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網際網路技術迭代發展，日益全方位地滲透社會生活。第4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的網民規模已經達到8.54億，10~39歲的網民群體佔網民整體的65.1%，其中20~29歲網民群體佔比最高，達24.6%。許多依託網際網路產生的群體及其所體現的文化獲得了不斷生長的機會。截至2018年4月，中國網紅粉絲總人數達到5.88億人，其中38歲以下網民佔比達到92.4%
由形形色色的網紅人物、網紅產品、網紅行為及其衍生品匯聚而成的網紅文化充斥著青年的現實生活，佔據了青年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造就了一場場網絡的狂歡盛宴。作為網際網路時代的「原住民」，青年不僅追捧、效仿，甚至將其看作是滋生和繁衍「成功」的現實機遇和豐厚土壤，改變著受眾的思維方式、行為取向、價值觀念，成為青年構建自我身份認同的原材料。
網紅文化的繁盛不息造就了青年價值觀潛移默化的歷史變遷，也成為價值遮蔽與價值失範的誘因。習總書記指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培育時代新人，深徹研究網際網路時代網紅文化給青年帶來的價值困境及其路徑超越尤為緊迫和重要。
一、奇觀異景：網紅文化的全面觀照
網紅文化本質上是媒體變革式發展之後出現的產物。美國理論家道格拉斯·凱爾納提出「媒體奇觀」理論，把那些因為當代媒體自身的內爆和熱炒而導致的形形色色令人目眩神迷的超級景觀稱為媒體奇觀，並且進一步解釋了「媒體奇觀」的含義。他認為，能夠很好地體現當代社會傳統價值觀、為人們適應現代生活方式提供指導作用、用戲劇化的形式展現和解釋社會衝突的傳媒文化現象，才能稱為媒體奇觀，例如體育比賽、新聞事件、政治事件及突發事件等。然而在多媒體文化的影響下，「奇觀現象變得更具誘惑力，它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娛樂、信息和消費渾然一體的新的符號世界」。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視覺化、奇觀化呈現，一方面形成了熱度不減的話題使得青年瘋狂追捧，另一方面也導致了青年自身思辨能力的減退甚至喪失。對奇觀異景的網紅文化全面觀照，需要從研究現狀、內涵特徵及其精神實質等維度進行梳理探析。
1. 網紅文化的相關研究概述
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塞爾日·莫斯科維奇所言，每一種文化都具有歷史合理性。當置身於網絡化媒介盛行的時代，人們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圍觀網絡文化景觀、消費網絡文化產品。當前學界從多個學科視角對網紅文化進行了探討。基於綜合視角，認為網紅是視像時代、粉絲時代、自媒體時代、狂歡時代、話語時代、商業時代合力造就和共生衍創的產物。
網紅文化是一種頗具爭議的傳媒文化現象、社會心理現象，自誕生伊始便經歷著眾多紛爭與辯駁，蘊含著多重研究意義與價值。基於新聞傳播學的「狂歡」理論，網紅文化的出現為觀看者構建了一個衝破現實約束、盡情釋放自我、激發互動共鳴的狂歡王國。在這個「大型對話的開放性結構」中，「人們能把人與人在社會上的相互作用，轉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級領域中去」。
網紅借用最「快」、最「火」的傳播媒介，充分掌握迎合網民需求，快速進行反常式文化生產；網民在這一浸入式體驗中獲取代入感與自我滿足並將網絡信息產品進行散播，加速了大眾狂歡的展演頻率，助推了全民狂歡的浩大聲勢。網紅文化產生和傳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群體心理，卡茨在《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一書中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是有特定「需求」的人，這類需求是特定社會和心理起源的反映；他們接觸媒介的活動是基於特定需求使用媒介，從而使需求得以滿足的過程。
基於社會心理學視角，網絡紅人作為網紅文化的主要創造者，作為網絡舞臺的表演者，在定製魅力人格、生產個性化產品、帶動消費熱潮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情感釋放心理、自我表現心理以及攫取名利心理的滿足。與此同時，這一「不分等級、全民參與、自由度高、快樂至上的狂歡化浪潮」完美契合了觀看者的獵奇窺私心理、情緒宣洩心理、渴望逆襲心理以及盲目從眾心理，進而提高了網絡紅人的社會關注度，加速了網紅文化的時代性嬗變。
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視角而言，在體量龐大的受眾群體當中，青年群體廣泛參與、積極發聲，扮演著最為活躍的主力軍角色。因此，網紅文化與青年價值觀培育問題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學者大多認為網紅文化對於青年價值觀培育是契機，也是危機。其正向效應主要體現在寬鬆的網絡文化環境利於青年價值觀的真實表達，網絡紅人的草根特性為青年群體提供價值憧憬，網紅文化的倒逼加速社會青年化進程等；其負向效應則體現在部分網紅文化扭曲審美價值觀威脅生命健康，衝擊倫理價值觀模糊道德標準，腐蝕經濟價值觀觸碰法律紅線等。鑑於以上多維視角，引導網紅文化正向發展成為新媒體時代青年價值觀培育的題中應有之義。
2. 網紅文化的現狀：多元共生與迭代發展
網紅作為一種網絡現象，早在網際網路誕生之初就已存在。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大眾獲得了充分實現自身文化權益的土壤，在這種相對開放、扁平化的文化空間中創作各類文化產品，實現了多元化形態匯集。自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網紅經歷了「文字」「圖文」「短視頻」等不同的發展呈現階段，產生了「人」「物」「行為」「城市」等多種文化形態與內涵。
總體來說，從網紅文化依託的載體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首先是網絡紅「人」。從最早依靠網絡圖片火爆一時的「芙蓉姐姐」，到憑藉拍攝短視頻迅速躥紅的「papi醬」，再到從造星機器，包括直播平臺，短視頻APP等走出來的「馮提莫」「大胃王密子君」「李子柒」「李佳琦」「薇婭」……以人為指向的網紅依然是最廣泛的，對青年造成的影響也是最深刻的。截至2019年6月，短視頻用戶已佔網民總體的75.8%，網絡直播用戶佔網民總體的50.7%。在短視頻與直播等形式所構建的廣闊市場中，網紅大致以顏值類、電競類、專業知識類和搞笑類四類形式存在，他們致力於成為「社交媒體影響者」，滿足人們個性化選擇和娛樂的需求，擁有了影響他人、改變他人的可能。
其次是網絡紅「物」。即被打造成網紅的各種物品，是一種流量變現的經濟產物。它們或是由積攢了大量粉絲的網紅，通過「帶貨」掀起的潮流，讓廣大網友爭相購買以獲得網紅同款；或是由電商有預謀的定向營銷，在網絡上炒作出來的產品。不論是上述哪種，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將網紅轉換為實實在在的購買力，滿足人們自我表達和價值追求的需要。
第三是網紅「行為」。網紅行為是前兩者的衍生物，是與網紅的「人」和「物」產生更多元化關係的產物。受眾對於網紅不僅限於模仿和購買產品，而是更豐富的表達形式，如去某些紅人去過的地方進行「打卡」，更為誇張的甚至是全面復刻自己喜歡的網紅的穿衣風格與生活方式。
此外，近年來以建築景觀、文化民俗等為特色，打造出來的一系列網紅「城市」，通過「眼球效應」匯聚關注，獲得了網民的打卡追捧，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也深度影響了政府決策與發展導向。因此，不管是網紅「人」、網紅「物」，還是網紅「行為」、網紅「城市」都是網際網路時代下多元化的產物，其背後的產業關聯更是多樣。這種產業關聯，是媒體、商家、網民等主體匯聚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它催生了經濟與技術、商業與文化、現實與夢想的耦合，形成了一種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文化價值表達。
3. 網紅文化的特徵：趨利、同質與良莠混雜
網紅文化的產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其逐漸發展成長為標識時代的獨特文化現象，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這也是研究這一問題所必須尊重的事實。但由於其利益驅動的天然屬性以及發展的獨特機制，趨利、同質與良莠混雜成為網紅文化的鮮明特徵。
首先，從網紅文化的趨利特性來看，網紅文化具有極強的吸金及導向消費能力，網紅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產業、一種文化，其背後的動因是蘊藏的巨大經濟價值。在這種經濟利益的撬動下，網紅行為與經濟活動產生了廣泛集合，是一種典型的網際網路文化消費活動現象。網紅一旦在網絡獲得關注，擁有越來越多的粉絲，那就意味著網絡主體獲得了流量，也就是資本。這種情況下，一類網紅在電商平臺「帶貨」，通過分享自身專業的知識和實際的體驗，致力於將粉絲關注的流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購買行為。另一類網紅通過短視頻平臺或直播平臺，以顏值、才藝等吸引大量粉絲流量及關注打賞，從而獲得收入。
事實上，粉絲極易產生審美疲勞，單純依靠粉絲打賞是非常考驗網紅的能力，需要網紅不斷進行創新來達到「吸粉」「固粉」的目的。總之，網紅致力於將人格魅力進行資本化，從而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由於網紅文化更新、擴散、流行、過氣「快」的特點，網紅們的創作往往缺乏深度與沉澱，並且由於跟風爭相模仿，使得同質化嚴重，進一步造成了審美品位的低下。因此，網紅文化深受「求異」與「趨同」這一對矛盾的困擾，但其背後的根源都是受逐利的驅動。
其次，從網紅文化的良莠混雜的特性來看，由於網紅創作的路徑一部分屬於「審美」式創作，這類網紅文化不但滲透到了生活的吃穿住用行等各個方面，並且在精神層面、情感層面的創作深度契合了公眾不斷變化的情感需求，天然的「草根」情結拉近了其與普通受眾的距離，與高不可攀的明星經濟產生了鮮明對比，從而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支持。
而另一部分屬於「審醜」式創作，部分網紅為了「刷存在感」，迎合粉絲的惡趣味，吸引流量變現，進行出格、出位，甚至出醜式的無底線炒作，形成了過分媚俗、庸俗的表達，造成了社會審美的負向效應，對公序良俗造成破壞，必然會對青年價值觀產生惡劣影響。
4. 網紅文化的透視：娛樂至上與虛無主義
網紅文化產生於社會機制的複雜變遷過程中，這種變遷是由社會發展、分工和泛娛樂化的不斷演進而逐步形成的。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革新，在基礎條件上為受眾和網紅雙方提供了一個便捷的平臺。網紅文化在泛技術化潮流與泛娛樂化潮流的推動下，迅速在大眾文化發展進程中高歌猛進。打賞作為商業利潤的刺激作用，更是將網紅行為推向瘋狂高峰。
透視網紅文化的精神實質，娛樂至上與虛無主義是其典型表現。一方面，娛樂至上是指在當前網絡所構造的精神世界中，原有的大眾文化被娛樂所侵佔，娛樂的侵蝕性、所覆蓋的深度和廣度與日俱增。正如西方學者尼爾·波茲曼所說：「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青年在對於有意義和無意義的選擇中很容易選擇無意義的娛樂化。以2018年微博數據為例，文娛領域佔據網紅所在領域的主導位置，泛娛樂類內容總佔比達到29.7%。
娛樂化及其衍生品必然會給青年的成長與成才帶來幹擾，給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帶來阻礙。另一方面，網紅文化凸顯出虛無主義特徵。虛無主義最主要的就是對於人生意義的否定，認為人類的存在沒有意義、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質價值。
在文化層面，虛無主義進一步將人的精神物慾化、個體化，否定情懷、信仰、奉獻等先進價值理念，使文化朝著資本化、享樂化的方向發展，從而與主流文化產生背離。從網際網路蓬勃發展以來網紅文化發展的樣態來看，它是一種從大眾文化基礎上衍生出的亞文化，儘管從表面上看代表著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但究其本質其背後確實體現著「去主流化」「去價值化」的思潮。
隨著娛樂化、商業化的趨勢的不斷增強，網紅文化服務於利潤的意圖更加明顯。受流量至上、資本至上的驅動，為了博得大眾的眼球，網紅不惜以感官的刺激、碎片虛假的內容、誇張低俗的表達使人們在碎片化生活裡產生更為鬆弛的精神狀態，這往往使得愛國主義的情懷被嘲笑，勞動奮鬥的理念被排擠，自強不息的民族文化被掩蓋，由此而帶來的滲透性與危害性不容小覷。
二、價值困境：青年價值觀的震蕩與衝突
網紅文化在其形成之初並沒有明確的褒貶色彩，但隨著新媒體的變革式發展，網紅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毫髮畢現。儘管網紅文化不具備輻射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力，但是作為一個個傳播節點，網紅在或大或小的粉絲社群中發揮著價值影響力，改變和型塑著社會文化的格局，對網絡文化和社會群體造成了嚴重影響，尤其是給青年群體帶來了很大的震蕩，導致其在價值選擇、消費方式、文化認同等各個方面都與主流的社會價值產生了深刻衝突。
1. 表象與現實的錯位：價值選擇偏差
從現實情況來看，網紅在網絡世界的表象往往與現實境遇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大部分網紅成名都是依賴於背後團隊的策劃與炒作，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籤約專業機構，將網紅作為一種職業。在網絡世界中，職業化的網紅們或者大肆展示所謂上流生活，毫無底線將炫富拜金、網絡暴力、整容色情等作為展示的手段，或者不遺餘力地「展示」自身經過美化加工過的成功經歷、價值觀念、生活態度、社交方式等，而這些內容的本身都與自身的實際情況有著千差萬別。在網紅們不遺餘力的鼓譟下，宣揚了一條條通往所謂「成功」的捷徑，使得青年將「走紅」與「成功」等同起來，產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認為不通過踏實的奮鬥也能「一夜成名」「名利雙收」，陷入迷思幻想中不可自拔。
有些網紅為了引起他人注意，往往宣揚個體本位的價值觀，處處標榜自身，奉行「精緻的利己主義」，導致不良社會心態長期瀰漫，被部分青年奉為主流價值觀。在表象與現實交織而形成的巨大價值鴻溝中，青年往往無法辨別真實情況，產生了價值選擇偏差的客觀事實，拋棄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規範和約束，從而進一步造成了青年價值觀功利化、虛榮化、去信仰化的現實表徵。
2. 物質與精神的合流：消費理念倒置
從當前網紅髮展形態來看，以網紅經濟為導向的4.0時代格局已經形成。研究報告顯示，當前網紅變現方式逐步多元化，涵蓋電商、廣告、直播打賞、付費服務以及演藝代言培訓等。在此格局下，時尚博主、美妝達人和電商網紅等網紅群體發展勢頭更為迅猛，他們以吸引和動員粉絲消費為主要目的，構造了以分享、互動、信任和社群為基礎的網紅經濟模式。
數據顯示，2019年，19~35歲區間用戶佔據了移動購物總體用戶的67.4%，尤其是90後、00後用戶越來越看重商品以外的附加值，即商品背後的人格屬性、購物過程中的娛樂性和互動性。這種模式從表面上看是商業模式的創新，通過強化網紅的人設，在社交平臺增強與粉絲的互動，提升信任感和貼合性，實質則是以物為載體，通過傳遞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來潛移默化地影響粉絲，實現物質與精神的合流。他們將產品描述為「生活美學」，宣揚日常的衣食住行都必須具有美感與美學素養，彰顯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追求有品質的生活態度。
很多青年將網紅推薦的產品或服務視為珍寶、奉為圭臬，在購買慣性行為的影響下，是否有益於生活、是否具有使用價值、是否在自己的購買能力範圍之內等問題都變得無足輕重，造成的結果是青年在購物、消費的過程中更加衝動、追求流行，更加容易透支消費。藉助物質來滿足精神需求的行為，不僅使青年的生活退化，更侵蝕他們的理想追求，使得及時行樂、一夜暴富等心態不斷湧現，導致本該努力成為時代新人的青年不再通過堅定理想、歷練本領、擔當作為，使自身的人生更有意義，而是寄託於物質追求、消費至上、享樂主義。最終結果就是精神追求日益虛無，生活的終極意義和理想追求都不斷淡化，與主流價值觀日漸疏遠。
3. 解構與重構的交織：文化認同危機
網紅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興起的時間尚短，沒有經過嚴格的篩選和鑑別，傳播範圍廣，傳播速度快，又往往缺乏及時有效的監管，其質量良莠不齊，其快速、同質化、混雜式的特徵造成信息傳播的汪洋大海。在其野蠻生長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主流文化被逐漸解構。
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它以洶湧的信息浪潮為載體，進入和擠佔著青年的思想活動、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構著人類長期形成的理性批判思維，助長了諸多非理性行為的產生；另一方面，其背後凸顯的娛樂至上、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等消極觀念正在重構為人們新的思維與認知，使主流文化逐漸退讓，導致了青年的文化認同危機。在當前的傳播格局之下，青年成為傳播的一個個節點，形成了非線性的網狀輻射格局，主流價值影響力、引領力逐漸被削弱，雜糅的網紅價值觀、各類思潮充斥在青年成長的空間之中。由於青年的自我意識較為強烈，往往以強調「自我」為核心識讀信息，導致許多青年無法被主流文化所吸引，或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青年往往因情緒傳播、個體認知、社會化傳播的影響，產生了缺乏傾聽、認識偏頗、觀點偏激的形態。長期在這種網紅文化的影響下成長，極易使青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對社會主流文化的理解產生偏差，必然弱化他們的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產生文化認同危機。因此，面向青年，引導青年，給青年提供風清氣正的文化環境，向他們傳播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內涵的網絡文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滲入青年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是我們亟待關注和思考的重要問題。
三、路徑超越：多方協同下的合力共謀
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結構，加之網絡環境紛繁複雜，給缺乏社會經驗、價值觀尚未形成的青年帶來價值選擇的困惑，很容易造成價值選擇的錯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時期又是「拔節孕穗期」，是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關鍵時期，最需要精心的引導和栽培，因此，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是十分重要的。要「努力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變成日常的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
從成長過程而言，青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度過，學校教育對其價值觀的構建影響深遠，而學校教育與社會、家庭教育的配合也極為關鍵。因此，在青年價值觀教育過程中，亟須構建起協同機制，對各教育要素相互之間作用、要素之間的關係進行調節和導引，並進一步有效把握其運行規律與變化特徵。因此，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依循，構建起協同育人、同頻共振的育人體系，努力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1. 輿情監管與日常滲透協同，實現單一管控到多元互通的有效轉變
首先，探索科學合理的網絡治理模式。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網際網路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因此，需要形成網絡環境治理的合力，使網絡治理向理性、可控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對網紅及其行為的預警機制、評價機制和處理機制建設，堅決制止網紅的不良言論、不良行為和不良導向，進一步淨化青年的網絡生活環境。另一方面，不斷增強和發揮媒體的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增強其感染性與親和力，吸引更多的青年關注，實現網絡治理由「堵」到「疏」的格局轉變。
其次，實現日常滲透的科學化。在引領青年價值觀的過程中，教育者需要通過視域交融、科學研判，貼近青年的思想實際，關注青年的所需、所想和所求，優化傳播議題框架設置，貼近受眾的心理體驗，將現實問題虛擬表達，為青年價值觀培育提供切實、可感的社會事實，進而提升輿論層次，融入教育意義。
具體來說，教育者需要更為廣泛、有效地利用微信、抖音等網絡平臺，將學生關注的熱點事件以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及時推送，讓學生感受到教育者的溫度與情懷，實現「量體裁衣」式的信息傳播和文化融入。
2. 網紅甄選與榜樣示範協同，實現文化影響與價值引領的契合同行
首先，需要辯證地看待和利用網紅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從現實情況而言，網紅在網絡傳播過程中處於首端，往往決定著流量、內容、導向以及受眾的接受反應，其所產生的「正能量」和「負能量」同時存在，關鍵在於建立有效的甄選機制。在良莠不齊的網紅文化生態中確立價值標準，甄選出具有「正能量」網紅，並對其發展進行合理引導，對其生產創作進行指導，對其優秀作品進行宣傳。
例如，著力推廣始終堅守正確價值觀，為實現目標而不斷奮鬥的勵志網紅；催生一批為黨、為國而矢志不渝奮鬥的科學家、大國工匠網紅；發掘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的「普通人」網紅等，從而有效減少和消除其他「負能量」網紅的負面影響。
其次，充分利用榜樣示範的教育方式。青年往往處在價值觀養成階段，極易受到新鮮事物的影響。而榜樣示範是常用的教育方式，又是與時俱進的有效方式。網紅文化視域下，將具備「正能量」的網紅作為青年的榜樣，有效發揮「正能量」網紅的作用，既可以確保在複雜的網絡環境中，始終有人能夠舉旗亮劍，堅持價值標準，又能以榜樣的力量有效激發青年的生活激情和創造才能。
最後，從具體的實施策略來看，要有效發揮「正能量」網紅的傳播紐帶功能，從青年的微觀生活入手，浸入青年可感知、可參與、可踐行的領域，以身邊人講述身邊事為載體，以情感激發和價值思辨為重點，讓青年在平等、愉悅的文化氛圍中激發價值討論、強化價值追求、促成價值認同，從而更為有效地推進青年價值觀培育進程。
3. 文化育人與實踐育人協同，實現媒介素養與線下體驗的同頻共振
首先，要著眼於青年思想道德引領和文化品格塑造。要利用學校文化育人的優勢，培養青年的自省素養，引導青年全面了解社會轉型期的重要特徵和變化。教育者需要具備更為寬廣的視野與情懷，講清楚理論與現實存在的落差，講清楚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的衝突，引導青年正確看待和應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經濟、文化、價值觀念的衝擊和改變。多維度地幫助青年構建網絡文化認知的自我調適機制，形成青年對自我、他人及社會的理性和正確的評價認知。
其次，要在實踐中提升和培育青年的媒介素養。培養青年的媒介素養，實質上是培養其在參與媒體傳播過程中所秉持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取向，最終目的是幫助其形成獨立思考以及分辨真偽善惡的能力，從而自覺抵制低俗網紅文化。事實上，青年的實際想法往往是隱藏、多變且不可感知的，因此，要通過分析青年價值觀的形成發展規律，將傳播活動延伸到青年的現實生活中，激發青年參與實踐，力求實現媒體傳播、心態培育與行為舉動的有機匹配，最終確證青年價值觀教育的實際效果。
具體來說，需要學校切實發揮社會實踐的養成作用，重視實踐育人，鼓勵青年從「線上」走入「線下」，在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中，親身參與中認識國情、了解社會，受教育、長才幹，使網絡生活與實踐生活產生交集，進而在對比、辨析中進一步明確價值選擇。
4. 商業平臺與主流媒體協同，實現內容傳播與方式手段的切實提升
首先，加強商業平臺的價值引領功能。順應時代潮流，在青年最感興趣的商業網絡平臺主動作為，努力把主流價值滲透到已經受到青年廣泛關注，並產生用戶黏性的平臺中。從網絡傳播的經驗來看，正面優質內容跟不上，負面有害內容就會滋長蔓延。因此，要積極引導商業平臺形成有利於推動優質內容生產的自我激勵機制。鼓勵商業平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本遵循，賦予網紅文化發展正確的價值導向，不斷增強目標受眾意識及精準化傳播意識。
其次，主流媒體要順勢而為，全面提升自身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統籌處理好主流媒體和商業平臺的關係，形成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在當前全媒體傳播格局下，主流媒體影響力提升至關重要。主流媒體必須牢牢掌握輿論場主動權和主導權，才能確保導向正確、引導有力。主流媒體需要通過優質內容與技術、平臺、渠道、需求精準對接，進一步強化主流價值傳播。例如，緊緊抓住社會熱點問題、網絡輿論等容易被青年關注和發酵的相關話題，構建符合青年心理和接受習慣的價值認同場景，以符合受眾喜好的方式進行投送，實現精準覆蓋，引起青年受眾的充分注意與接受，還要注重回應和紓解青年受眾的疑慮，使傳播形成良性互動，提升青年信息接受的實效性。
最後，主流媒體要在商業平臺中切實增強主流價值傳導能力。在當前的傳播格局中，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抖音號已經集聚了大量關注用戶，成為網紅級媒體。在此基礎上，還要鼓勵和引導更多的各級各類主流媒體有計劃、有策略地進入商業平臺，運營一系列權威性強、受關注度高、互動性強的抖音、微信群、公眾號等，實現網絡育人載體平臺全覆蓋。通過話語轉換等各種方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傳導給青年群體，引起受眾的充分關注與接受，從而形成通力合作、優勢互補、協同育人的整體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