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野史 | 我在敦煌工作的六年

2021-02-11 當代敦煌

張啟明先生是敦煌本土人士,這些年他在報刊、網站發表了很多文章,並出版《清末民國時期的蘭州一中》《劉古愚遺稿》等著作,也曾給《當代敦煌》投稿。前幾天張老給我們一篇稿件——《我在敦煌工作的6年》,並附信說:「作晚看了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強國基業》第二集  1950年到1960年文化教育的部分,感觸良深!我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經歷者、踐行者,更是受益者!《我在敦煌工作的6年》就是這段歷史的真實寫照……」讀了張老這篇文章,深感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對家鄉的摯愛情懷。同時文章中披露了50年代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讀來感觸頗深。今將老先生的文章編輯發表,以餮讀者。


我在敦煌工作的六年

文 / 張啟明

前言 

《敦煌工作篇》是《我的草根年譜》中的一節,稍作刪改,也算一束敦煌人文野史,供熟悉這段敦煌歷史的同仁和感興趣的讀者參閱。本文就相關問題專門求教於當年敦煌的老同志張仲、朱文山、段興文、習定財、魯勤學等,特表謝意。親人也幫忙不少。如尚有不實和紕漏,請讀者不吝賜教。1950年4月  擔任敦煌五區一鄉第二初級小學教員我於1949年畢業於敦煌中學。當年8月,與朱文山、尚齊、楊生華(後曾任酒泉地區工會副主席)、任天成、任福成6位同學,以優異成績考取國立酒泉河西中學,朱文山一舉奪得頭名狀元,轟動酒泉,名噪一時。這在此前敦煌中學歷史上絕無僅有,既開創了敦煌中學集體外出求學成功的先河,又為當時敦煌中學校史續書寫了輝煌的一頁。解放前夕,河西中學解散,終止了我們的學業返回敦煌。解放後大家分別陸續參加了工作。1950年3月,我去酒泉國立河西中學復學未成,返回敦煌後,竇俠父兄動員我到城裡當老師,同窗好友楊生華讓我到城關區當幹部。父親嫌我年紀小,不放心我遠去,讓在農莊右側的新肅州古廟教書,學校為五區一鄉第二初級學校,一校一班,複式教學,先後教過5個年級的課程。
1950年4月受到縣上的正式任命,算是開始我革命的生涯,也是我終生教師之旅的開始,是年15歲。學校是一座三間坐南向北的孤廟,帶前廊、前殿。右側一個土屋,有小套間,住著看廟的一家五口人。套間裡有一張破舊白板桌,算是老師辦公的所在。學校沒有院牆。為了方便,我就在廟廊的東側用木板隔了一間「辦公室」。前殿為教室,採用複式教學,教著1-5年級的二三十個學生。以後通過集資在廟院正南修了兩個教室,東邊的辦公,帶套間,住人;西邊的當教室。中間為通道,仍然無院牆。學生逐漸多了,增修了部分泥桌凳。

當時情況很特殊,除給學生上課,下午要教農村青壯年學文化,晚上是農民識字班,還有後來的速成識字班。老師兼作區、鄉政府宣傳員,肩負重要的宣傳任務。平時配合各種運動,向識字班、文化班宣講《農民報》上有關黨的方針政策。一段時間,於每天早晨爬上房頂,用硬紙糊的大喇叭(後改用鐵製的)播送《農民報》上的重要新聞。運動來了,還要經常和村幹部一起,提著墨汁,深入農戶,幫助制定各種公約,然後寫在牆上事先用白灰泥好的專欄裡。

由於整日和學生、村幹部、村民、特別是和青壯年泡在一起,相互支持,如魚得水,學校教學和社會宣傳工作相得益彰,獲廣泛好評和區優秀稱號。工資,開始為實物(小麥),由校董事會向農戶籌集,不過收效甚微,等於盡了近一年的義務。後改為縣上統籌,每月到縣糧倉領取,好像是200市斤小麥。可能是52年吧,開始定級發錢,似乎為27.5元,最後到33元多,在五區老師中算是最高的。為了適應我國當時經濟建設的需要,1952年在全國農村和城市居民中,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特別是力推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文化教員祁建華在部隊教學中創造的速成識字法,即利用注音符號和拼音做輔助工具,促使學員快速掌握更多漢字。縣政府也順應歷史潮流,成立縣掃盲委員會,並組建掃盲委員會辦公室,隸屬文教科管轄。開始,縣上利用寒假集中全縣小學教師進行培訓,結束時進行了考試。回校後,我按縣上的統一部署開展了工作,縣上還增派童其聖、盧偉二人協辦,頓時興起熱潮,效果突現,備受擁護。

解放初的小學(初級小學)和小學教員基本是從舊社會接受過來的,辦學條件和師資水平都很差,學校就是坊廟,教員大部分小學文化程度。當時五區有5個鄉,記得的學校,依次為漳縣廟小學,教師程時,初中文化程度;新肅州廟小學,教師張啟明,掛牌高中;秦州廟小學,教師李正春,小學文化程度;呂家堡小學(原隴西廟小學),教師李正詩,小學文化程度;轉渠口廟小學(?),教師武國英,唯一鄉村女教師,小學文化程度;黃渠廟小學(?)教師金某某,私塾學業;莊浪廟小學,教師劉靜,高中肄業;閘壩廟小學,教師殷效銘,小學文化程度。不過,地區、縣區政府對教師的培訓和思想教育工作卻抓得很緊,每個寒暑假都要集中學習培訓。各區教師都成立了政治學習小組,每月集中到區政府進行學習。區上指定我為學習小組組長,文教科又給我們委派南街小學朱文華校長做我們的輔導員,定期到下鄉進行輔導。

參加酒泉地幹校中小學教師集訓,主要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開啟思想改造運動之先河。受訓時,正好住在我考進河西中學時住的那排宿舍中。《矛盾論》和《實踐論》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主要標誌,它們分別從辯證法和認識論兩個方面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做出了哲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認識論。培訓採取輔導報告和小組討論相結合的辦法進行。經過培訓,使我們初步懂得了實踐出真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一般的理論,明確了看待事物要堅持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等。培訓使大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覺得有點像革命幹部的味道了。這對以後思想覺悟提高和工作改進確有幫助,奠定了我自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啟蒙基礎。1952年暑假  在酒泉中學參加中小學教師忠誠老實運動

忠誠老實運動即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當時在酒泉中學進行。參加忠誠老實運動的教師,需如實交代個人在舊社會的所做、所為、所思、所想,並對其解剖分析,破舊立新。開展忠誠老實運動,先學習有關文件,交代政策,明確目的,消除疑慮。經過學習討論,提高認識和積極性,使大家卸下包袱,輕裝上陣。交代問題以自覺自愿為前提,可以互相討論與幫助,絕少所謂批判和鬥爭。忠誠老實運動使廣大教工初步明確了為什麼人的問題和怎樣為人民服務的問題,為辦好學校、教好學生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個人表現尚好,被批准加入青年團。期間,有幸參加了在酒泉中學舉辦的酒泉專區運動會,取得第二名的佳績。

1952年9月  調任敦煌縣掃盲委員會辦公室專職幹部1952年9月,我被調往縣掃盲委員會辦公室,消息一出,曾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就在我準備搬運行李去縣上報到時,附近的老鄉聞風來送行和圍觀,單純的同學們則堵在辦公室門口不讓我離開。在僵持不下時,民兵連王連長心生一計,將行李從校外的窗戶遞了出去,待同學們發現時,行李已經遠去,不少同學竟自失聲痛哭,足見其師生的深厚情誼。以後但凡我下鄉順道去看望熟識的老鄉和同學們,他們都非常熱情。即使我離開敦煌多年以後,他們也還在打問我的情況並表示祝願。當時農村的學生、幹部和群眾的感情非常淳樸,我至今仍十分懷念那段農村生活的經歷。

1952年年底,我轉入文教科任科員。當時考察幹部,很注重工作態度、學習精神和政治學習中的積極性和發言水平。我調入縣政府就吃大灶,住在辦公室的套間,全身心投入本職工作,晚上的時間都用於工作和自學。主要是自修政治理論書籍,如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還有胡繩、于光遠、王惠德合著的《科學社會主義基礎講座》等。

1953年夏,隨同李森福科長參加了酒泉地區文教工作會議,會議在地區專員公署舉行。下面的照片就拍攝於專署文教科前,圖中左側第一位即當時的文教科副科長、曾經國立河西中學的副校長林樹三。1955年又被派往蘭州進行了培訓。這些都為我以後的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不久,先後被選為縣政府團支部委員、副書記(書記由黨員、秘書室王珍主任兼任)和共青團敦煌縣機關團總支委員會文體委員(委員還有翟文魁、劉佑之、丁金響、竇俠父等)。並經黨支部成員民政科長陳福、財政科長王鳳山(後升任縣長)、秘書科長王珍談話、動員,寫了入黨申請書,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並安排為第一批審幹對象,為發展我入黨做準備。這個時期的黨風、黨的幹部的作風和執行政策的水平應該說是解放後最好的時期,真是風清氣正,工作中,不必提心弔膽;生活中,不用有戒心;更多感到的是激勵、鼓舞和促人上進的環境和氛圍,哪有什麼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和爾虞我詐骯髒之類事兒。因此,我至今都難以忘懷。在縣政府工作時,我的表現曾引起過縣長黃仕福的重視。53年下半年起,他不通過科長,就把一些文件的傳遞和工作任務直接交給我,據說這是他提拔和培養幹部的先兆,但我卻渾然不知,當時壓根兒也沒有這種念想。黃的辦公室(套間住家)在文教科辦公室套間後面的東側,他出入都要經過文教科的前門和後窗,夜間我們的燈光可以互相照映,他自然有機會實地觀察我的工作和學習情況。可53年底他不這樣作了,我也視為正常,並未介意。後來和同志們閒聊時,才知道這是他選拔和培養幹部的奧秘,引起我的追憶。黃進我的辦公室和房間都是晚上,最後一次正是我上床拉開被子要睡的瞬間,他無疑看到我不久前用補發工資添置的那床繡花緞被面,可能產生了剝削階級思想的聯想。在縣政府工作,給我鍛鍊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和良好機遇。團支部主要任務就是帶領和激勵團員搞好本職工作,壯大組織,活躍機關文藝活動。天津支邊青年來到敦煌後,很多分配在了縣級機關,縣政府就有10多人(下圖左起依次為民政科宋厚雲、秘書科劉惠珍、財政科平守雲)。機關團總支和縣政府團支部工作更上了一層樓,文娛活動搞得紅紅火火。在三幹會期間,我們組織過有朱文山、竇禪父、寧興業和我等人參加的話劇演出(《新局長到來之前》),我還和縣婦聯的張淑清表演了雙人舞。為了組織周末的文娛活動,我學會了拉二胡、跳交誼舞,為歡迎蘇聯專家,我們還和七裡河石油勘探局指揮部工會,在縣委大禮堂前廣場組織了露天盛大舞會等。鑑於此,1954年被評為優秀團員,1955年被評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工資也連升三級,到了64元。

▲敦煌縣鎮府民政科宋厚雲、秘書科劉惠珍、財政科平守雲同志解放後,縣政府保留和利用了民國時期舊縣衙的全部建築,只做了部分翻建和修葺。下圖縣政府大門和1—9為原有建築,其中9為新式建築,其餘均為瓦脊式結構的古建築;2、3和5、6之間有過道(如左側示意圖所示),1、4、7、8有前廊柱。標示紅色的為翻建新屋。建設科1956年3月之後改名農業科。

 縣長黃仕福,秘書室主任王珍,幹事劉慧珍、張桐華。文教科 (含掃盲辦公室) 前期副科長李森夫,科員王珍、武建新 、何進孝,掃盲辦王振華、王鴻儒、朱鴻義、張啟明;後期副科長李森福、何進孝,科員王振華、王鴻儒、朱鴻義、張啟明、嶽文訓。財政科  科長王鳳山、副科長張忠,科員朱文山、竇禪父、韓廷瑋、趙顯庭、諶家豪、朱燦、姚正祥、閆國棟、王洪義、平守雲。民政科科長陳福、副科長秦學仁,科員邊文龍、王本成。建設科科長何其昌,副科長姬福、常永貴,科員呂錫九、王遇俊、李萬瑄。衛生科科長李瑤圃,科員宋厚雲、袁瑞卿。工商科科長徐九國,科員庬瑞林。後勤科員嚴順、姚正祥。法院院長邸滋,工作人員習定財、何棟、權振華。 1955年9月  選拔為中共敦煌縣委宣傳部專職理論教員1955年上半年縣委選拔幹部,5月份,先傳出要調我到縣團委工作的消息,不久又說是縣委宣傳部,最後按通知去了宣傳部,任專職理論教員。到職不久,又被選為縣委團支部的宣傳委員,以後還被評為模範團員。
時任縣委書記的黃仕福對我尚無貶意,否則他不會默認我調入縣委的。開始在縣委工作期間,也相安無事。我仍被作為入黨對象培養。1955年,從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政治氣氛和人際關係逐漸變味兒了,政策傾向已開始偏左,敦煌的審幹就很典型,組織憑個別人的不實之辭,硬給解放前敦煌中學參加過三青團的學生,強加上「共同隱瞞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結論,誰不檢查、不承認就得受處分,連我這個在小學被騙加入三青團的人也得被迫就範。我的入黨問題就這樣擱置了30餘年。調入中共敦煌縣委宣傳部,擔任專職理論教員,為縣上的機關幹部講授《社會主義建設讀本》、為鄉社幹部宣講中央有關農村的政策文件。講授定期在縣委大禮堂進行,宣講騎馬或自行車前往。當時下鄉騎馬和騎自行車,就像現在坐小轎車一樣的待遇。因為當時縣委唯一的機動車,就是一輛專門為肅北和阿克塞中轉保密文件的三輪摩託車(照片拍攝於縣委劉孟晉副書記辦公室門前)。一般幹部下鄉都是自帶行李步行,集體去邊遠地區,才由當地鄉政府派大車接送。需要騎馬時,通訊員一早將馬鞍備好,牽出馬棚。一次去南湖鄉,因為路途遙遠,要穿越戈壁,通訊員特意給我準備了一匹桀驁不馴的坐騎,因為它曾經有過飈人馬下脫逃山林的先例,因此我是緊張了半天,馬韁始終牽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大意。騎自行車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那時的路況很差,全是彎彎曲曲、坑坑窪窪的土路,費時費力,騎大半天到辛店、轉渠口等遠鄉,夏天大汗淋漓,冬天汗水滲透厚厚的棉衣,待冷卻之後,便會結成冰蓋,活像烏龜殼。

   期間,還到南湖搞過近半年的社教,長了不少見識,也第一次充分領略了南湖周邊地區美麗的山水風光。當然,這也是難得的鍛鍊機會,是我成長中的重要經歷。

當時講課有津貼,按小時計算,每次大約幾元錢,但算卻是聞之未聞的破天荒之舉,它比改革開放初期的發獎金的舉措早了許多年。當時的幹部的政治學習,偏重於經濟建設方面,那時上級提倡和指定的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社會主義建設讀本》。縣委還特意成立了一個由縣委副書記劉孟晉為組長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心小組,組員有尚齊、張仲、劉成基、朱文山等,而學習毛主席著作卻尚未提上日程。

1956年,鑑於國家經濟建設所需幹部匱乏,而大學生源又嚴重不足,所以國家動員在職幹部積極報考大學,為了圓我丟失的大學夢,作為試吃螃蟹的一員,便大膽報了名。經過不足半年工作之餘的苦讀,夜晚挑燈鏖戰惡補,特別是應考前在武威中學的一個月系統複習,最終被西北師院中文系錄取,成為敦煌張氏門中第一個大學生。我和寧興業等也成為敦煌以調幹身份正式考入大學的先驅者。

但考大學並不一帆風順。在我積極準備報考大學期間,黃仕福書記聲言我不會考取,被錄取之後又不準報到入學。為什麼?當時正值黨整風運動之際,縣委在大禮堂召開大會,聽取各單位所派代表向縣委提意見或建議。我作為縣委的代表,也照例提了建議,但不知觸犯了黃仕福書記他老人家的那根神經,開始給我穿小鞋。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我鬥膽向《人民日報》編輯部申訴並得到支持,使我絕處逢生,實現了夢寐以求進入大學神聖殿堂的夢想。

劉孟晉為當時敦煌本土人士級別最高的官員,他給予支持我積極支持《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批示就是他轉告我的。80年代以前,我們一直有聯繫和交往。他以後調往酒泉地區,曾擔任酒泉中學黨支部書記。他善待知識分子,工作頗有成就。時任蘭州一中黨支部副書記的李俊章同志,曾與他共事酒泉中學,更了解其情況,見證了他作為第一把手獨立擔綱的能力。大約是84年的時候,我和李書記動議,聯名向省教育廳力薦他出任蘭州一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還一起拜見了主管人事工作的湯九夫副廳長。最終卻未玉成其事。不久省教育廳就委派副廳長汪都兼任了蘭州一中黨支部的書記。

縣委機關佔用的是解放前民眾教育館原址。和縣政府不同,縣委只保留了原來的大門和大禮堂兩座建築,當時的平房院落是在拆除民眾教育館全部建築基址上修建的。  當時的機關平房院,包括了縣委所有的隸屬部門,每個部門少則一二人,多則四五人,總共不足百人。

中共敦煌縣委1955年——1966年回憶平面示意圖附:1955---1956年中共敦煌縣委工作人員名單書記黃仕福,副書記劉孟晉,檢查委員會書記黃仕福(兼)、副書記魏毓鍾。秘書室主任張戈,工作人員魯勤學、韓壽。組織部部長尚齊,工作人員張建華。宣傳部部長權正光,工作人員劉成基、郭法孝、陳天祿、張啟明。廣播站郭佔法、靳生瑞。統戰部部長侯世清,武裝部部長(?),財貿部部長徐清波,文教部部長 鹹裕興,生產合作部副部長王成彥。團委書記李忠,工作人員張曉春。縣工會副主席段新文。縣婦聯 副主任竇如蘭,工作人員姚殿英、張淑珍、石秀英。後勤處工作人員 韓(?)。註:由於我在縣委工作時間只有1年多,工作人員大多記不起,部門辦公室也只有模糊的記憶,難免陰差陽錯和張冠李戴。 

敦煌人,張志先生次子,1950年參加工作。1956年考入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期間被評為院級優秀學生,獲銅質獎章;1960年畢業並留校任教,受到黨總支書記吳軻的器重,以「才華過人」嘉譽。1962年調入一中,後任副校長。省教委主任王松山也曾以「治學有道」鞭策。1995年退休。現任陝西省劉古愚教育思想研究會顧問。出版《清末民國時期的蘭州一中》 《甘肅高等學堂劉古愚文集》等10餘種著作,回饋社會近2000冊。主要著作被包括國家圖書館等眾多省市、院校圖書館收藏。其業績曾由蘭州晨報、蘭州日報多次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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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慚愧,不知如何懺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竟不知我們中國有這麼大規模、這麼系統的文化藝術!」他越深入了解西洋藝術,越感到一種保護中國本土文化藝術的迫切。後來,他又在法國吉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擄去的大量唐代絹畫,看到這些,他痛心疾首。  放棄在法國的深造和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他陷入了苦惱中。
  • 經典舞劇《大夢敦煌》為創文工作添彩,「百日千場」演出點亮黃河之濱
    近日,蘭州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 " 百日千場 " 系列群眾性公益文化活動專場演出大型舞劇《大夢敦煌》在位於百裡黃河風情線上的蘭州音樂廳盛大上演,這臺經典舞劇以獨到的風姿再一次展示出了無比的藝術魅力,用唯美的敦煌藝術點亮了夜色下的黃河之濱。
  • 新聞 | 文研院考察團隊訪問敦煌研究院
    10月16日-24日,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第九期邀訪學者遠赴甘肅,對省內河西地區的重點石窟及其他文物遺蹟進行了實地考察。考察隊從蘭州出發,沿途經過臨夏炳靈寺與大拱北、武威天梯山、金昌三角城與聖容寺、張掖馬蹄寺與金塔寺、酒泉丁家閘與文殊山、瓜州榆林窟與鎖陽城等地,最後到達敦煌。本次考察由文研院常務副院長渠敬東教授擔任領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韋正教授擔任學術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