扎撒和法律的實施;窩闊臺負責需要智力、謀略的事務,治理朝政;拖雷負責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及兵馬的裝備。四個嫡子各司其職。成吉思汗在長期而慎重的考慮,尤其是在窩闊臺和拖雷兩者之間的猶豫和搖擺過後,
1226年,即臨終前一年,他方才立下遺囑確定由窩闊臺繼承汗位。如此,則繼承人問題從考慮到決定的整個過程更加自然。
誓言1219年議定中,窩闊臺說:「父汗降恩讓我說話,我能說什麼呢?我能說自己不行嗎?今後我儘自己的能力去做吧!但是如果今後我的子孫中出了裹上草,牛也不吃,裹上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孫,出了麋鹿敢在他面前穿越,老鼠敢跟在後面走的無能子孫,那又怎麼辦?」成吉思汗說:「斡歌歹(窩闊臺)的子孫中如果出了即便裹上草,牛也不吃,即便裹上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孫,難道朕的子孫中連一個好的也不會有嗎?」
這和《史集》所載的誓言完全相反「在蒙哥合罕:登臨汗位時,他〔額勒只帶〕說道『你們曾全體一致:決議並說道:直到那時,只要是從窩闊臺合罕諸子出來的,哪怕是一塊〔臭〕肉,如果將它包上草,牛不去吃那草,如果將它塗上油脂,狗不會瞧一眼那油脂,我們〔仍然〕要接受他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寶位。為什麼你們另搞一套呢?
兩種記載的衝突讓人不禁懷疑1219年議定之真實性。餘大鈞指出《秘史》記載,1219年繼承人問題討論中成吉思汗的話,因為與窩闊臺及貴由登位誓言完全相反「實際上是後人蓄意編造的」他推斷《蒙古秘史》所載出徵西域之前預立窩闊臺為繼承人的整個故事「多半是後來為了適應蒙哥奪取大汗之,位的政治需要編造出來的」。張勁對誓言的解釋則是:對窩闊臺的疑問,成吉思汗既不可能否定而削弱窩闊台子孫的統治權威,又不可能肯定而剝奪其他嫡親後代的繼承權,所以《秘史》中的模稜兩可的記載反而是可信的。
總的來說,1219年議定和1226年囑託都有合理之處,在沒有更多史料佐證的情況下,探討它們的真偽更多只是出於推測。那麼,讓我們把目光放到1219年和1226年之間,對這段時光的分析可能會對繼承人問題有所幫助。一方面,四位具有汗位繼承權利的皇子,他們的表現極大地影響著汗位的歸屬。另一個方面,汗位繼承決定對四位皇子也有著深深的影響,他們的心理和態度因之而改變。
議定和囑託的紐帶:1219-1226年間的朮赤、察合臺、窩闊臺和拖雷從1219年到1226年的七年間,孛兒帖所生的四個皇子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隨著成吉思汗的衰老,他們成長為大蒙古國的四根支柱,成為獨當一面的統帥和汗王。他們與成吉思汗的關係也漸漸有了親疏之別。
(一)朮赤
成吉思汗長妻孛兒帖曾被篾兒乞部掠去,幾個月後被救回,在返回的路上生下了朮赤,朮赤的身世從此成為一樁懸案。成吉思汗並未表現出對朮赤的歧視,1219年之前,多次稱朮赤「我的長子」,寵信有加。大蒙古國建國之後,成吉思汗因為「在朕的諸子之中,長子是朮赤」,而給朮赤分民9000戶,是成吉思汗諸弟和諸子當中最多的。
但是,大約在1219年以後,父子關係發生了轉變。1220年秋天攻打玉龍傑赤(今土庫曼斯坦庫尼亞烏爾根奇)時,朮赤與察合臺不和,兩人的爭吵妨礙了攻城的順利進行。戰後朮赤與察合臺、窩闊臺私自分民,又不去見成吉思汗,父子逐漸疏遠。朮赤本人心灰意冷,興趣轉移至經營自己的兀魯思,消極對待成吉思汗的徵戰指令。
《史集》記載「〔還〕:在早先,成吉思汗就命令朮赤出師徵服北方的一些國家,當朮赤規避參加此事並前往自己住處時,成吉思汗極為生氣,並說道『我要毫不留情地把他:殺掉。1224年錫爾河忽裡勒臺時,朮赤並不在場,他可能因病再也沒有去見過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聽信傳聞以為朮赤身體健康,大怒之下要親自徵討他。之後才聞知朮赤已經死去。
關於朮赤去世時間,說法不一,應該1225年春初最有可能。朮赤與成吉思汗關係的惡化,必有原因,既可能是朮赤在蒙古徵服者中較早地表現出對城市和文明的珍愛,厭惡殘暴的殺戮,更有可能是因為朮赤個人失去了汗位繼承權,情緒複雜,憤懣不滿,不再像早年那樣積極地為父親效力,父子之間的相互猜忌因此不斷加深。
(二)察合臺
因為自身的暴躁和與朮赤的公開敵對,察合臺是一個明顯不利於維繫大蒙古國內部團結的人選。他對扎撒和法令推崇到了幾近狂熱的地步,小過重罰,和窩闊臺的寬容豁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個性截然不同的察合臺和窩闊臺卻保持了極其友好的關係,窩闊臺登位後,察合臺以對扎撒刻板的服從來擁護窩闊臺的統治。從1219年至1226年,察合臺從始至終服從於父親成吉思汗,和窩闊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朮赤的敵意也絲毫不見改觀。
另一方面,在這幾年間,對察合臺系極為不利的情況是,1221年秋,察合臺長子和繼承人木禿堅在跟隨成吉思汗圍攻範延堡時,中箭而死。木禿堅之死造成了察合臺系在內部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木禿堅是察合臺最鍾愛的兒子,也深為成吉思汗所喜愛,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跟隨在成吉思汗身邊。在權力繼承中,有時會因為擁有汗權的祖父與孫輩關係親密,而增加父輩繼承的可能性。木禿堅之死給成吉思汗、察合臺帶來了極大的悲痛,也對察合臺系在汗位繼承中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窩闊臺窩闊臺的治國才能一直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可。西徵前,他也參加過一些徵戰。西徵期間,因朮赤和察合臺的不和,玉龍傑赤久攻不下,於是,成吉思汗任命窩闊臺統軍。這一委派,既可以被看成賦予窩闊臺高於朮赤和察合臺的地位,仲裁二者的紛爭、統一指導軍事行動;也可以只被看做是出於局勢的臨時安排,戰役一結束,職權也隨之撤銷。這樣的臨時任命遠不能和拖雷明確的家主地位相比。
1225年,窩闊臺的兒子闊端和貴由向成吉思汗索取恩寵和贈賜之物,成吉思汗告訴他們,他什麼也沒有,所有的東西都是大禹兒惕和一家之主拖雷的,一切由拖雷作主。最後由拖雷賞賜了他們。而這一家主地位在成吉思汗生前就已確立和生效。
考慮到朮赤和察合臺兄弟不和,成吉思汗對窩闊臺的派遣或許有著更深的含義:考驗窩闊臺是否能夠協調和駕馭不和的兩個兄弟。窩闊臺成功地組織了軍事行動。但是,朮赤、察合臺和窩闊臺三人攻城後私分百姓,沒有留下獻給成吉思汗的一份,引起成吉思汗勃然大怒,作為統軍者的窩闊臺理應面臨比朮赤、察合臺更嚴厲的責罰。
從玉龍傑赤圍攻事件看,成吉思汗雖然可以對窩闊臺有重大的指派,但是這種指派只是暫時的,而且權力有限,一旦窩闊臺越權危及汗權的時候,就會遭到嚴厲的斥責。這就像是成吉思汗對窩闊臺的態度,既有認同和信任,又有防備和保留。
拖雷拖雷,1219年時他年約27歲。西徵花剌子模之前,朮赤、察合臺和窩闊臺均曾獨立領軍,拖雷卻多隨成吉思汗徵戰,無獨立戰績,在四個皇子中表現平平。然而,在1219-1226年的七年中,他一步一步證明了自己的統率能力。1220年,與成吉思汗同率主力攻取不花剌(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撒麻耳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1221年起,獨立率軍,攻打馬魯察(今阿富汗巴拉木爾加布)、馬魯(今土庫曼斯坦馬裡)、乃沙不耳(今伊朗內沙布爾)、也裡(今阿富汗赫拉特)、塔裡寒寨(今阿富汗木爾加布河上遊之北)等地,
一路攻城拔寨,無往不利;攻克塔裡寒之後,又隨父攻扎蘭丁,在申河(印度河)殲滅扎蘭丁軍。西徵期間,朮赤、察合臺、窩闊臺,甚至成吉思汗本人,都曾陷入因守軍頑強抵抗而久攻不下、僵持數月的困境,只有拖雷攻無不克,戰績卓著,頗有乃父用兵如神的風採。
相比之下,朮赤有因敵人射術精湛而想饒其不死的婦人之仁察合臺的暴躁人所周知;朮赤、察合臺和窩闊臺在攻下玉龍傑赤時有私分財產,引起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幾天不願見他們的齷齪;卻沒有任何關於拖雷抗拒命令或遭受責罰的記載。拖雷的順從當深得成吉思汗之心。
1219年時,拖雷僅是父汗身邊的幫手和受父汗喜愛的幼子,七年之後,他已躋身大蒙古國最出色的統帥之列,管理著成吉思汗龐大的家產,執掌著蒙古本部的大批精銳軍隊。儘管「幼子守產」的蒙古舊俗通常被認為是拖雷繼承大部分財產和軍隊的原因,但是,他傑出的軍事才能和1219年至1226年間出色的表現,使他更被成吉思汗信賴。
四、統一性的推論
首先,上文提到的《蒙古秘史》, 255節所載1219年議定中,窩闊臺與成吉思汗值得懷疑的一問一答,筆者看來,這一對話和時間背景不符,出現過早,且與《世界徵服者史》《、史集》矛盾,可能是拖雷係為鞏固政權而編造的。但僅僅誓言部分值得懷疑,除誓言之外《蒙古秘史》, 255節所載1219年議定的其他內容基本是可信的。
於是,回顧1219-1226年間四位皇子的變化,剔除《秘史》不可信部分之後,可以認為:1219年議定和1226年囑託都是真實的,並且相互關聯。1219年議定是繼承人問題的首次提出,如《蒙古秘史》所載,因為即將西徵,為了維護內部的團結,而且自己對繼承人問題缺乏思考,成吉思汗對察合臺倉促提出,眾人附議的窩闊臺即位提議未予以斷然反對。
但是,窩闊臺汗位繼承人的身份未得到誓言的保障,窩闊臺本人也並未通過這次討論獲得實質性的權力和利益———這也是《世界徵服者史》和《史集》中對窩闊臺汗位繼承人的身份沒有特別敘述的原因。
1219年議定之後,四位皇子的表現各異。失落和敵意讓朮赤遠離了汗位。甚至當貴由去世後,在拔都領地召開的忽裡勒臺上,宗王、異密和那顏都表示,汗位由誰來繼承,聽憑朮赤的兒子拔都安排,要麼自立為汗,要麼推選他人,他們全都贊同,拔都也沒有自立為汗。
可以說,1219年之後,朮赤以及他的支系對合罕之位再沒有提出過要求。察合臺及其支系也大致情況相同。剩下窩闊臺和拖雷二人,察合臺對窩闊臺的支持,是窩闊臺較之拖雷最大的優勢。
如《史集》所載,在1219年至1226年期間,成吉思汗慎重地考慮了繼承人問題,主要在窩闊臺和拖雷二者中權衡。窩闊臺性格寬厚,又得到察合臺的全力支持;拖雷則在西徵期間表現出色,深得寵信,使得成吉思汗在立窩闊臺還是立拖雷的問題上尤其猶豫不決。
最後,在1226年,如《史集》和《世界徵服者史》所載,成吉思汗作出了囑託,選擇窩闊臺為汗位繼承人,這一結果和1219年議定時相同;拖雷則以成吉思汗財產繼承人的身份,掌控大量財富和軍隊。拖雷在1219年之後地位的飛速上升也體現在,成吉思汗死後,1229年推選新汗的忽裡勒臺大會上,窩闊臺深有忌憚地推辭說應該由拖雷繼承汗位。這和1219年議定時無人建議由拖雷繼承的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總結
筆者認為,成吉思汗作為一個務實、冷靜、思維縝密的領導者,不可能對汗位繼承人問題毫無考慮和掌控。在選擇繼承人時,諸子的能力,而非排行和蒙古舊俗,才是他考慮的首要因素。拖雷的地位部分得益於幼子身份,更與他的順從和才幹密不可分。
又因為成吉思汗始終從整個局勢出發,希望四個嫡子的支系都擁有權力和地位,都能夠通過對外戰爭開拓邊界獲取財富,所以選擇了多個支系並立,由寬宏忠恕的窩闊臺居中總攬的權力分配,安排了大蒙古國的第一次汗權交接。
參考文獻《蒙古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