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師範大學
摘 要:現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興起,是人類珍貴的文化自覺和重要的行為選擇。中國21世紀前20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既秉持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理念與精神,亦進行了獨具特色的創造性實踐,構建了文化多樣、整體、科學、人本、文化再生產等理念,進行了涵蓋面較廣、涉及人數較多、影響意義較大、成效卓著的實踐與探索,形成了系統完備、富有活力的措施體系,積累了獨特、寶貴的經驗,走在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前列,並為之提供了智慧啟迪。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中國; 理念; 實踐; 經驗
基金: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新中國70年雲南民族文化保護傳承發展研究」(項目編號:ZDZB201909); 雲南省萬人計劃「雲嶺文化名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安學斌,雲南師範大學教授(雲南昆明650500)。
作為世界文化多樣性重要體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1],是人類漫長歷史發展進程中創生、傳承、發展而來的重要的文明遺存和珍貴的精神財富,承載著歷史見證、文化傳承、教化審美、社會聚合、經濟導進等功能,具有珍貴的歷史、文化、藝術、科學、認同、資源、社會等重大價值,對世界繁榮、人類文明、國家興旺、民族發展、社會進步發揮著十分重大的作用。但伴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伴隨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發展工業化、文化多元化、教育國際化、社會現代化、居住城鎮化、交流信息化、資源市場化聚力衝擊,伴隨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科技革命的深刻影響,伴隨人類傳統的價值觀念、生產生活、文化教育、交往娛樂、審美評判等方式發生顛覆性變化,非遺賴以生存的土壤與環境快速消失,非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與挑戰,無數非遺面臨消失迅速、傳承斷代、開發隨意、歪曲濫用等嚴峻問題。
人類基於文化自覺的現代非遺保護應運而生,新的思想理念、實踐活動、方法路徑也隨之出現,成為20世紀末以來最具創造意義、最具理性智慧、最深入人心、最富有成效的全球性文化運動。伴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條例》決定建立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1年公布包括中國崑曲藝術在內的第一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中國2004年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頒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等重大事件和時機的出現,中國在人類剛進入21世紀的重要時刻即拉開了非遺保護的宏大序幕。在21世紀前20年這個全球非遺保護全面展開、深入推進的宏大時代背景與全球行動中,中國著力構建非遺新的思想理念,積極開展非遺保護的實踐與探索,取得了顯著成就,形成了嶄新的中國路徑與寶貴的中國經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2013年就作出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走在世界前列」[2]的高度評價。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理念
「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概念,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日本和60年代韓國的「無形文化財」、20世紀70年代初《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起至80年代末期的「無形文化遺產」、20世紀80年代末《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起至90年代末的「民間創作 (或傳統的民間文化) 」、1998年至2003年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2003年10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式確定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漫長的認知深化、概念變化、實踐推進、探索創新、學理成熟、民眾接受的艱難過程,也是一個非遺保護由點及面、由小到大、由淺入深、從萌芽起步變為全球文化行動的實踐過程,反映出非遺面臨瀕危消亡的窘境,也體現出人類文化自覺、責任擔當、理性智慧、實踐創新的特質與勇氣。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具有人類裡程碑式重大意義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3]。2004年,中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發[2005]42號文件)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4]隨後,國務院公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製品等)和文化空間」[5]。2011年2月2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界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並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6]。
中國具有豐富多樣、較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同樣具有珍貴珍稀、口傳心授、活態流變、脆弱瀕危等特質,同樣經受著時代變遷、社會變化、科技變革、生態變異、人亡藝絕等諸多現實要素的影響與銷蝕。在全球非遺保護行動浪潮和國家統一頂層設計、統籌部署下,中國開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非遺保護實踐活動,充分體現了保護歷史、把握當代、面向未來和繁榮文化、關懷人類、發展社會的核心要求。
中國非遺保護首先和重要的是在思想、理念、觀念上的理性與科學。國家文化部門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強調在提高中保護、走進現代生活、見人見物見生活等理念[7],目的在於強調非遺傳承保護要注重適應時代進步、社會變化、人的發展的需求與特徵,要結合符合規律、服務需求、回歸民間、天人合一、吸取營養、創新發展,避免封閉、靜態、凝固、死板的所謂保護,這樣才能讓非遺在自然生態良好的環境、民間肥沃的土壤、民眾深邃的智慧、時代創造的機遇與條件中得到有效的傳承發展。
(一)堅持文化多樣性保護理念,確保世界和人類的多樣多元與交流互鑑。
基於歷史背景、民族特性、自然環境、社會生態等複雜多元的原因,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人類群體形成了各自形式多樣、風格迥異、內容不一樣、各具特色的獨特文化,這些各異的獨特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內容載錄和至為珍貴的價值,也構成了人類最為重要的共有共享的多樣文化遺產。「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8]鑑於此,對作為世界文化多樣性重要體現的紛繁多彩的非遺,一是要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要求,在珍愛、珍惜、傳承、保護好自身寶貴的文化遺產的同時,要尊重、包容、理解、欣賞、保護好他者優秀的文化遺產,努力創造人類萬木競春、百花齊放、多元共生、多樣並存、和而不同的美好局面;二是要充分發揮非遺獨有而重要的功能與價值,努力促進世界的團結友愛、和諧共生、和平安定,努力促進人類的創造創新、智能智慧、文化進步、思想深化和精神升華;三是切實遵循「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鑑,因互鑑而發展」[9]的原則與規律,通過非遺的交流互鑑、求同存異、取長補短、擇善而從,使其更好地成為推動世界和平、人類文明、社會進步、經濟繁榮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以上方面得以實現的核心、基礎和關鍵,是對作為文化多樣性重要體現的文化遺產的重視、尊重與保護。
(二)堅持整體性保護理念,確保傳承保護的系統、完整與見人見物見生活。
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是一個歷史、文化、人類、環境、傳承方式等諸多要素相互作用和有機聚合的整體物象,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掛一漏萬、缺失疏漏,否則將出現因要素缺失造成文化遺產特定內涵、獨特形式、傳承方式、結果效應等方面變異、甚至消失消亡的情況。為此,中國一是對全國非遺保護在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基礎上作了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全面系統、形式多樣、同頻共振地開展全國非遺保護工作,避免疏漏錯漏,使全國非遺保護取得整體效益;二是注重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做好歷史遺存、民族特色、區域特點、文化內涵、人文生態、自然環境、傳承主體 、傳承方式、搶救保護、開發利用等諸要素的良性互動,確保非遺在時代變遷、社會轉型的現實環境中得到科學傳承和良性保護,即既要保護好非遺本體,也要保護好文化遺產賴以生存的人文生態、自然環境、傳承主體、相關要素;三是秉持「見人見物見生活」基本要求,注重非遺與自然人文生態、與作為遺產持有主體的社區(或群體或個人)、與民眾生產生活、與相關工具(實物、手工藝品)等的緊密結合而非脫節脫離,注重非遺融入現代生產與現代生活,注重非遺體現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特點,注重激發青年一代對非遺的興趣。
(三)堅持科學性理念,確保傳承保護的有法可依與健康有序。
科學性強調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本質屬性,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實現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以最佳方式實現事物的優質發展。科學性是事物發展的最高要求,也是事物發展的重要評價標準。中國在非遺保護中,一是切實遵循非遺代際傳承、演變發展的內生規律,科學確定和認真堅持非遺保護的指導思想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確保傳承保護與開發利用不發生方向性偏差;二是科學甄別各類非遺的形式與內容,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挖掘價值,有效利用,發揮作用;三是結合歷史傳承模式和現代發展方式,制定實施了非遺保護的法律法規,探索、創新、傳承了新的保護方式,促進非遺的法律保護與科學保護;四是建構科學的保護、監管、評價機制,確保非遺的良性保護。
(四)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確保主體作用發揮與人的全面發展。
以人為本理念強調人的主體性、重要性、能動性、創造性、共享性,認為人是事物發展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決定性要素,強調以人為中心和一切為了人,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為此在非遺保護方面,一是遵循文化因人的需要而創生、文化遺產因人的需要而傳承保護的規律,消除為傳承而傳承、為保護而保護的片面認識,明確文化遺產保護目的在於更好地傳承發展、更好地體現價值與作用、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更好地滿足人的需要,在搶救、傳承、保護基礎上進行科學開發和合理利用,真正使非遺傳承、保護、發展而產生的收益服務民眾、惠及民眾;二是以最大限度調動非遺創造者、傳承者、管理者、從業者、受眾者、參與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較好地解決非遺保護「依靠誰?」的核心問題,切實解決好非遺傳承保護能力提升等核心問題,使「人」這個主體更好地發揮好主體性、能動性、核心性、創造性的重要作用;三是從文化遺產因滿足人的需要而創生和傳承的根本出發,充分發揮非遺在人類發展中特有的傳承歷史、傳播知識、教化文明、審美娛樂、滋養人心、認同凝聚、聚合社會、資源經濟等重要作用,著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根本上解決文化遺產保護「為了誰?」「依靠誰?」等核心問題,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五)堅持文化再生產理念,確保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文化創生和再生產的過程,文化再生產推進著人類進步與社會發展,要求人類社會既要重視既往生產的文化遺產、更要注重文化的創新與再生產,通過文化再生產促進社會和文化的自我反省、批評、調適、超越、更新。中國為此在非遺保護中,一是將實現非遺的永續傳承、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的目標任務,採取各種傳承保護措施,確保非遺不失傳、不消亡、不斷代;二是在思想理念、體制機制、政策法規、內涵形式、措施方法、評價監管等方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積極開展理性科學的探索創新,更好地破除桎梏、增強動力、激發活力,促進文化遺產的再創造、再生產,使之在形式上更加喜聞樂見、內涵上更加健康向上、價值上更加突出凸顯、方法上更加科學有效,確保非遺的漸進傳承、超越更新、持續發展;三是通過創造性轉化,使非遺資源創造性地轉化為人類進步、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的資源,使手工技藝類、傳統醫藥類等非遺創造性地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產生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應,使非遺在新的傳承保護渠道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發揮更大作用與貢獻。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實踐與成就
非遺保護,重心、根本、關鍵、落腳點在於「保護」,因而對「保護」的認知、理解、把握就至關重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保護」定義為「『保護'指採取措施,確保非遺的生命力,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主要通過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10]這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涵與要求:一是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弄清其歷史淵源、基本內涵、表現形式、功能價值、生存狀況、瀕危程度等要素,確認為非遺的,是為保護之必要;二是對確認的非遺需要採取切實的措施進行立檔、搶救、保存、保護、傳承,確保其持續有效的傳承發展;三是需要通過宣傳、教育、研究等方式,深度挖掘非遺的珍貴价值,傳播非遺的意義,弘揚非遺的精神,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其重要的作用與意義;四是非遺保護的根本與目的在於促進非遺的永續傳承、創新發展、繁榮振興、造福於人。
(一)非遺保護的中國意義
一是通過保護非遺,搶救、傳承、保護好珍稀瀕危的非遺,更好地認識其歷史「活化石」作用,進一步探尋發現國家、民族、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史實、內涵、規律,更好地傳承、完善、豐富人類發展的歷史與認識,借古鑑今,以史促今,發揮歷史規律與經驗的作用;二是通過保護非遺,保持和豐富文化多樣性發展,促進文化繁榮,增強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軟實力;三是通過保護非遺,更好地發揮其傳承歷史、傳播文明、教育教化、審美娛樂、滋養人心、資源導進等作用,提高人民群眾素養素質,豐富人民群眾生活娛樂,促進提升思想道德水平、文化自覺與文明程度;四是通過保護非遺,更好地發揮其對國家、對民族、對文化、對家鄉的認同作用,有效提高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使命感,更好地凝聚人心、聚合力量、整合社會,促進實現國家統一、邊疆穩定、民族團結、民心和順、社會和諧,加快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五是通過保護非遺,充分發揮文化遺產的旅遊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等資源作用,更好地促進其在旅遊、文化、創意、服務、經濟等產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促進經濟建設,提升民眾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更好地對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決勝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重大作用;六是豐富人類非遺保護的理論理念、智能智慧、方法路徑,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可資借鑑的思路與經驗,為世界非遺發揮作用、作出貢獻。
(二)非遺保護的中國實踐與成就
21世紀前20年,中國秉承有史以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保護的思想與方法,秉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理念與精神,貫徹落實黨和國家文化遺產保護要求,結合實際探索創新,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保護實踐,創造了諸多保護工作在世界範圍具有開創性意義和整體保護取得重大成就的卓著成績,改變了以前重視不夠、保護缺失、消亡加速等嚴重狀況,構建了高度重視、系統推進、分層實施、全面保護、重點突破、成效明顯的良好態勢和保護體系。
1.構建組織構架,健全工作格局,確立政策和制度保障。
一是明確各級黨委政府的主導地位和領導責任,確立黨委領導、政府主抓、文化部門主責、各方參與的工作格局和長效機制,建立部委聯席會議制度工作機制,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格局、特別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實施、統一考核,確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政治與組織構架;二是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等重要文件皆將文化遺產保護作為重要內容進行部署,國家和省市縣各級黨政組織制定實施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發[2005]42號)、《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5]18號)、《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7)》和「中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工程」(2003)、「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2019)、「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傳承發展計劃」(2015)、「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2017)、「中國民族歌劇傳承發展計劃」(2017)、「曲藝傳承發展計劃」(2019)等一大批重要政策和重大非遺保護重大活動,為非遺保護作了頂層設計,指明了方向,明確了內容與要求,提供了政策保障;三是明確文化部門一項重要職責為「負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普及、弘揚和振興」[11]。國家文化部門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省市縣各級政府文化部門增設非物質文化遺產行政機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負責具體工作,有效確保了保護工作的實施與推進;四是積極開展立法保護工作,在國家層面上從2011年起正式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在省市縣三級層面上制定實施一系列非遺保護的地方性保護條例,為非遺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五是積極構建穩固持續的經費支持機制,中央和地方財政加大經費投入,建立了非遺傳承人補助制度,實施經費支持和保障;六是積極整合吸收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保護工作,成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會」(2013)、「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聯盟」(2015)等社會組織,促進社會各界在保護工作中發揮積極作用。
2.普查入手,摸清家底,建檔立卡,做實基礎性工作。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多樣、種類繁多、散落民間、隱於山野、難以估數,弄清情況、摸清家底、分清類別、識明狀態是科學施策、精準保護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確定了普查工作的重點、原則、對象、方法,抽調骨幹進行理論和專業訓練,於2005-2009年開展了全面系統、深入細緻的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至2010年,「據不完全統計,各地共投入普查經費約8億元,全國文化系統參與普查22萬餘人次,社會參與人員277萬餘人,召開普查座談會7.1萬餘次,走訪民間藝人115萬餘人次,收集珍貴實物和資料約29萬件,普查文字記錄量達996萬字,錄音記錄23.4萬小時,攝像記錄18.3萬小時,拍攝圖片477.4萬餘張,彙編普查資料14.2萬餘冊,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總量97萬餘項」[12]。通過系統複雜的普查,新發現了一大批深藏於山野民間的珍貴非遺項目,基本上掌握了全國非遺的文化生境、區域分布、類型類別、數量質量、存在問題、瀕危狀況等,並對一些非遺及傳承人進行了音像錄製、口述史記錄、數位化載錄等資料保存和內容、形式的保護,開啟了資料庫建設工作,為非遺的科學、有效保護奠定了堅實基礎。
3.構建名錄,確立體系,實施分級保護制度。
代表性名錄,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制度與模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提出了「世界遺產名錄」理念與保護模式;1992年建立「世界記憶名錄」;1997年作出「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優秀代表作」決議,「目的還在於鼓勵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各地方社區開展鑑別、保護和利用其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活動,因為這種遺產是各國人民集體記憶的保管者,只有它能夠確保文化特性永存;宣布的目的還在於鼓勵個人、團體、機構或組織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項目標,……為管理、保護、保存或利用有關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做出卓越貢獻。」[13]2003年10月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式規定建立非遺代表作名錄,目的是為擴大非遺的影響,提高對其重要意義的認識和尊重文化多樣性。2005年我國非遺保護的重要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5]18號)明確提出「建立名錄體系,逐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要求。通過努力,世界、國家、省、市、縣五級保護名錄體系正式建立起來,制定了各級各類非遺項目的保護標準、評估體系、制度及評審程序,取得了重大進展與顯著成績。截至2018年,中國共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的有崑曲藝術(2001)、古琴藝術(2002)、藏醫藥浴法(2018)等40項,數量位居世界第一;通過2006(518項)、2008(510項)、2011(191項)、2014(153項)年四次申報評審,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總數達1372項,涉及民間文學、音樂、舞蹈、戲劇、曲藝、雜技與競技、美術、手工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十大類。「截至2016年,各省(區、市)公布了11042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地(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36111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88518項。」[14]2019年6月,文化和旅遊部發布通知,啟動了第五次國家級非遺名錄的申報工作。
4.著力傳承人隊伍建設,創新傳承機制,健全完善傳承體系。
傳承人是非遺最為重要的創造者、傳承者、保護者、使用者、享有者和發展者,是傳承保護的核心要素與關鍵主體,決定著非遺傳承保護的興衰成敗。為此,一是鑑於非遺傳承具有口傳心授、口耳相傳、活性流變等特點和大多數傳承人年事漸高、生活困難、人亡技絕、傳承斷代等實際,實施了傳承人命名、傳承人教育培訓、傳承人生活補助等制度,建立起了國家、省、市、縣四級傳承人保護機制。「截至目前(2018年),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共3068名……截至2016年,全國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12294名,市級38220名,縣級76842名。」[15]著力提高傳承人的文化自信、社會地位、專業素養、生活保障,使傳承人能夠安心傳承、靜心傳承、致力傳承。二是建立了一批傳承基地培養傳習人才,至2016年「中國各地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所、展示館(室)8720處」[16]。通過傳習基地耳濡目染、手把手式教學的親身體驗與實境學習,一大批青年一代傳承人的傳承意識、傳承技能得到切實提高,夯實了傳承保護的根基。三是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等一系列培訓工作,旨在「幫助傳承人群強基礎、拓眼界、增學養,增強文化自信,提高專業技術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非遺保護傳承水平。」「自2015年實施以來,研培計劃得到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廣泛參與。全國80餘所高校舉辦研修、研習、培訓390餘期,培訓學員1.8萬人次,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啟動了本地區研培,全國參與人數達到5.6萬人次。」計劃2018-2020年擴大高校等培訓單位100個、每年200期、每年參與培訓人數2萬人次。[17]這種統一的國家行動計劃實施對有效提升廣大傳承人和相關從業人員的使命意識、文化素養、知識技能、創新能力起到了十分有效的積極作用。四是進一步深化優化了非遺的家庭傳承、師徒傳承、學校傳承、企業傳承、社會傳承等模式與路徑,傳承體系和傳承機製得到進一步發展與健全。五是設立「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獎」「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貢獻獎」等項目,對在非遺傳承保護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先進代表進行表彰獎勵,形成導向和激勵機制,創造良好社會氛圍。
5.改革創新,探索實踐,努力構建多樣化保護模式。
基於國家保護戰略構想和非遺保護任務較重等實際,全國各地在非遺保護方面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創新理念,大膽探索,積極創新,進行了新的實踐。一是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健全完善文化遺產管理體系,努力促進非遺管理和保護的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二是通過非遺進社區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進頭腦、文化遺產日(2006年起,2017年起改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2007年起,至2019年舉辦7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濟南,2010年起,至2018年舉辦5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周(月)等形式開展形式多樣、數量眾多、生動形象的宣傳教育活動,使各民族民眾的文化自覺、保護意識、文明程度有了較大提高,為非遺保護的全面開展、深入進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三是通過探索創新,構建了搶救性保護、博物館傳習館文化館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保護、法治性保護、數位化保護(網際網路+科技+非遺)、生產性保護、展演性保護、節慶性保護、傳承性保護、開發性保護等綜合、立體、多元的保護模式。四是積極開展非遺國際合作交流活動,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相關國際組織和相關國家聯合開展傳承保護活動,與周邊國家聯合開展申報保護工作,先後以「中國文化周」「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節」等形式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和美、英、德、法、意、俄、日、韓、印、澳、西班牙、愛爾蘭等眾多國家開展過以非遺為重要內容的展覽展演,僅雲南就在沿邊省州市縣開展瀾湄流域國家文化節、中緬胞波狂歡節、中老越三國丟包狂歡節、目瑙縱歌節等區域國際文化活動,有效促進了非遺的合作傳播與交流共鑑,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各國的高度讚賞與認可。
6.科學利用,創造性轉化,助力經濟社會發展。
從發生學視角考察,非遺創生、存亡、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皆基於滿足和服務人類物質和精神的需求與需要,因此,非遺搶救、傳承、保護、發展最大和最終的目的是科學開發、合理利用前提下的滿足需求、造福人類、服務社會、促進發展。基於此,一是注重發揮非遺傳承歷史、傳播文化、傳習技能、啟迪智慧、弘揚精神的特點,注重進行非遺宣傳教育,以此培養和提高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歷史知識、生存技能、文明素養、思想精神,造就高素質國民;二是注重發揮非遺的認同聚合功能,促進廣大民眾增強文化自信、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凝聚人心,聚合力量,整合社會,促進國家團結、邊疆穩定、民族團結、民心和順、社會和諧;三是注重發揮非遺的資源優勢,探索實施創造性轉化工作,大力促進文化旅遊產業發展,大力開展手工技藝類、傳統美術類、傳統醫藥類、傳統烹調類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和創造性轉化,使宜興紫砂陶、劍川木雕、建水紫陶、鶴慶銀器、白族扎染、彝族刺繡、藏族黑陶、苗族蠟染、壯族織錦等逐漸發展成為當地重要的支柱產業,較好促進了地方經濟產業的優化轉型,發展繁榮了經濟,在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為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健康、可持續發展做出獨特貢獻;四是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積極開展相關文化經濟活動,如陝西省啟動「絲綢之路經濟帶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專項行動」、甘肅省舉行「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福建舉辦「『一帶一路'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展」等,促進非遺與國家戰略的結合併發揮特有作用;五是積極探索「非遺+扶貧」扶貧模式,大力推進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建設,至2018年底在全國設立44家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幫助貧困地區群眾掌握技藝、提高能力、精準脫貧,在國家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7.深化研究,培養人才,著力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撐。
注重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是中國非遺保護的重要特徵。為此,一是通過研究起草發布非遺保護的《成都宣言(2007)》《武漢宣言(2007)》《北京宣言(2015)》《第十三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城市合作組織中國峰會宣言(2017)》等重要倡議,形成非遺保護新的共識與思路,向世界宣傳中國非遺保護的思想、理念、決心、願景,普及知識,啟智促行。二是注重在國內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建設,以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方向形成特色優勢並帶動學術隊伍建設、科學研究、基地平臺。在全國中小學、幼兒園開展文化遺產宣傳教育工作,一些優秀民族傳統音樂舞蹈和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被一些中小學、幼兒園編排為課間操和美術工藝課,一些高校根據服務需求要求設立非遺相關方向和專業進行招生教學,非遺進學校、進課堂、進教材工作深入進行並取得實際成效,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文化遺產保護前沿理論、基礎知識、專業技能的博士碩士本科高層次專業人才。三是在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一大批非遺研究機構,開展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工作,產出了一批非遺研究的專家學者,立項了一批關於非遺研究的國際、國家、省部、州縣市研究課題,產出了《十大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318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圖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圖文藏典》《中國節日誌》(共200卷)、《中國傳統工藝全集》(20卷)、《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王文章)等一大批以學術著作、教學教材、學術論文、研究報告、諮詢報告、保護規劃、成果獲獎為主要內容的研究成果,對非遺保護髮揮了很好的理論指導、智力支撐、專業支持作用。四是政府相關部門、高校、科研院所舉行了一系列非遺傳承保護學術研討會議,深化了研究,探討了問題,繁榮了學術,營造了氛圍,產出了成果,指導了實踐,促進了保護。
通過20年的探索、實踐與努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在中國經歷了從陌生、難解到接受、熟知、喜愛的過程,非遺保護成為黨和國家的意志和全民的共識,經歷了重申報到重保護、單一項目保護到整體性保護、從物到人等過程,成為一項涉及面廣、持續性長、社會影響大、取得成就多的文化和社會事業,這與20年來國家經濟建設、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升所取得的成就是相一致的。
(三)中國非遺保護存在的問題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高度重視、積極努力、取得顯著進展與成效,但也還存在以下困難與問題;一是對非遺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複雜性、長期性、科學性認識不足,政府強勢主導的作用未充分發揮。非遺保護未能很好地納入全國各地各級政府事業發展的總體布局中,保護規劃缺失,保護主體、傳承主體定位不清,多頭管理,爭搶利益,推諉責任,或不作為,或亂作為,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二是傳承人斷代嚴重,非遺傳承發展面臨人亡藝絕困局。主要表現在:一些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資料建檔工作未能很好完成;傳承人年齡大、數量少、易辭世;傳承難,後繼乏人,有些傳統技藝對學習者要求較高,如藝術天賦、高難技術、長時間學習、成本較大、收效周期長等,導致很多年輕人望而卻步。三是法治建設滯後,非遺保護的法律體系尚需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已頒布實施,但國內各級政府相關法治建設尚未完全跟上和到位,特有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定不明確,存在著諸多法律空白。四是文化生態嚴重變異,非遺生存環境惡化。非遺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急劇改變,資源和資料流失嚴重,依附於傳統農業經濟生產生活上的非遺因生計與生活方式改變,失卻生存基礎。五是經費投入嚴重不足,極大地制約著傳承保護的進行。全國各級文化遺產保護經費投入缺口大,絕大多數州、市、縣、鄉(鎮)財政未有文化遺產保護專項經費,文化遺產保護基礎設施和設備嚴重不足,國家、省、市、縣、鄉各級財政經費投入有限,杯水車薪,社會資金投入機制尚未形成,經費的嚴重缺失極大地限制了民間傳承保護活動的開展。六是理論研究滯後,智力支持嚴重不足。全國非遺研究機構和隊伍不足,現有學術機構和研究人員在實際保護工作中未能充分發揮應有作用;非遺學科體系尚未形成,理論滯後,未能很好滿足非遺保護的現實需要。七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尚處於初始和探索階段,轉化模式、創新方式、產品設計、市場推廣等尚不夠成熟與成型,科學利用、創新發展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機制尚未形成,歪曲性、濫用性、破壞性開發利用依然存在,離科學利用、創新發展、最大限度造福民眾還有較大差距。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經驗
非遺保護作為一項世界文化運動,在中國得到積極響應和積極開展,並取得顯著成就,這與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強力推進是分不開的,也與各級管理部門和廣大管理者、傳承者、從業者、專家學者積極參與、探索實踐、改革創新緊密相關,總結經驗、獲取啟示既有必要也有價值。
(一)黨政主導,各方參與,頂層設計,全面實施,強力推進,始終是非遺保護等文化事業發展推進的政治保證。
堅持黨的堅強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始終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和特徵。基於歷史、民族、地域文化形式多樣、豐富多元、價值珍貴等實際,20世紀50年代初開展的全國民族問題五種叢書、1979年開始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集成志書》編撰、2003年開啟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等都是國家層面組織開展的重大的非遺保護活動。在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後,國家通過《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法[2005]18號)等重要文件進一步明確了非遺保護的重要意義、目標任務、方針原則、機制路徑,對深化全國非遺保護進行了頂層設計,確立目標體系,制定總體規劃,整體統籌,突出重點,分步實施。黨和國家及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加強領導,將非遺保護作為重要發展任務在中長期規劃和年度工作中進行定位設計和部署安排,定期聽取和研究非遺保護工作,積極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劃、分步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的工作機制,建立各級非遺保護工作會議制度,定期召開各級非遺保護工作會議,部署工作、總結經驗、交流培訓、表彰先進、促進工作,確保非遺保護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重大行動、而非可有可無的民間行為,對全力推進全國非遺搶救保護提供了堅實的政治、思想、組織、政策保障。
(二)深化宣傳教育,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既是必要的思想先導,也是重要的目的任務。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各級黨委政府為此,一是通過各種媒介和手段加大對非遺的政策宣傳與知識普及,使廣大民眾自然和自覺地接受、認知、熟悉、喜愛非遺;二是大力促進非遺進社區、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工作,加強大、中、小、幼各級各類學校非遺教育,促進中華優秀文化基因校園傳承,使非遺保護意識從小根植於廣大民眾的內心;三是積極開展「文化遺產日」「文化遺產保護月」「非物質文化遺產節」「非物質文化遺產成果展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技藝展演」「非物質文化遺產講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培訓」等專項文化活動,提升民眾的非遺情懷和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識;四是深化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和相關學科研究,為非遺保護提供理論指導和智力支持;五是探索創新非遺與電影電視、數字媒體、網絡視聽、動漫遊戲、創意設計等結合融合,努力拓展非遺的傳承傳播渠道,產出中央電視臺的《中國民歌大會》《中國戲曲大會》《中國詩詞大會》《舌尖上的中國》《傳承》和地方電視臺的《傳承者》《非凡匠心》《國色天香》等一大批展現非遺內涵與魅力的優秀多媒介節目,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濃厚興趣,產生極大的反響,獲得了高度的讚賞;六是積極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各國聯合開展非遺的宣傳、教育、申報、傳承、保護、利用等工作,積極支持具有中國符號的民族節日、手工製品、民族醫藥、飲食烹飪、傳統武術、傳統美術、音樂舞蹈等走向世界各國,加大交流合作,向世界傳播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傳遞中華民族和合價值觀念、重視中華民族正能量和好形象,更好地推進各種文明的交流交融與互學互鑑。
(三)發揮主體作用,構築傳承人傳承主體和領導者、管理者、從業者、專家學者、受眾者保護主體多元並用、齊心發力的作用機制,是非遺保護的根本與關鍵。
歷史發展證明,人是世界發展的主體,只有人的自覺性、積極性、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非遺保護才會有效推進並取得實際成效。為此,一要充分發揮作為黨委政府和相關管理部門領導的「人」的主體作用,保護才會事半功倍、順利推進;二要重點創新傳承人選拔培養機制,解決好傳承人這個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的主體問題,拓寬傳承人在高校等各級各類學校學習、教育、培訓的渠道,提升傳承人的素質、水平與技能,健全國家、省、市、縣四級文化傳承人命名與管理制度,不斷提高傳承人的傳承補貼水準,解決好傳承人的生計問題,切實提升傳承人的社會地位,制定傳承計劃、創建傳習場所、提供傳習經費、配置傳習設備,大力支持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和創新傳承方式;三要切實解決好相關從業者、受眾者這些「人」的主體問題,使他們得到收益的同時反哺非遺保護,不能吃祖先飯斷子孫糧,確保非遺的健康傳承、有效保護、科學開發、合理利用;四要積極發揮好專家學者這個「人」的主體在文化研究、知識創新、理論探索、智囊輔助等方面的主體作用,不斷提升非遺保護的理論化、科學化、專業化水平。
(四)遵循規律,科學探索,創新驅動,是非遺傳承保護的動力源泉與根本路徑。
基於歷史與現實、區位與交通、思想與理念、經濟與社會、教育與文化等複雜原因,全國許多地方面臨思想閉塞、基礎薄弱、發展滯後、經濟量小、非遺瀕危程度高等嚴峻問題,給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困境與困難,迫使國家和各級黨委政府特別是文化部門、文化從業人員痛定思痛、窮則思變、創新發展。急於擺脫困境的中國人不斷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用敢為天下先的膽魄與勇氣,通過探索嘗試和改革創新走出了一條新的傳承保護道路,正確處理政府與民間、人與遺產、遺產與生態、傳統與現代、封閉與開放、靜態與動態、繼承與發展、傳承與創新、保護與利用等多重辯證關係,積極開展傳承人命名與資助制度,著力建立世界、國家、省、市、縣五級保護名錄體系,積極推進文化遺產管理機構設立,通過創新探索構建了非遺的搶救性保護、博物館傳習館保護、文化生態區保護、法治性保護、數位化保護、生產性保護、展演性保護、傳承性保護、開發性保護等動態立體的保護體系與模式,積極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打造頂級品牌,切實發揮監管與糾偏機製作用,使非遺保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五)科學開發,合理利用,有效促進非遺對經濟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作用,為此要科學促進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能無序開發、歪曲濫用、竭澤而漁。科學設計,梯次開發,合理利用,監督約束,遏制歪曲性、泛濫性、過度性、破壞性開發,確保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深度挖掘並充分發揮其承載歷史、認同凝聚、教育養化、娛樂審美、繁榮文化、社會整合、資源導進等功能與作用,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促進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國家昌盛,構建全國各族民眾和諧美好的精神家園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深入挖掘其物質性和象徵性內涵,培育其資本要素,充分發揮其文化資本作用,通過挖掘文化內涵、突出民族特色、打造主題公園、開展節慶活動等做大做強做特旅遊業,通過傳統手工技藝、傳統美術、傳統醫藥、傳統烹調等眾多各民族手工技藝類非遺培育發展經濟產業,探索實施「網際網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基地」「傳承人+協會」「公司+農戶」等新路徑不斷創新文化發展新業態,通過演藝、影像、動漫、出版等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更好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這些成績的取得和廣大民眾的受益受惠,充分證明做好非遺傳承保護,有利於解決新時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
(六)健全多元投融資機制,加大經費投入與支持,是非遺保護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非遺保護資料收集、影像攝製、書籍出版、宣傳推介、活動舉辦、設備配置、設施改善、傳承發展、調查研究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強有力的經費支持。為此,一是學習借鑑英、德、法、意、日等國家的做法,國家和各級政府作為主體投入方,在年度財政預算中明確非遺的投入預算,確保文化遺產的經費投入;二是學習借鑑美國等國的主要做法,積極引導、鼓勵、吸引、支持金融機構、企業、社會團體、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出資、捐贈等方式進行支持;三是制定優惠政策,從旅遊、餐飲、住宿、交通等相關產業收入中提取保護基金,積極爭取文化遺產相關企業、從業者、受眾者的經費投入與支持,構建多元投融資體系,奠定堅實的經費支撐、支持和保障。
注釋:
[1]參見都本玲:《「非遺」保護十年中國經驗》,人民網,http://ip.people.com.cn/n/2013/0924/c136655-23012492.html,發表時間:2013年9月24日;瀏覽時間:2019年8月11日。
[2]侯湘華、馬文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基礎文件彙編》,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9頁。
[3]《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發[2005]42號),《國務院公報》2006年第5號。
[4]《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國辦發[2005]18號),《文化市場》2008年第1期。
[5]《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lfzt/fwzwhycbhf/2011-05/10/content_1666069.htm,發表時間:2011年5月10日;瀏覽時間:2019年8月11日。
[6]項兆倫:《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集體經濟》2016年第11期。
[7]範俊軍編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語言與文化多樣性文件彙編》,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00頁。
[8]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鑑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在亞洲文明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9年5月15日,《國務院公報》2019年第15號。
[9]侯湘華、馬文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基礎文件彙編》,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10頁。
[10]《文化和旅遊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10/content_5320818.htm,發表時間:2018年9月10日,瀏覽時間:2019年8月11日。
[11]康寶成主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頁。
[12]鄒啟山主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指南》,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13]周和平:《我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與探索》,《藝術教育》2018年第9期。
[14]周和平:《我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與探索》,《藝術教育》2018年第9期。
[15]項兆倫:《中國保護文化遺產的實踐與經驗》,《雕塑》2016年第5期。
[16]《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18-2020)》,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31196143_168296,2019年6月27日,發表時間:2018年5月10日;瀏覽時間:2019年8月11日。
[17]為行文便捷,下文的論述中,除專有文件或固定說法外,統一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為「非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