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判精神、理性思維、辯證方法築底，以能動特徵、超越境界、創造品質支撐，借科學追求、公道準則、價值立場傳頌，思想之長足見，思想之優盡顯。思想當應自豪，思想足可驕傲。自豪與驕傲，是思想具有的一種氣質，是思想應有的一種風度，由以形成為思想的傲然風骨。
傲然，指高傲、堅毅不屈的樣子。若偏向貶義去理解，則為傲慢、目空一切。總體看，人們用「傲然」一詞多具褒義，指稱一種不俗風範和自信氣勢。用以狀物，如陶鑄在《松樹的風格》中說：「看到松樹鬱鬱蒼蒼，生氣勃勃，傲然屹立。」用以論人，如陶淵明在《感士不遇賦》中所言「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即無論隱居還是做官都無非分之想，常常都傲然而意足。
一說到「風骨」，我們會想到魏晉時期的書法藝術，天然雋永，飄逸狂放，「善筆力者多骨」（衛夫人）、「常欲使其透過紙背」（顏真卿），那種章法迴環靈動、體勢剛健有力、結構嚴正整肅的風骨；會想到建安詩歌（特別是五言詩）特有的文風，鮮明爽朗，健力優美，將現實的冷峻與強烈的抒情結合，以激昂慷慨的風格呈現。「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豪邁，「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的感唱，展現出「建安風骨」的審美特徵。在融通詩歌、文學、繪畫、書法等藝術形式基礎上，「風骨」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美學範疇。劉勰的《風骨篇》論辭述情，倡導「風骨之力」，避戒「風骨不飛」，文章務必鋪辭捶字，以達精練如骨。「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所論可謂精到至極。
在中國歷史上，「風骨」不只講文論詩，而且還用以說德論人；不只有「魏晉風骨」「建安風骨」之說，還有「道家風骨」「儒家風範」之譽。古人常以「風骨」聯通剛強、剛毅、威武，視風骨為剛健中正、達觀進取的人格和品德。《道德經》講「我獨異於人」「不自為大」，孔子所言「君子坦蕩蕩」，孟子講大丈夫「善養浩然之氣」，以及「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子罕）等，都是在一定層面對風骨的一種註解，是以風骨品人的一種表達。
思想的傲然風骨，與論文說人所指，本質上有相通之處。思想本身是「文」，「文以載道」，需卓然而立；思想通達至「人」，人自昂然，需筋骨挺直。傲然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鄧世昌，始終為人懷念；不事權貴的李白、範仲淹，常被作為傲骨文人提起。思想的傲然風骨，在於思想的自信與自尊。思想的自信，來自內容的堅實依託、體系的完整縝密、結構的系統嚴謹、邏輯的起承順暢；思想的自尊，源自觀點的鮮明犀利、思維的通達開闊、論說的辯證理性、立場的堅守不移。「吾心信其成，則無堅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則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孔子）《墨子》有言：「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君子處於事業發達時不墮落，處於事業低谷時不灰心喪氣，如能達到此種境界，縱然身處尋常巷陌，側身於走卒販夫，也不會有憤世嫉俗之情，概因君子本心有著充分的自信。思想有了這份自信與自尊，即便「行蹤落落，對影長愁」，亦能「傲骨嶙嶙，搔頭自愛」（蒲松齡）。
細究探微，思想的傲然風骨何以得來？思想因何而傲然、而堅毅不屈，因何而風骨、而剛健進取呢？
一為求真求道。求真，即求取真切、實在、事相；求道，即求取道理、因由、實質。求真務必遵從現實、尊重客觀、遵循情狀，求道則意在真理性認識、本質性思考、規律性把握。求真是第一步，是獲取經驗、引起表象進而讓「知性活動運作起來」的前提。「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從經驗開始」，「我們沒有任何知識是先行於經驗的」（康德）。我們須以真實的眼光看待真實的世界，從中得出合乎事相的真實認識，形成合於情狀的真實見解，以達至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把握。「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荀悅《申鑑》）。求真是求道的基礎，是思想賴以形成的正確進路和有效起點。有了對事物本真的把握，我們才能進一步去獲得對事物內在聯繫和相互作用的理解，獲得對事物深層次本質特徵和蘊涵其中的規律性的系統思考。恩格斯強調：「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思想起於求真，但貴在求道；思想以求真為本分，以求道為使命。致力於求真求道的思想，自然是光明磊落、無所畏懼的，必然是受到尊重、充分自信的。
二因為民為公。思想何為？簡言之，為民為公。為民，即因乎民意、關乎群情、服務大眾；為公，即恪守正義、循合文明、指歸天下。世間所有「存在」，無論實有，還是虛在（關係、理念等），其意義都與人相聯，都是在與主體發生作用的關係中得到說明。馬克思說：「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以「屬人的世界」的視野看，思想屬人，思想惠人；思想致用於人，施利於人。思想視域中的「人」，不限於個體與團體，主要指向大眾、人民、大多數人，著眼於並服務於人的社會和人類的整體發展。立場在茲，思想為民之際，亦是為公之時，為民之中含為公，為民同時即為公。思想為公，在於思想倡導公平、維護公正、樹立公信，在於思想追求人類美好、致力世界良序、謀求全球和諧，更在於思想始終抱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堅定信念和價值理想。民與公相聯，為民與為公相通。著意為民，必摒棄私利；執念為公，必去除偏狹。唯有這樣的思想，才是真正有作為的思想；而這樣的思想，也必然是豁達坦然、傲笑天下的。
三能舍欲捨命。求真求道、為民為公的思想，方能舍欲捨命。舍欲，即捨棄利益、丟卻恩怨、去除私慾；捨命，即甘於奉獻、無懼犧牲、寧願殉命。舍欲捨命，是思想有所作為必然的付出與奉獻，是思想超越自身應該達到的境界。思想者身處特定的時空和條件，難免受到各種牽絆和制約，但思想必須是自由張揚的，必須掙脫現實的牽絆和制約，讓勇於衝破束縛的思維放飛翅膀，在登高望遠處翱翔。「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的深邃告誡，何嘗不是對自己艱難坎坷探求真理之路的寫照呢！積40年之久，研究資本的秘密和運行規律，馬克思承受被驅逐流放、誹謗中傷的屈辱，承載病痛折磨、兒女夭折的悲傷，承擔賒欠房租、無米下鍋的困苦，終成皇皇巨著《資本論》，指導無產階級擺脫苦難命運的偉大鬥爭，指引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指明人類社會奔向美好的未來前程。這是何等的耗損與犧牲，是透底的去欲與捨命。思想如此之偉大與不朽，怎能不卓然而立、傲視於世呢！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中國，九一八事變之後，黑雲壓城，一種對抗日前途的悲觀論調籠罩於社會。魯迅先生以《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一篇雜文，對悲觀論調予以駁斥，鼓舞了民族自信心。「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是這樣一個作為「中國脊梁」的群體，讓苦難中的中華民族沒有倒下，引領數萬萬勞苦大眾昂然前行。同樣，在那個亂雲飛渡的年代，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因為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有了「思想的脊梁」。如毛澤東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中國人民「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國脊梁」與「思想脊梁」，攜手傲然。是「中國脊梁」，扛起了民族大義；是「思想脊梁」，挺起了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