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20來歲模樣的男人拉開門，裸著上半身站著，眼神裡的茫然很快又恢復了清醒。
「幾個人住？」
「一個。」
門縫裡看到屋內的擺設，男人腳下的塑料垃圾桶，捲起一半的花色被子，以及靠床邊貼著的仿綠植牆紙。報完身份證號碼，他拿起床上的黑衣服套上。
2020年11月11日中午的1個小時，在所有房門都緊閉的樓道裡上下來回走幾圈，就過去了。這趟只完成了2戶，比起村裡不會用智慧型手機的老人，找到郊區出租屋裡的年輕面孔花費了朱文彬和他的普查同伴更多精力。
「是這樣的，他們算最後一批了。」朱文彬說。
71平方米，售價780萬元，這是深圳市一個住宅小區更醒目的坐標。何文勇踩滅了第三個菸頭，「知道不，都是家裡年輕人教的，在外面聽到或者看到新聞，就告訴老人不能籤字、不能給生人開門什麼的。很多剛從老家出來，幫忙帶小孩，和大城市裡的生活是有一點脫節的。」
「這個社會還是年輕人的，你說是吧。」何文勇說，問普查對象識不識字的時候，他覺得不太好意思，這個問題對深圳這樣的大都市而言，似乎已經不合時宜，「老人家，七八十歲的，你叫他籤名也能籤。」
2010年，何文勇參加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過去十年，他一直在社區工作。何文勇很難說出十年之後有什麼重大變化發生了，只有當他去拜訪來到這座城市的新人，將他們的個人資料錄入龐大的數據系統，以及每一次更新這些信息時才有所感知，「真有點不一樣了。」
2020年11月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入戶登記正式啟動，首次可以使用個人手機進行自主填報，700萬普查人員使用電子採集設備逐人、逐戶開展數據採集工作。
呈現在他們眼裡的，是一個更加真實也更加生動的中國。
小村鎮的新樓盤、大學生與二孩
朱文彬二十歲剛出頭，客氣又靦腆，不知道是工作習慣還是天生好脾氣，逢人說話他就笑，自己說話聲音也不大，「姐，叫我阿彬就好。」
朱文彬參與人口普查的村在距離廣東省中山市中心大約8公裡的西面，屬於城區近郊位置。村委會目前記錄的戶籍人口大約是3700人，常住人口超過2.3萬人。其中，本地村民大約佔20%，外來經商者大約佔15%，在其他超過60%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在市區工作的外地人，更多的則是過去幾年中從周邊村搬來的。
村一級的普查工作從開始就是意料中的人手緊張。「村裡招人是很難的，村上的待遇一層層的分級下去，留下人還是不容易的。我們的普查人員大概分三類，村委會的、社招兼職和一些高中學生。」該村財經委員吳瑤說，普查工作正式開始後，也有人覺得太辛苦就退出了。人口普查進入收尾階段的時候，他有時也跟著去上門找人。
朱文彬是堅持下來的一個。2019年，他從廣州一所專科學院畢業，身邊大部分同學選擇留下來在大城市「打拼」，他選擇了回老家，「我去保險公司和地產公司實習過，電話銷售，一天完成工作量給100元。」
「有大半年的時間，感覺壓力比較大，不能住學校後，房租太貴了。」朱文彬說，家裡人讓他選。「我想了想，覺得回來也有事做，挺好的。現在村委每個月拿三千多的工資，我也能存下來兩千，以後我還想把家裡的房子重修一下，現在村裡環境也好了。」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時間的標準時點是2020年11月1日零時，人口普查員需要在更早的時間做前期準備，包括一些普查場景的提前預習，如何表達友好、化解衝突等等。
培訓課讓年輕人們有一種肩負國家任務的使命感。和村裡的老人說話，朱文彬也會客客氣氣的問，「你好，介不介意我們幫你操作？」
2020年國慶假期結束後，村裡開始準備人口普查第一階段的摸底工作。「最早完成的是本村戶口的，因為他們比較多時間在家，老年人居多。然後是住在小區裡的，他們的普查時間一般集中在下班時間或者周末。最後一批就是出租屋人口和早出晚歸的那些人。」
住在樓盤小區裡的人，是村裡過去十年裡的一個顯著變化。「這十年，我們村的樓盤明顯變多了。大概從2011年開始，很多地產商過來建一些中大型的樓盤，2.1平方公裡，現在有8個樓盤。」吳瑤說，因為他們村的位置緊靠城區，這些樓盤建好後，吸引了大量周邊更偏遠村裡的人，「我們村的人多了，周邊那些村的人也就少了。」
村裡的人變多，另一個影響就是二胎政策。「2015年底放開二胎，可以看到2016年前我們村戶籍出生小孩的登記，一年是30來人，現在一年出生登記是60多人。」吳瑤說，2017年、2018年是二胎生育高峰，到2019年有放緩，「最高的一年錄過80個小孩。」
年輕父母和讀中小學的孩子，年長父母和在外工作的孩子，這是朱文彬印象裡住在樓盤小區裡的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感覺樓盤普遍比村裡的高。」他說。
朱文彬的印象也佐證了吳瑤這些年的感受。2000年以前，在村裡的外來打工人員多數是流水線上。「現在經商做銷售、做管理的多，他們的員工普遍受教育程度會高一些，慢慢高中、大學的人就多了。」
「村裡報讀大學的人也多了。」2015年，該村設立了大學生獎學金，「每年的申報數量都在增加，最早一年申報是10多個，今年有30多個。報讀的學校以前集中在省內，現在全國都有。」
「出去讀書了，留在外面工作的人也更多了。」吳瑤覺得，周邊村的人搬來了，但村裡還是比往年冷清了些。「也可能是因為疫情，大家都不出來了。」
大都市的新老人、合租白領和系統
何文勇是給生手普查員「兜底」的。
「那個小孩幾歲的話，你等他們家大人回來再去籤字，不然人家會以為你是騙子的。」他對著電話裡的人說，位置是深圳南山一個住宅小區，距離因騰訊、中興、大疆等而聞名的粵海街道大約3公裡。
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南山全區GDP位列深圳9個行政區和1個新區之首。深圳市人均GDP約20萬元，南山區人均GDP則約40萬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人均GDP約7萬元。
更醒目的坐標是，這個小區的一套在售房源信息：71平方米、780萬元。
不過，見過深圳早年一夜暴富式的徵收景象，何文勇其實對住在這動輒單價上十萬的小區裡的人，也沒有覺得有多豪。他也算是老深圳人，1980年隨父母而來，很早已經在這裡安家落戶。「以前的網格員、出租屋管理，現在居住信息管理，都是和他們在打交道。」
「他們樓價高，但是手頭上可能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寬裕。」何文勇說，尤其是看著這些年輕父母讓老家的父母，到城裡來幫忙照顧小孩的時候。「深圳這個地方，年輕人的世界還是很難顧小孩，這幾年老家父母過來的多了，有些是單獨給他們租個房子，嶽父嶽母、公公婆婆，一年當中輪換來，主要也是外省的。」
深圳市2019年統計年鑑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32.5歲，戶籍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人口超過40%。
「人口的特大城市化、戶籍人口少子高齡化以及就業的多元化。」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專家王廣州覺得，這是中國的大城市過去十年的顯著變化。「人口向特大城市快速聚集。」
深圳的變化，顯示在數據上是劇烈並且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公布的數據顯示，特區40年，深圳GDP從1980年的2.7億元升到2019年的2.69萬億元，年均增長20.7%，規模已位居內地城市第三，亞洲城市前五。外貿進出口總額，則從1980年的0.18億美元升至2019年的4315億美元，年均增長26.1%，外貿出口額連續27年居內地城市首位，單位產出躍居內地城市第一。人均GDP從1980年的835元增長到2019年的20.3萬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地均生產總值則從1980年的13.4萬元/平方公裡增長到2019年的13.5億元/平方公裡，居中國內地城市首位。
「剛來的老年人，你能感覺到他們的反應是有一點慢的，還不太能適應這裡的節奏。他們也很信任小孩的話，防備心也很強。」何文勇說，與日常的工作相比，人口普查因為政府的宣傳力度，大部分上門登記是順利的，但極少數的對抗仍然來自這些新老人。
「哪怕是你去引導他們，他聽著聽著突然就把門關了，你也沒辦法。我以前試過找警長來證明自己的身份，有人遇到過對方報110的，我們倒是願意等著警察來。」何文勇搖搖手，有時候被大呼小叫，這種情況下他也生氣，覺得不是正常人幹的事兒。他很快就又和自己和解，告訴自己要換位思考。
「心浮氣躁，幹不了這個事，35歲以上才勉強能穩定下來，年輕人受點氣直接連工作都可以不要。」
「自如、蛋殼的合租公寓，最常見的就是不開門，我站在門口，聽見他們在客廳裡走來走去。」何文勇說，無論他在門外表明身份也好，敲門也好。「反正不是找我的，每個人都是這種心態，他們不會和你對抗，但也不會開門。」
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讓何文勇們在處理這種情況時有了充分經驗。「讓在我們負責的小區有房源的品牌公寓的管家進入我們的群，一開始他們並不是很願意，後來強烈要求下也進來了，讓他們每隔一段時間要做資料更新，發到群裡，我們再去核實一遍。」
再遇上不開門的，何文勇從門鎖的品牌就能分辨是哪家的合租。「我們就直接找管家，多打幾個電話，總是有人在的。」
「深圳啟用了自己的大數據系統，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我們在摸底的時候把幾個部門的以前分開的系統數據進行了匯總，全部倒入一個資料庫，這就非常細緻了。」何文勇說，廣東省今年3月底，由省人普辦提出共享數據需求清單，通過全省統一數據服務共享平臺共享省衛生健康委、省民政廳、省教育廳等相關部門基層人口資料，成功調用省公安廳電子證照接口。
在一線城市，儘管很多人配合人口普查，但並不能說他們是毫不介意的。信任和隱私之間有一條敏感線，普查員在做這件事上內心是有掙扎的。「問人家身份證號碼、居住信息還是太敏感了，自主申報幫了很大的忙，以我負責的區域來說，只需要一個驗證碼，確認你的名字和居住地，就行了。」
「你的信息已經在我們的系統了。」何文勇指了指手上的設備，覺得這很牛。
小編碎碎念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國家點名，我們喊「到！」的時候。
而對於90年代出生的小編來說，前幾次都被淹沒在了童年模糊的記憶裡。要說起真正印象深刻的啊，還真就是剛剛過去的這個十一月初進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
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北漂族」，小編就是文章中那些向超大一線城市聚集的人口之一。
初秋某個透著一絲寒意的清晨，慌慌張張趕著要去上班的小編被一個看起來四五十歲的大媽攔住了：
「小姑娘，住哪棟樓啊？」
小編指了指身後，頗有點疑惑地看著這位大媽，但還是禮貌地回答道：
「1單元，4號樓。」
大媽好像也猜到小編的心思，自報家門說：
「哦，我是居委會的，現在要人口普查呢。你是和家人住，還是合租的啊？」
一聽到人口普查這個陌生又有幾分嚴肅意味的名詞，小編一邊對這位大媽肅然起敬的同時，一邊也帶著些許警覺：
「我是和幾個人合租的。」
「哦這樣，你是哪裡過來北京的啊？」
「我是山東的，阿姨。」
「那他們在家嗎？」
這句詢問仿佛是得救的信號，一方面小編害怕遲到，但更重要的是，在不太確定她身份的情況下，也不想再透露更多個人信息。
「在家呢，有兩位叔叔阿姨在，您去問一下他們，我先去上班了阿姨。」
「好好，那你先去吧。」
這之後大媽和我同租的姐姐、叔叔阿姨們如何交談，是否順利，小編就不得而知了。倒是晚上又換了一位年輕些的人口普查員，詳細地把我和同租姐姐的信息登記了下來。他開玩笑地說，「對於你們這些早出晚歸的白領們，這個時間段才能逮到你們呢！」
秋意盎然的北京某老小區一角 photo by/小編
看了文章，小編對於之前那位大媽抱有的懷疑心態感到幾分抱歉。人口普查員是這次國家點名的「點到員」，他們起早貪黑，辛苦付出，這中間遇到的冷眼相待，或許是我們想像不到的。但如果站在一個普通百姓的身份，適當的自我保護卻又無可厚非。這也就形成了二者不易調和的對立面。年輕人樂於溝通，轉換思維相對快，還要好一些。而像同租姐姐的爸媽，他們為了照顧兒女從家鄉搬來北京，成為超大城市裡的「新老人」。連查水錶登門的時候，叔叔阿姨都要喊同租的姐姐過去交涉，面對人口普查這種更加觸及隱私的話題，手足無措很可能最終的表現形式，會變成一種冷眼，一種對抗。
體諒與尊重，才是普查員和居民之間相互成就的前提。大家怎麼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