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利用外資再創歷史新高：全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到了1350億美元（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增長了3%；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增長了將近70%。
這些數據背後的重要原因是推進大項目落地。
除了目前已經推出的瀋陽華晨寶馬、上海特斯拉、惠州巴斯夫、惠州中海殼牌、西安三星快閃記憶體晶片、嘉善沃克斯鋰電池等兩批重大外資項目外，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透露，今年將推出第三批甚至更多批重大外資項目。
在開放的步子越邁越大的當下，剛剛落地的《外商投資法》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麼？近幾十年來外商進入中國的投資訴求有哪些變與不變？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德勤中國副主席蔣穎就對外開放相關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
第一財經：本次博鰲亞洲論壇，對外開放方面你關注哪些重點？
蔣穎：改革和開放的步伐都會越來越大。本次博鰲論壇我會重點關注市場紅利、制度紅利如何更多更好地回歸企業。此外，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代表的大規劃如何對外資產生刺激。
第一財經：《外商投資法》通過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中外記者時指出，我們對外開放是自主的抉擇，而且要引入競爭中性的原則。怎樣理解「競爭中性」原則？「競爭中性」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麼？
蔣穎：簡單理解「競爭中性」就是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政府的行為或者法律法規不應該讓它所擁有的企業（我國主要指國有企業）在競爭中有更有利的地位。對於不同出身的企業，在制度、政策、利益方面公平對待、公平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在中國有經營得好的方面，但同時也面臨很多挑戰。比如外商認為有一些隱性的不能介入政府採購的規則，融資在操作層面的一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外商投資法》都有了清晰規定，包括可以參與政府採購、參與標準的制定等。這部法律把外商企業在市場上碰到的實際問題用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了下來。
核心競爭力一定不是通過優惠待遇產生的。大家都在一個平臺上競爭，這對中國企業會有一定倒逼作用，在業務、人才、管理方面做得更好。
第一財經：你在1991年回國至今的近30年裡，中國的營商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外商投資法》又將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有哪些改善？
蔣穎：變化很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資的管理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是準入，規定了可以進入的產業和行業；第二是優惠，外資享受了很多年超國民待遇。而優惠條件也有限制，這對企業的整體運作會帶來或多或少的成本代價。
直到2003年稅收實行了內外資並軌，到現在無論中資還是外資完全在一個平臺上公平競爭。
過去的營商環境存在不公平、不清晰、多跑路等情況，效率上經常不協調。最近兩三年營商環境變成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抓手。我們能夠感受到營商環境越來越開放，制度越來越透明。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沒有終點，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值得關注的是，《外商投資法》對金融、汽車行業的開放程度大大提升，並主要強調了保護、促進和管理。以法律的形式打消了一些外商投資在實際操作層面上的顧慮。
具體來說，包括保護無形資產，不能以任何行政形式要求企業轉讓技術，充分尊重自由意願並符合市場規則，打消外商顧慮；進入以前無法進入的領域，得到和國民待遇同樣的融資等權利；在管理上，建立外商投資服務機制，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機制。這些如何落地是對政府的管理能力很大的挑戰。
第一財經：你們為許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提供過稅務和商務諮詢服務。在你看來，近30年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訴求或投資熱點有哪些變與不變？
蔣穎：外商進入中國有一個從進入到融入再到溢出的過程。
外商的訴求最初是想全方位各個領域進入中國市場，分享這個市場的紅利，加上優惠政策，中國市場很有吸引力。後來外資企業想要本土化，比如麥當勞、肯德基等快消品牌很早就進入中國市場，然後融入中國餐飲的一部分。現在外商不單單在中國設立工廠或者賣給中國市場，而更多把研發放在中國，進而面向全球市場。
此外，隨著消費升級，外商提供的產品從硬產品到以服務為代表的軟產品過渡。
德勤與中國美國商會共同發布的2019年《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在華外企的增長和投資預期有所放緩，但中國對其仍是一個重要市場。
在當前貿易局勢下，超過60%的會員企業仍然將中國作為其優先考慮的市場，他們將中國消費增長和中產階層擴大視為最重要的商業機會，其次是進一步的經濟和市場改革。超過80%的會員企業預計2019年行業將實現正增長。
市場準入限制、缺乏監管透明度以及不確定的雙邊關係仍是會員企業面臨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