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詩體改革的主張分為兩派，一派由錢玄同、胡適帶頭提倡「自由體」。另一派由宗白華（一八九七～一九八六）聞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帶頭主張「格律體」，這兩派對新詩的形式，都作了認真的探索。
若說分成自由和格律兩派差強人意的話，這四個帶頭人的選擇，便不是很恰當。錢玄同為胡適的《嘗試集》作序，裡邊一句不知是為作者打氣還是令他洩氣的話，他舉《詩經》、《楚辭》、《漢魏樂府》、陶淵明、白居易、宋詞、元曲等例之後說，「可見用白話做韻文，是極平常的事。」幸好他開頭有言「用今語達今人的情感，最為自然」，道出了新詩存在的理由。章太炎是以有韻與否來區別詩與非詩的，其弟子錢玄同也直截了當地把胡適提倡的白話作詩改稱白話作韻文，在他看來，韻文就等於詩，這與胡適的看法相差甚遠。說錢玄同帶頭提倡自由體，令人費解。
胡適雖帶了頭，但他的自由體，無論主張還是實踐，遠不夠做「自由體」的標本。胡適的《談新詩》主張「壓韻乃是音節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於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他認為「詩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 這樣一來，就與散文沒有什麼區別了，這等於從形式上取消了詩的特徵。
一九二零年之後，郭沫若的自由詩，創作和主張——還原主義語言觀加上自發主義創作論，迅速取代了胡適的影響，因為郭沫若在追求白話詩的自由度上比胡適走得更遠，恐怕比任何人走得也都更遠，他認為「詩的本職專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採詩形，也不失其為詩」。正是這樣的主張，導致了早期白話詩在藝術上的粗率，也敗壞了白話詩的聲譽。為矯正這一時弊，格律派出現，或稱白話詩寫作的第二次興起。
新格律詩派的正式出場，以徐志摩主編《晨報·詩鐫》在一九二六年創刊為標誌，聞一多、朱湘等人參與其事。這一「新詩形式運動」思潮的源頭卻可溯至劉半農、陸志韋更早時期的探索。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導言中說，「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制，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陸志韋認為，「詩的美必須超乎尋常語言之上，必經一番鍛鍊的功夫。節奏是最便利、最易表情的鍛鍊。」
梁宗岱，通常不被歸入新格律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主持《大公報·詩特刊》，他撰寫的發刊詞，描述了當時的詩歌現狀：「如果我們不為『新詩』兩字底表面意義所迷惑，我們將發現在詩壇一般作品——以及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論（意識的或非意識的）所隱含的趨勢——不獨和初期作品底主張分道揚鑣，簡直剛剛相背而馳；我們底新詩，在這短短的期間，已經和傳說中的流螢般認不出它腐草的前身了。」
解志熙曾披露了唐鉞、潘大道、李思純三人在新詩形式探索上曾經的見解，這是鮮為人知的材料。
詩歌新形式的探索，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文學評論》為主要陣地，有過熱烈深入的討論，何其芳、王力、卞之琳、林庚、陳義劭等人紛紛撰文，在什麼是格律的核心，以及平仄、音尺、音步、頓、壓韻、節奏的重要程度等系列問題上，彼此的意見分歧很大，古詩的影響，外國詩的影響，以及民歌的影響，可以在這些爭論中覓得回聲。
綜觀新格律詩派走過的道路，學理上的探詢範圍很廣，各種主張之間的交鋒相當深入，但是模範的白話格律詩作品太少，因此未能對於新詩的讀者產生廣泛的影響。一種新詩體，端賴優秀的詩人和詩作才能成立。今日寫新詩評新詩的人，可以從早年這些有價值的討論中獲得進益。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給陳毅的一封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的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這是他於詩歌的意見。
毛澤東所寫五十首左右古體詩詞，一九四九年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公開之後，無疑成為那個時代被閱讀最廣的詩歌文本，「文革」當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編輯和印刷過多種版本的主席詩詞，雖然大抵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但其中不乏封面設計精美，注釋詳盡的善本，還有將數十位權威人士的評論匯集於一冊，顯示出這些不署名的編者良好的古典文獻素養。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白話文的作品上。白話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寫作實踐。五四時期，白話論文在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論文，雖在語言上有不同的風格，但在說理上都有明白、清晰、準確、富有邏輯力量的特點。這就叫那種不宜說理的文言文相形見絀。
曾國藩雲，「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這是他之前的狀況，其後，康有為的古文，梁啓超的新民體擅長說理，雖已不是古文，尚未脫文言；章太炎的古文，講究道理不比白話文遜色，章士釗的古文被錢基博目為邏輯古文，另有嚴復的古文，不僅言說中國固有之理，外國的道理也不成問題，此五位為曾文正公所不及見也。魯迅早年所著《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以及《破惡聲論》，可以視作文言說理文很好的例證。以《新青年》為例，當初創辦之時，皆以文言出之，包括提倡白話的文章，亦文言所作。後來從一九一八年四卷一號起改用白話行文，並非是感到文言之不敷用，乃是為了率先實行自己的主張有意為之。文章本為達意而作，什麼文體，首先取決於作者的修養或說武庫，其次是讀者對象，第三應當考慮欲達之意適合哪種文體，白話文之被古代作者選中不外乎此，《朱子語類》和《金瓶梅》，只有用白話文才做得。
白話論文這個概念是含糊的。學術論文、文學評論、科學論文等皆位在其中。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屈子文學之精神》《文學小言》等，開新式文學論文之先河。說它新，乃作文的理念和使用的方法，表述上以文言還是白話，遠沒有那麼重要。寫文言的人，沒有不會口語的，為了達意的需求，將必要的口語說法引入文中，從來不被禁止，也沒有人畫地為牢。文言本身既有古今一致處，也多有每個時代的變通處，且此兩處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深奧典雅或是淺顯直白，乃個人的文風和行文策略，文言可以寫得淺白，白話亦頗能典奧，籠統地認為文言「不宜說理」，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偏見。《科學》雜誌創刊於一九一五年，是中國最早採用橫排和新式標點的刊物，但直至五四之後，它的論文還是文言體，此前的《萬國公報》《格致彙編》也有大量的文言體科學論文或著作，無論作者還是讀者，沒有覺得形式與內容之間有不相容處。劉師培《中古文學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魯迅《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晚近些的錢鍾書《管錐編》，鹹以文言出之，後來出版的大量同類題材的白話文學史和學術文章，未見得讓前者「相形見絀」。
新思想、舊思想的根本差別在哪裡？德賽二先生在中國社會中遭到挫折的程度，恰成為衡量其真偽的一個標誌，如果暢通無阻大行其道，是否正說明了它並不是真科學真民主，而是舊勢力臨時打扮成科學和民主的樣子了呢？
在文學上，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都開了新生面。特別是一九二一年，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的發表，郭沫若詩集《女神》的出版，為白話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阿Q正傳》更是中國現代白話文學中贏得世界聲譽的第一部傑作。
郭沫若回憶往事，「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詩的工廠，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一九一九年於一九二零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裡。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象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大約中國自有詩以來，很少有這樣「扶著乩筆」作詩的。
郭沫若的詩歌成就怎樣？有論者言其「意象運用也很多，比方萬裡長城、金字塔、太平洋、北冰洋、太陽、地球、揚子江、梅花、鳳凰、煤、宇宙，但都空泛簡單，是一些概念的對應物，缺乏具體豐富的意蘊，因而不具感人的力量。」廢名特別推崇郭沫若一首隻有六行的短詩《夕暮》，認為「是新詩的傑作，如果中國的新詩只準選一首，我只好選它」。
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一個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運動，它在文藝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白話文時代的開始。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才把這種反常局面翻了過來，開闢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紀元。這正好與中國社會在五四期間實現了從封建向民主的轉變相適應。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寫道：「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此三個形容詞即來源於此。
白話文運動本質上不是語言運動，而是革命運動和政治運動。
中國的書面語，白話文言並行經已千年，寫作人在選擇什麼語體上，皆從修辭的需要出發，文言作為書面語歷史更長些，但後起的白話卻更通行更方便，離現在越近，白話在書面語中佔有的份額也越大（尤其說部），這是語言發展的自然趨勢，正統與否，合法與否，本不存在，元朝皇帝的詔書以白話文行文，沒有人會因為文體的緣故而抗旨不遵。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大總統令以文言寫就，它在政治上的進步性超過元朝的白話詔書，這點亦沒有人懷疑。一個國家的法律，通常會規定其法定語言是什麼，但國民在使用書面語寫作時，有權自己選擇決定文體和語體，也有權合法地堅持自己的偏好，主張白話的人可以使自己的白話，卻不應攻擊他人使用文言的權利。從語言學的角度說，漢語是一個整體，文言白話皆是民族文化寶貴的遺產，國家的教育體制更應該給國民提供一份完整的語言教育而不僅僅是所謂國學的提倡。由於難易程度有別，文言需要更多的教育投入，教育本身即是文化的薪火相傳，棄難就易，在國家危難中可以輕重緩急為由，而自毀長城卻以革命的名義，代價是持續的。
任何時代寫文言的人，沒有拒絕過從當代的現實生活和口語中吸收語言的成分，任何時代寫白話的人，也不可能拒絕從先賢的書面語中學習需要的語言成分，這是常識。白話文運動改變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假革命之名，借政治之勢，人為推動語言演變的自然進程，系前無古人。為了政治的需要，虛構了所謂古代的語言局面，再把它加以翻轉，以排斥和消滅文言，為開創新紀元的大功績，一九四九年之後，白話濫調流行，不以為失策反以為成就，其豪情萬丈，百年下來，排斥了文言，也損毀了白話。
即使在政治上，五四時期並沒有實現從封建向民主的轉變。軍閥混戰和國民黨名義上的統治，未可被稱為真正的民主。短暫的民主之後，迅速地重新封建化，白話能夠成為專制的利器，也許還要勝過文言百倍。
「擺在中國面前的是，要麼是徹底的國家主義或政治全能主義，即依靠中央政府已經控制了的權力資源，將已經分崩離析了的社會強行納入秩序，從而使社會能在統一的強控制下，重新開始現代化資源的積累；要麼藉助已經被廣泛動員起來的社會反叛力量——特別是利用作為中國社會主體的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徹底否定已經失效的秩序的合法性，通過對社會財產關係的根本性變革，將中國帶入社會主義方向。」
由於歷史的局限白話文運動不可能迅速徹底完成它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報紙的新聞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學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話文，也夾雜著脫離人民口語的文言腔。但從五四開始，白話文的推行，已成了時代的潮流，歷史之必然。三十年代又進而發起大眾語運動。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報紙、公文和法律都一律採用白話文。
白話文運動的任務是取代文言，不僅成為正宗，且要成為唯一合法的書面語。若從單純語言角度看，或說為了白話文自身的聲譽與成長，其實不必如此。一切有利於白話文的資源，皆可以保存、學習和使用，為什麼強調要消滅文言呢？原來白話文運動並不是如它字面說的那樣，止於取得正宗地位，它是連自己也要消滅的，它是另一革命運動的第一步，拼音化文字是它最終的目的，這一點從開始就不曾掩飾過，不僅明確，亦且得到多數讀書人的支持。要順利地實現拼音化，須先消滅文言，因為文言的單音詞太多，大量音同字不同的單音詞在拼音中無法區分，白話當中，或者複音詞當中，仍然有音同字不同的詞彙，只能到時候再說。漢字一定要被革命掉，所謂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一九四九年之後，文字改革機構派人專門研究越南、朝鮮的拼音化經驗，一個正部級機構的職能部門，僱傭了大批官員和專家，在報紙上造輿論，說盡漢字的壞話，只因最高決策者的慎重才沒有釀成毀滅漢字的文化災難。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文字改革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標誌著白話文運動已經完成它第一階段的任務，所謂「報紙、公文和法律都一律採用白話文」。第二階段的目標就是拼音化了。推廣普通話，用漢語拼音為漢字注音，以及簡化漢字，是其階段性成果，是為拼音化而進行的準備。要談歷史局限的話，拼音化的目標，是最大的歷史局限，這麼一個荒唐的想法，曾使我們舉國皆狂。
一九零八年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上發表《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提出他反對改用拼音文字的五條理由：一、文化發達不發達與文字拼音不拼音沒有關係；二、教育普及不普及與文字拼音不拼音沒有關係；三、漢字與拼音文字各有優劣；四、漢語是單音節語，只能使用漢字；五、漢語方言分歧，要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簡單明了的五條理由，不需語言文字學的專業知識也能理解、也能看出來問題，胡適之陳獨秀等人倡導白話文運動之時，太炎先生話音未落，拼音化的目標暫時藏在背後，其後，拉丁字方案和國語羅馬字方案你爭我奪，左衝右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蔡元培、魯迅籤名的《我們對於新文字的意見》發表，半年後太炎先生病逝，漢字和漢語失去了它的守護者，四個月後魯迅離世，漢語的一位文體家猝然而去，郭沫若為魯迅寫的輓詞是：「曠世名著推阿Q，畢生傑作尤拉化。」 異族入侵，抗戰爆發，新文字的實行被打斷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仍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在改名的通知中，它的職責仍然包括「繼續推動文字改革工作」，這是把「拼音化」三字藏起來的做法，但並沒有否定。此之前，計算機漢字排版、輸入技術已獲成功，從技術處理上再論漢字妨礙現代化已不成立。
一九八六年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建議宣布廢止「二簡方案」。對於文改的態度是，「文字改革必須穩步進行，不能急於求成；脫離實際超越歷史條件的改革，是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的。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漢字仍然是國家的法定文字，還要繼續發揮其作用。」護照雖然延期，但究竟還未獲永久性的公民資格。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語言文字採取這種態度，在世界歷史中是罕見的。國家給予公民的是不完整的漢語教育，公民的書面表達力下降是理所當然的後果。簡化漢字的根本性傷害在於，為了某種政治的需求，力圖降低全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格。「後」與「後」合併成一個漢字，「前後」「先後」「事後」「今後」本來有它自己的「後」字，為了少幾個筆畫，徵用了古代王者之「後」，使帝王之尊充賤役之勞，給閱讀典籍製造了麻煩，把延續的文化弄得不倫不類。
一九九四年十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成立，它的任務包括：推廣普通話和普及民族共同語；現代漢語漢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進一步完善《漢語拼音方案》，並擴大它的應用範圍，充分發揮它多功能的作用；中文信息處理的技術和我國社會信息化的發展前途對語文的要求等。不再提拼音化漢字和文字改革，但也並未明確宣布放棄。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其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可以說，拼音化的陰影，至二十一世紀才勉強擺脫。
既然漢字不再是姑且一用即將淘汰之具，就應當給國民以完整的漢字、漢語教育，尤其是書面語，文言必須得到徹底的平反，白話文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漢語書面語才能逐步健康發育。以文言療白話之積弊，以傳統文化和思想資源解現代之困境，本書認為值得嘗試。
朱光潛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對於文言白話，具有適當的態度：
「文言白話之爭到於今似乎還沒有終結，我做過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就個人經驗來說，究竟哪一種比較好呢？把成見撇開，我可以說，文言和白話的分別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第一就寫作的難易說，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難，白話也並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說，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濫板滯，白話也並非天生地可以免除這些毛病。第三，就表現力說，白話和文言各有所長，如果要寫得簡練，有含蓄，富於伸縮性，宜於用文言；如果要寫得生動，直率，切合於現實生活，宜於用白話。這只是大體說，重要的關鍵在作者的技巧，兩種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裡都運用自如。我並沒有發現某種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現，或者只有白話可表現。第四，就寫作技巧說，好文章的條件都是一樣，第一要有話說，第二要把話說得好。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至枯澀，高華不至浮雜。文言文要好須如此，白話文要好也還須如此。話雖如此說，我大體上比較愛寫白話。原因很簡單，語文的重要功用是傳達，傳達是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交際，必須作者說得痛快，讀者聽得痛快，傳達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為作者著想，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固然不大；為讀者著想，白話卻遠比文言方便。不過這裡我要補充一句：白話的定義很難下，如果它指大多數人日常所用的語言，它的字和詞都太貧乏，決不夠用。較好的白話文都不免要在文言裡面借字借詞，與日常流行的話語究竟有別。這就是說，白話沒有和文言嚴密分家的可能。本來語文都有歷史的賡續性，字與詞有部分的新陳代謝，決無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話文的人們喜歡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我以為這話語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讀者們誤信只要會說話就會做文章，對於文字可以不研究，對於舊書可以一概不讀，這是為白話文作繭自縛。白話文必須繼承文言的遺產，才可以豐富，才可以著土生根。」
2009年春於北京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