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六朝時期的倭人，最直觀的史料當數梁代的《職貢圖》。《梁職貢圖》為梁元帝蕭繹所作，描繪了三十餘國朝貢使者的畫像，畫像邊附有題記，介紹該國的歷史、地理、風俗等。《梁職貢圖》現存三種摹本，最完整的是藏於國家博物館的宋代摹本，存有滑、波斯、百濟、龜茲、倭等十三國使者的畫像和題記。該摹本尾部殘缺，中間亦有斷裂，受此影響，倭國使者的題記只剩下前半部分，後半部分其實是宕昌國使者的內容。萬幸的是，雖然倭國使者題記的後半部分缺失，但其畫像保存得較為完整，從中可以一睹六朝時期倭人的面貌。
《梁職貢圖》宋代摹本
《梁職貢圖》中的倭人形象
畫像上的倭國使者裹頭徒跣，前胸袒露，上身僅披一條結束相連的橫幅，其古舊形象與衣冠華麗的鄰國百濟使相比，顯得頗為寒磣。說到這裡，我們很自然地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梁職貢圖》中倭人形象的依據是什麼，梁代人是否見過倭人？檢索梁代的史料，我們發現這樣一則記事：
天監元年（502），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徵東大將軍。（《梁書·武帝本紀中》）
梁武帝曾於天監元年冊封倭王武為徵東大將軍。據此似乎可以推出結論：梁人確實親眼見過倭人，《梁職貢圖》的倭人形象也是據此繪製的。
——但是，且慢！
倭王武（雄略天皇）想像圖
這裡成為關鍵線索的倭王武不僅出現在《梁書》，《宋書》和《南齊書》中也能找到他的身影。我們不妨把相關材料略加整理：
a. 昇明元年（477）冬十一月己酉，倭國遣使獻方物。（《宋書·順帝本紀》）
b. （倭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宋書·倭國傳》）
c. 昇明二年（478）五月戊午，倭國王武遣使獻方物，以武為安東大將軍。（《宋書·順帝本紀》）
d. 順帝昇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曰……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宋書·倭國傳》）
e. 建元元年（479），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為鎮東大將軍。（《南齊書·倭國傳》）
f. 天監元年（502），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徵東大將軍。（《梁書·武帝本紀中》）
經過梳理可以發現不少疑點。首先，倭王武相當於日本史上的雄略天皇，這已是學界的共識，近年來又有出土資料佐證（江田船山古墳鐵刀銘、埼玉縣稻荷山古墳鐵劍銘文）。根據《日本書紀》，雄略天皇在位二十三年，而倭王武的朝貢行動從昇明元年綿延至天監元年，長達二十六年，年代上存在矛盾。其次，即便我們不相信《日本書紀》的紀年，《宋書》與《南齊書》《梁書》在表達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宋書》的記事中明確點出「獻方物」三字，而《南齊書》和《梁書》都只記載了進號。最後，建元元年和天監元年的兩次冊封分別發生在齊、梁兩代立國之初，要說倭王武剛好都在現場，這也過於巧合了。
針對上述疑問，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建元元年和天監元年時倭王武並沒有到南朝朝貢，這只是新王朝建立之初對周邊國家進行的遙封，旨在彰顯政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換言之，梁人在繪製《職貢圖》的倭使形象時，其實並沒有親眼見過當時的倭人。
除文獻記載外，考古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從日本列島五至六世紀的古墳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形埴輪（出土於日本古墳內的一種土偶殉葬品），從埴輪的形象來看，列島居民的服飾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男子上著交領衣，下著長褲，膝蓋下以帶捆縛，女子則穿著長裙，甚至出現了製作精美的甲冑。總之，這一時期的倭人早就告別了裹頭徒跣、橫幅為衣的時代。
盛裝男子埴輪1
盛裝男子埴輪1復原
盛裝男子埴輪2
盛裝男子埴輪2復原
盛裝女子埴輪
盛裝女子埴輪復原
群馬縣太田市飯塚町出土武士埴輪
既然梁代人未曾見過倭使，那麼倭人形象的依據又在哪裡呢？由於題記殘缺，這一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很好地解答。直到2011年，中國學者趙燦鵬從葛嗣浵（1867—1935）撰《愛日吟廬書畫續錄》中發現了《梁職貢圖》的另一摹本，那就是清人張庚（1685—1760）的《諸番職貢圖卷》。根據葛氏的著錄，張庚的摹本共存題記十八則，其中高昌、高句麗、斯羅等七國為宋摹本所無，更重要的是，該摹本對倭國的題記有完整的收錄。通過文本對比可以得知，《梁職貢圖》中倭國使者的題記絕大部分取材於《三國志·東夷傳》，極少數來自《後漢書·東夷傳》。《三國志》中關於倭人「以木綿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的記載也與《梁職貢圖》中倭使的形象十分吻合。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梁人並沒有親眼見過倭國使者，《梁職貢圖》中的倭人圖像是由《三國志·東夷傳》的記載加工而來，其實反映了三世紀中期的倭人形象，與當時倭人的實際形象存在著近三個世紀的差距。昇明二年後，南朝與倭國的外交關係中斷，等倭國使者再次踏足中原王朝時，已經是隋文帝的開皇二十年（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