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勇
蔣廷黻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屬於典型的「牆內開花牆外香」，大陸學術界的漠視並不意味著蔣廷黻的學說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費正清幾乎一人敵一國，他的繼承與發揮，讓蔣廷黻的學術思想在異邦開花結果。費正清不僅培養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國學」傳人，而且深刻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甚至西方國家政府的對華政策。
費正清後來是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泰山北鬥，是頭號中國通。
如果從其生平簡歷說起，費正清1907年生於南達科他州，病逝於1991年。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的母親是位女權主義活動家。費正清早年熱衷於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親的影響。
1927年，費正清進入哈佛大學，主攻文科，還有希臘語、歷史、哲學、藝術等。那時的哈佛還沒有開設有關東亞的課程，費正清個人更沒有想到以後會從事東亞和中國研究。在哈佛兩年後，費正清於1929年秋赴牛津大學，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對費正清來說，那就是他職業生涯的開始。在牛津兩年，費正清的研究有了相當進展，他利用自身優勢，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機構的歷史作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資料，對傳統漢學是一個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國特別是近代中國，無疑必須掌握漢語，了解中國的實際情形，必須到中國來。為此，費正清在牛津從事研究的時候，就想法申請了一筆獎學金，於1932年初來到中國，一方面進修漢語，一方面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師，主要講授經濟史，同時接受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教授指導，從事新的研究。
據費正清後來回憶，他初見蔣廷黻時，蔣老師只有三十六歲，中等身材，長著中國人團圓臉，由於思路敏捷而顯得英俊瀟灑，但已經執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蔣老師指導費正清閱讀中國外交文獻，主要是在蔣廷黻主管審定之下出版的《籌辦夷務始末》。這部書為故宮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蔣廷黻建議下影印出來的重要文獻。費正清說，二十年之後，他仍然在鑽研這些文獻，並教他的研究生班學生如何使用這套文獻。
蔣廷黻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蔣廷黻指導下，費正清將博士論文題目確定為《中國海關的起源》，後經過補充修改，於1954年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正式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為費正清迅即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
費正清的個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領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這種領袖地位獲得國際確認的還是那套皇皇巨著《劍橋中國史》系列。
《劍橋中國史》系列著作策劃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動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這是一個跨國界的國際合作，據說參加撰稿的一百多位專家來自十幾個國家或地區。按照規劃，《劍橋中國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該領域世界頂級專家執筆，最後由資深編輯總其成。《劍橋中國史》的目標就是要充分反應到那時為止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費正清在規劃中之所以刻意強調作者選擇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於此。從後來的成書看，《劍橋中國史》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從先秦至晚清至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這部書中即便有個別章節顯得有點薄弱，但從總體而言，確實是到那時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費正清組織的《劍橋中國史》系列不僅在方法上、組織形式上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新鮮經驗，而且當《劍橋中國晚清史》剛剛傳入中國時，在理念上也曾給中國學者以極大震動，特別是這部晚清史及費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衝擊—回應」模式，帶給中國學者的就是一次巨大衝擊。
「衝擊—回應」模式是討論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曾經長時期流行於西方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界，認同、堅持或者創造出這一歷史觀念的並不是費正清一個人，而毫無疑問費正清的影響最大，這個模型代表了費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國學者的普遍看法，他們差不多都在用這個模型解釋近代中國的變化。
按照「衝擊—反應」模式，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思想長時期佔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這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謂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並沒有多大變化，在他們看來主要就是因為儒家傳統。
但是到了明清之際，工業革命使西方產能過剩，新航海的開闢使遠洋東來成為現實，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找貿易機會，於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識等，都隨著西方人東來傳入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
對於異樣文明，按理說儒家文明並不持排斥的立場，但是由於中國社會長時期停滯不前，或者後來中國學者所說的「超穩定」，古老的、龐大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無視，或無所謂，中國政府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都選擇了閉關，選擇了自守，選擇了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的政策。於是，西方勢力東來和要打開中國大門的堅定信念，在費正清以及這個學派看來，就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發展都構成了巨大挑戰、巨大刺激，為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按照費正清的解釋，此後中國的重大變化，都可以從西方的影響這個刺激中尋找原因，中國的變化就是對西方刺激的反應。
「衝擊—反應」確實在很長時期為近代中國歷史發生、發展提供了一種解釋框架，因為畢竟近代中國問題不是自生，而是來自外部環境，中國或許能夠像西方一樣緩慢進入近代社會，但是如果沒有西方的刺激，這個過程一定會非常漫長。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從這個視角對近代中國歷史進行重新研究，並由此衍生出一種「現代化模式」解讀框架，承認近代中國問題不是來自中國社會內部，而是一種外生，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程。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式長時期影響西方，影響中國學術界，但這種模式過於強調中國問題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國問題內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點極端，於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開始，在費正清弟子門徒中就醞釀著一種批判反思的思潮，以為「衝擊—反應」過於機械，過於籠統，至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出，費正清「衝擊—反應」模式慢慢成為諸多模式中的一種，即便還有人堅持，但總要開始考慮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內在原因、內部需求。
其實，如果從學術史上仔細辨析費正清學術理路及其來源，我們應該很容易覺察到他的「衝擊—反應」模式，其實就是他的清華導師蔣廷黻一貫的學術立場，是蔣廷黻「中國現代化敘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餘韻流風。
費正清是個知恩圖報的學人，中美恢復聯繫不久，費正清應周恩來的邀請，於1972年訪問北京。有一天上午，費正清應邀前往北京飯店最高樓層的一個會議室發表演講，聽眾近百人。費正清確信這些聽眾一多半來自中國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顧這樣開頭：
今天我必須首先承認我作為學生所受到老師蔣廷黻的恩德。儘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間作為國民黨駐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大使與人民共和國對抗，在這之前，他曾是清華的歷史學教授，如果不承認此種恩德，我就不可能接著講下去。
當然，不管費正清受到蔣廷黻多少影響，從嚴格的師承意義上說，費正清與蔣廷黻有著誠摯的私人關係，但他從沒有正式成為蔣廷黻的學生，或者在一堂課或一次討論會上接受過他的指導。
當時，費正清的漢語還很生疏，他對蔣廷黻的湖南口音還很難理解。他偶爾遇到蔣廷黻，或者在蔣家吃飯，以各種方式得到蔣廷黻的幫助，但這些不屬於教學法上的。這是費正清主要學習方式的一部分。因而從學術史的意義上說，費正清只是受到蔣廷黻學術的相當影響，嚴格的師承還算不上。
——摘自馬勇《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導讀
《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
作者：蔣廷黻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本書系作者退休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自傳的中文譯本。蔣廷黻一生經歷複雜，親歷了時代的風雲變幻。他以學者的眼光與頭腦進行觀察思考，每有人所未道之處。加之長期身處高位，回憶錄中披露的大量鮮為人知的史事，更是研究近現代歷史的珍貴資料。
蔣廷黻（1895－1965），著名歷史學家，民國時期外交家，湖南寶慶人。1911年由教會資助赴美求學，先後就讀於派克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先後任教於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32年，提議並與胡適等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誌。1935年以非黨員的學者身份從政，歷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大使等職。1945年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改任臺灣「駐美大使」。1957年，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1965年10月病逝於紐約。
追隨蔣廷黻的回憶，讀者可領略湖南城鄉清末到民國的人文變遷；感受作為非官派留學生在美半工半讀的艱難，如體力勞作換取食宿的艱辛，上門推銷圖書卻一無所獲，在餐館打工收到女友母親小費的窘迫，等等；還能清晰看到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所接觸到的學者及其觀點，如何影響到蔣廷黻一生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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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蔣廷黻的國內外遊歷，讀者還可以遍觀30年代的蘇聯、英、法、納粹德國等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態，也可以了解民國時期獨具魅力的北平、貧困卻偉大的西安，以及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風貌，乃至戰前東北的經濟繁榮和內部矛盾等。
隨著蔣廷黻的工作，讀者可以了解南開和清華歷史系的創建和完善，以及中華民國軍政府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公務系統的繁瑣和僵化。
人物方面，除有知遇之恩的蔣介石及諸多國民黨高層官員外，書中還提到一起創辦《獨立評論》的友人胡適、丁文江等，其他如張伯苓，羅家倫、魯迅、張學良、楊樹達等，著墨不多，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