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動視閾下的節慶文化與民族認同研究
——中越邊境苗族花山節案例
唐雪瓊 錢俊希 楊茜好
摘要：邊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實體的界線, 但國家對於邊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彈性的, 因而孕育了豐富的「流動」, 成為經濟融合、社會交流與文化對話的重要場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響的典型群體, 他們在原本生活區域被分隔的情況下, 從未間斷過跨境流動。總體來看, 跨境流動過程中的文化認同及其形成機制是多元複雜的。本文以雲南省河口縣中越邊境地區的苗族花山節為研究切入點, 通過質性研究方法探討節慶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研究發現:跨界的流動性加強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認同, 共同促成了花山節的文化傳承, 維繫了跨境民族的親緣關係。這樣的跨界流動亦強化了邊界所形成的發展軌跡差異的感知, 從而增強了中國籍苗族邊民的國家認同與國家自豪感。
關鍵詞：邊界; 跨境民族; 節慶; 國家認同; 民族認同
1 引言
國與國之間的邊界(border) 是人文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主流的邊界理論通常將其看作通過一定的法律框架確定, 分割不同的政治實體的界線。但亦有研究認為邊界不是封閉的, 而是經濟融合、社會交流, 以及文化對話的場域(Alvarez Jr, 1995;Ernste et al, 2009;Berndt, 2011) 。在經濟地理學領域, 大量的研究已經關注到跨越邊界的經濟合作與要素整合(Grundy-Warr et al, 1999;Shen, 2004;Prokkola, 2011) 。然而, 當邊界及跨境行為與文化認同相聯繫時, 學者更多強調的則是邊界的「封閉性」, 即邊界對兩側的社會群體所起到的分割與隔離的作用(唐雪瓊等, 2014) 。邊界區隔不同群體的文化身份, 以服務於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形成。由於民族—國家通常被建構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 , 並被賦予了一個統一、均質的文化認同, 因此國家邊界內的所有公民均被歸納入一個統一、封閉的認同框架之中。在這一過程之中, 國家需通過邊界的劃分和管治, 化解生活在邊界地區的國民的文化身份中內在的「不純淨」與「不穩定」(Paasi, 2002;Van Houtum et al, 2002) 。
當然, 國家對於邊界的管治是留有餘地的。在國家邊界被正式制度化之前, 邊界地區往往存在極為豐富的社會交往與文化融合。基於交流與融合的歷史經驗與文化意義, 成為現時社會群體的文化動機與文化資源, 促使跨界流動行為的產生。因此, 邊界地區的社會群體往往能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文化實踐, 與邊界的另一側形成豐富的社會聯繫與文化交流(Casey, 2011) 。
在這一語境下, 英美學者通常將這類跨界流動視作對於民族—國家政治秩序的抵抗, 跨界流動的結果是邊民的文化認同更加趨於「流動」(fluid) 和不穩定, 致使國家權力施加的國家認同受到削弱(Anzaldúa, 2007) 。跨境民族即為典型的案例。由於跨越邊界而居, 其民族認同難以被國家邊界完全限定。在現有的研究中, 民族認同往往被認為是自然、有機的, 而國家認同則是人為建構的(Anderson, 1983) , 因此自下而上的跨境活動自然是對自上而下所施加的國家認同的抗拒與削弱。對跨境流動能否增強跨境民族的國家認同則較少關注。事實上, 民族認同並非同質與一成不變的, 而是異質及動態變化的(Hall et al, 1996) 。邊界的一項重要功能是將邊界兩側分別納入到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制度框架中, 邊界兩側的生存體驗必然存在一定的梯度差異, 因而一個統一均質的民族身份實際上是很難存在, 或至少是不穩定的。一種可能的情況是:跨界流動促使邊民對邊界兩側進行對比, 而對差異的感知可能使得邊民增強, 而非減弱對邊界特定一側的認同與歸屬。
跨境民族在中國的東北、西北以及西南邊境地區均有分布。較典型的包括朝鮮族、苗族、傣族、壯族、哈薩克族等諸多少數民族。其中, 中國雲南省與越南、寮國、緬甸三國接壤, 國境線長4060 km, 國境線兩側分別居住著壯族、傣族、苗族、瑤族、哈尼族、景頗族等16個跨境民族。跨境民族的地緣分布形成較早, 而與越南、寮國、緬甸的國界劃定則是20世紀以來才完成的。因此, 先有民族後有國界, 被國界分隔的各少數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共同的習俗文化, 以及共同的族群歷史記憶, 民族間的社會文化交往從未間斷。一方面, 跨境民族長期維持著邊界互市、跨境通婚、跨境探親、跨境參與節日或儀式等跨境流動實踐, 且近年來愈發頻繁。邊民通過跨境流動, 不僅維繫族群身份, 保存共有的習俗、記憶及傳統, 亦能夠通過產品交換與通婚獲取實際的物質利益。從這一意義上來說, 跨境實踐對邊民意義重大, 且協商並重構了法定的國家邊界所限定的空間秩序與文化認同(何躍, 2010;谷家榮, 2013) 。另一方面, 如前文所言, 跨境流動過程中的認同的形成機制是多元的, 而非同質與單向的。解讀跨境實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這3個核心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 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縣橋頭鄉老街子、老卡兩個村委會與越南老街省孟康縣花龍鄉山水相連, 是中越邊境苗族集中分布區之一。越南稱苗族為赫蒙族, 其語言和風俗習慣與中國苗族基本相同, 系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花山節是中國—越南邊界兩側的苗族共同的最隆重的節日, 引發著頻繁的跨境流動, 國界一側的苗族前往另一側與本民族同胞進行慶祝活動, 是中越邊界日常生活常見的文化活動。近年來中越兩國的地方政府均介入花山節活動的組織工作,邊界兩側的花山節的規模、場地、活動內容也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彰顯出國家的經濟發展、現代化水平的差異, 由此影響到邊民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本文以跨境而居的苗族花山節活動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中國雲南省河口縣橋頭鄉老街子和老卡花山節與越南老街省花龍鄉花山節為案例(圖1) , 通過實地調查, 分析跨境的花山節的文化變遷, 探討節慶所折射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
總體上, 跨境的文化流動雖然維繫了跨境的民族認同與親緣關係, 但並沒有削弱國家認同, 反而增強了中國籍苗族邊民的國家認同與國家自豪感。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於中國一側的花山節具有技術更為先進、演出質量與文化品位更高、內容更加豐富的特徵。中國籍苗族邊民通常將上述感知與中國更為「現代化」、「發展水平更高」的話語聯繫起來, 建構出對於越南籍同胞的社會與文化優越感, 從而增強對「中國人」這一身份的歸屬感。換言之, 民族認同的維繫與國家認同的增強是並行不悖, 而非相互對立, 這也是本文對英美文獻和理論進行修正的一個重要依據。
2 跨境流動與身份認同的建構
對於邊境地區的居民來說, 邊界的存在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網絡與文化認同均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邊界的文化意義不是固定、一成不變的(Balibar, 2002) , 不同群體亦通過基於邊界的日常活動獲取身份認同, 並建構「我者」與「他者」之間的文化區隔(Newman, 2006) 。Anderson (1996) 指出, 邊界研究應當關注邊界的四重內涵:即(1) 邊界是民族—國家進行地緣政治治理的工具; (2) 邊界的封閉性不是絕對的; (3) 邊界是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 (4) 邊界是一系列感知與話語的集合。
學術界曾短暫流行過一個「無邊界」的大同世界的論調(Yeung, 1998) 。但學者很快發現, 邊界依然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管治工具, 並以此界定地緣政治秩序, 明確「我者」與「他者」的身份差異(Scuzzarello et al, 2013) 。不過, 邊境地區的交流、融合、雜交亦永恆存在(Ravisco, 2010) 。有關跨境流動與身份認同的關係, 學界目前有兩種主要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跨境流動是對自上而下設定的民族—國家秩序的抗拒。國家劃定的正式邊界確實在很多情況下將完整的文化社區強行劃分到不同的政治實體。因此, 跨境流動常常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調適與響應(Fondahl et al, 2003)。Dell'Agnese (2015) 有關美國—墨西哥邊界地區流行音樂的研究指出, 邊界群體的音樂創造通常表達出對於邊界合理性的質疑, 以及對於國家邊界管治的不滿。另有研究則更為激進地指出, 封閉、同質的民族—國家秩序體現了現代歐洲的意識形態, 而在其他區域情境下並非是順理成章的。原住民對邊界的理解, 往往更加強調開放、流動與交流, 而非封閉與區隔(Lloyd et al, 2010) 。Jones (2012) 對印度—孟加拉國邊界頻繁的無證越境行為進行了研究, 指出邊民一方面尊重邊界線的存在, 同時通過跨境流動來滿足日常的生活訴求, 這種跨境流動並不會對國家與邊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造成重大影響, 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對邊界的「叛逆」(defiance) 或「越軌」(transgression) (Lamb, 2014) 。
圖1 案例地區位圖
與之相反, 少數文獻傾向於第二種觀點,認為跨境行為與認同之間的關係是複雜和多元的。Newman (2006) 提出, 邊界所劃定的國家身份、國族認同具有強大的意識形態的力量, 亦深刻地影響了群體有關「自我」的定義。尤其是當邊界兩側的社會經濟環境差異巨大時, 跨界的交流可能強化邊界所劃定的身份與歸屬。Lamb (2014) 有關泰國—緬甸邊界的研究便指出, 邊民對邊界的理解與中央政府未必有顯著區別, 邊民亦可能基於邊界將另一側的群體塑造為「他者」。而Doevenspeck (2011) 有關剛果民主共和國—盧安達邊界的研究則表明, 頻繁的跨境流動確實可能增強認同的彈性, 但並不能完全消解國家邊界所界定的「我者」與「他者」的差異。Lamb與Doevenspeck雖沒有以跨境民族作為直接研究對象, 但提供了一個理論線索, 即邊境地區的居民對於邊界的認知可能是多樣甚至矛盾的。
有關中國邊境的跨境民族研究, 也已關注到身份認同是跨境空間實踐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與邊境研究的整體情況類似, 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認為邊界對跨境民族的日常生活平添了制度阻隔, 但邊民可通過一系列的對策或策略來超越邊界的限制(Turner, 2013) 。在這一過程之中, 民族認同強於民族—國家秩序所界定的國家認同。例如, 有關中國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泐人(傣族的一支) 的跨境流動的研究指出,傣泐人傾向於將自我塑造為「彈性的主體」(flexible subjects) , 在與寮國的傣族人進行跨境互動的過程中, 他們高度強調兩側共享的「傣族」身份, 而弱化其「中國公民」的身份(Diana, 2013) 。同民族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等非經濟要素條件, 為跨境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馬翀煒等, 2011) 。
Sturgen (2013) 的研究則揭示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圖景。一方面, 中國—寮國邊界中國一側的哈尼族與傣族利用邊界兩側共有的民族身份跨境前往寮國進行香蕉種植;另一方面, 他們高度強調(而非弱化) 自身的「中國人」身份。其原因是中國更發達的經濟使得「中國人」的身份被賦予了文明、現代與高素質的意涵, 為中國籍邊民在跨境經濟活動中的主導地位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依據。
總之, 由於邊界兩側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與制度差異, 邊民在認同與身份的選擇上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和彈性, 跨境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動態和不穩定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通過社會—空間的實踐被不斷的重構和再生產(Bhabha, 1994) 。跨境民族一方面適應和協商既有的地緣政治秩序和國家權力, 另一方面又在不斷接觸、交流與碰撞中, 實現日常生活的訴求, 重新理解和重新定義自身的文化認同。
3 案例背景與研究方法
花山節以慶典為載體, 推動苗族文化的傳承、傳播與發展, 千百年來被廣大苗族同胞所認可, 成為苗族的標誌性文化, 也是苗族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符號。節日的具體時間各地不一, 雲南南部的苗族在每年農曆正月初三至初八間慶祝花山節。花山節活動分為立杆、祭杆、鬧杆、倒杆4個階段, 最隆重的是祭杆和鬧杆。每年臘月十六立花杆, 次年正月初三或初四早晨祭花杆儀式標誌花山節開始, 鬧杆的內容傳統上以爬花杆、跳蘆笙舞、對歌為主。近年來, 花山節增加了開幕式、文藝表演、拔河比賽、鬥雞、鬥鳥、打陀螺、乃至選美比賽、商貿活動等內容, 3天後逢雙日倒杆即標誌著花山節閉幕。
研究案例地河口瑤族自治縣橋頭苗族壯族自治鄉的東南部與越南老街省孟康縣接壤, 國境線長81 km。這裡的苗族自古有過花山節的傳統, 由民間自發組織, 規模不大。隨著「富民興邊」、「固邊睦鄰」、「文化強國」等國家項目的推動, 政府致力於展示橋頭鄉的現代化進程和豐富的傳統民族民間文化, 推動旅遊業和區域經濟發展。2005年以後, 鄉政府介入花山節組織活動, 民辦官助,政府確定花山節活動以突出「團結、開放、展示苗族傳統文化」為主題, 制定花山節活動方案, 籌集活動經費,由老卡、老街子村委會輪流承辦花山節活動, 每個村委會承辦3年, 隨後再輪換。
越南赫蒙族的主體在距今100~140年間由雲南遷往越南, 現今人口100餘萬人(石茂明, 2004) , 主要分布於越南北部, 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分布較廣, 且傳承著花山節的習俗。過去, 踩花山一般為村寨間輪流舉辦, 每3年換一個地方, 花山場分散於苗族村落間。2000年以後, 與橋頭鄉接壤的越南老街省孟康縣政府將花山場固定在花龍鄉, 由此花龍鄉花山節成為越南北部影響最大的節慶活動之一。
研究者分別於2013年10月26-11月9日、2014年2月2-6日(當年春節的大年初二至初六) 、2015年10月9-15日3次到河口縣橋頭鄉老卡和老街子村委會、中國老街子花山節和越南花龍鄉花山節現場進行田野調查, 調查時間合計27天, 調查方法為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研究者對中國和越南花山節的儀式、程序、內容與物質表達進行了參與式觀察和詳細記錄。訪談對象共39人, 其中中國苗族32人, 越南苗族7人。在受訪者的職業構成方面,雙方鄉政府和村委會參與花山節的幹部12人、中國苗族學者3人、雙方苗族群眾24人。在性別方面, 男性23人, 女性16人。由於老卡口岸非邊民不能出入境, 到越南花龍調研較為不便, 因此本文主要訪談對象為中國人, 重點調查中國的苗族邊民在跨境的花山節流動中產生的差異性體驗, 以及花山節如何既能維繫苗族的民族認同, 又同時強化「中國人」的國家認同。
4 花山節引發的跨境流動
4.1 花山節跨境流動的歷史脈絡
中越邊民花山節往來交流有歷史淵源。19世紀末之前, 以中國為核心的中央帝國的朝貢體系塑造了東亞與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秩序。這一地緣秩序與現代社會的民族—國家秩序截然不同, 清王朝為越南的宗主國, 兩國之間邊界劃分因此不甚明確, 邊民的生存體驗受到邊界的影響不深。中法戰爭後, 中國將越南宗主國地位轉移給法國。1887年, 清王朝和法國殖民當局籤訂雙邊條約, 勘定了中越陸地邊界線(引自齊鵬飛, 2013) , 法定的國家邊界逐步形成, 邊界兩側的邊民也逐漸有了模糊的國民意識。由於山水相連的自然環境、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感,加上20世紀50、60年代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密切關係, 邊界管制並不嚴格, 中越邊民跨境流動十分頻繁。花山節作為維繫民族感情的重要節日, 引發的跨境流動具有規模大、時間集中的特點, 使得花山節成為了「展演」(perform) 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邊民們穿行於邊境上的便道, 歇住在親朋家裡, 在花山場自娛自樂、國家邊界所界定的地緣政治秩序被臨時地逾越和淡化。
「那時, 越南過來踩花山的人比現在多很多, 都穿的苗族衣服, 從穿著看不出來是哪個國家的人, 不過親戚多、朋友多, 知道他們是越南人。」(熊某某, 男, 60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3.10.30)
「我們(中國) 的花山節比他們(越南) 早一天, 那時候嘛, 初三就叫親戚過來耍(玩) , 初四去那邊耍(玩) 」」。(羅某某, 女, 71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3.11.5)
20世紀70年代末, 中越爆發邊境戰爭。這前後的十幾年間, 中越雙邊關係惡化, 民族—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最直接的體現在邊界管制的增強。加上邊民負有支持前線部隊的義務, 邊界另一側的同族人被賦予了強烈的「外敵」意涵, 因此民族認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邊界所劃定的地緣秩序與文化秩序的衝擊。邊民不得不停止正常的邊貿往來和文化互動, 花山節的跨界慶祝也一併停滯。
4.2 21世紀的花山節跨境流動
隨著中越關係正常化, 邊境地區跨境的日常活動與民間文化交流的傳統迅速恢復。2000年以後, 越南花龍鄉和中國橋頭鄉政府分別介入花山節活動, 活動內容更加豐富, 規模日益擴大, 又由於道路條件和交通工具的改善, 花山節引發的跨境流動愈發增強。這一現象在訪談之中也得到了證實:
「去越南玩的人多呢, 去前年來老卡踩花山, 地方太小呆不下, 好多人都去越南了,幾百人上千人, 還多」。(熊某某, 男, 40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4.2.3)
花山節跨境流動的規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 邊民們根據居住的村寨與花山場的位置, 選擇從老卡口岸或邊境便道出入。當地人估計每年中國邊民參加越南花山節的有幾百人, 從越南前來橋頭鄉參加慶祝活動的可能有二、三百人至五、六百人。
2013年開始, 花山節互訪上升到政府層面, 橋頭鄉政府和花龍鄉政府互相邀請, 由政府領導、工作人員、文藝表演隊組成代表團, 分別於花山節第一天互訪交流。以研究者深入觀察的2014年花山節為例, 大年初三中國花山節第一天上午8時30分, 橋頭鄉黨政領導在老卡邊防檢查站迎接越南花山節代表團, 到花山場參加花山節開幕式、觀看民族歌舞表演和各項民間活動, 目的是重溫有關民族文化與傳統的集體記憶。下午, 中方送客至老卡邊防檢查站。大年初四越南花山節第一天, 越南花龍鄉領導到老卡邊防檢查站迎接中國花山節代表團, 活動時間和具體安排一致。
5 中越花山節的傳承、變遷與體驗
中越兩國的花山節濃縮了一個群體共有的傳統, 隱含著集體的記憶, 在時間、場地、祭祀儀式、活動內容等方面共有一整套的儀式和規範, 在苗族文化的傳承、發展與認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 21世紀以來, 中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 文化全球化、現代性的影響從經濟發達地區延及邊境區域, 滲透至花山節活動的各個環節。中國橋頭鄉老卡、老街子花山節和越南花龍花山節在儀式、場地、活動內容等方面都顯現出較多的不同, 邊界兩側的苗族群眾在頻繁的跨界流動中感受到了民族—國家的邊界在塑造差異方面的作用。
5.1 承繼「原真性」的越南花山節
花山蘊含山丘或平緩的山坡之意, 限定著花山場地的選擇。越南花龍的花山場地, 位於距鄉政府駐地1 km外的起伏平緩的山丘群, 平整出100多km的地塊作為祭祀和表演場地, 主花杆插於表演場正中, 主花杆後60 m處插有稍細的副花杆, 兩側設置塑料座椅20餘個, 四周的山包為天然看臺。山丘間的低緩處搭建了近百處臨時帳篷, 為商貿區, 經營燒烤、煮食、零食、小百貨等。場地隨山就勢, 自然有序。
農曆臘月十六或二十六立花杆, 正月初四祭杆, 正月初六倒杆, 上香、敬酒、念祈詞、殺雞等活動傳承著神聖的宗教意義。祭杆儀式後, 身背小孩的苗族群眾自發參加的繞杆活動, 表達著苗族村民對花杆的崇敬、對神靈的感激, 回應花山節來源中的「求子」之說。
鬧杆是花山節的重要活動, 連續3天, 包括開幕式、歌舞表演、對歌、倒爬花杆、鬥雞、鬥鳥、打磨秋、三節棍、跳錢、練棍等項目,歌舞活動分為開幕式專場表演和民眾自發表演。
對歌是花山節傳承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的活動項目, 對歌人及聽歌者形成多處聚集人群, 參與者年齡從20多歲至50多歲。對歌以情感交流為主, 同時擔負傳統的男女戀愛和社會交往的功能。雖有固定的傳統曲調, 但沒有固定的歌詞, 詞隨情生, 表達對歌人平時的生產生活感悟和民族文化的知識積累。花山節也是苗族蘆笙手們展示傳統技藝的舞臺。演出分為單人表演或雙人表演, 呈現民族熟悉的文化意義與符號。
越南花龍的花山節原真地繼承了上述的傳統節慶內容。開幕式及專場表演是越南一側的花山節僅有的新創活動, 但僅僅借鑑了現代慶典文化的組織方式, 其間展示的仍是越南苗族原生態的歌舞, 以苗歌獨唱、蘆笙舞為主, 符合現代都市文化品位的表演十分稀缺。相反, 中國代表團表演的3個舞蹈節目起到了渲染當代流行文化氣氛的作用。總體而言, 花龍的花山節強調傳統以及「原真性」,通過歷經久遠的祭祀儀式、對歌、蘆笙舞表達著當地苗族人民的集體記憶, 表達娛神祈福、代際綿延的願望, 核心目的是達到一種群體歡愉的狀態(鄭宇等, 2013) 。
5.2 現代性影響下的中國老街子花山節
老街子花山節的立花杆、祭杆、倒杆儀式沿襲傳統的上香、敬酒、念祈詞、殺雞祭祀等活動, 傳承了花山文化的儀式過程和宗教內涵。然而, 其外在形式和物質表達都深受都市流行文化和現代性的影響。
首先, 花山場地的選擇和布置強調舞臺化效果和實用功能, 而花山文化中約定俗成的要求則並非首要考量的因素。以四面環山的山間平地為花山場, 場地功能分區十分明確, 設置表演區、觀賞區、商貿區。表演區用混泥土澆灌0.8 m高、120 m的舞臺, 配備先進的音響設備,懸掛底幕、橫幅, 上鋪紅色地毯。舞臺後邊緣立花杆2棵, 斜拉的彩旗增加了節日的氛圍, 觀賞區和商貿區滿足觀眾的飲食和遊樂需求。
其次, 花山節的主辦者熱衷於現代化、舞臺化的展演。原本神秘的祭杆和繞杆儀式以舞臺化的真實性展示給本民族和外來遊客。苗族頭人口念祈詞、殺雞、燃點香紙, 在有節奏的陣陣鼓聲和亢亢的牛角聲中祭祀天地和花杆, 事畢後雙手端著祭物, 帶領2名護衛, 9男8女及橋頭鄉板登隊、棍棒武術隊、大刀隊、蘆笙隊和苗學會的花傘隊進行繞花杆儀式。開幕式歌舞表演成為鬧杆活動的重要內容。表演內容形式多樣, 既有苗族現代舞蹈《走苗山》、苗歌漢語獨唱, 也有現代小品《人與豬》、快板《興地睦邊固邊疆》、舞蹈《tik-tok》、《啦啦操》等, 將現代都市流行文化融入傳統文化。歌舞表演的風格雖然很多以苗族傳統為內核, 但同時強調對都市文化風格與文化傾向的借鑑, 以彰顯本地苗族對於現代性的訴求與認同。同時, 表演的服裝是為了舞臺化展演特製, 不僅設計更為考究, 也融入了明顯的都市時尚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 在橋頭鄉, 傳統花山節最重要的對歌、跳蘆笙由核心轉為邊緣。究其原因, 主要是隨著都市流行文化的進入, 本地年輕人對於苗族傳統的興趣逐漸減弱, 有關傳統文化的地方性傳承有式微的趨勢。年輕一代熱衷於都市的流行音樂與舞臺表演形式, 對於對歌中沿用的苗族歌曲不甚熟悉, 傳統蘆笙舞的舞步也逐漸失傳。儘管本地政府每天發放50元對歌獎勵, 但也僅有三、四對中年男女在舞臺後邊緣對唱, 跳蘆笙舞的本地人也較少見。總體而言, 儘管中越邊界兩側的苗族社群重視民族認同的維繫, 邊界的區隔作用對具體的社會文化實踐和體驗起到的分化作用亦顯而易見。
5.3 總結:發展軌跡的差異與花山節的演變
跨越邊界的相鄰地域同一民族的花山節活動, 延續著花山節固有的立杆、祭杆、鬧杆、倒杆的習俗, 為官方和本地文化精英所推崇的跨越邊界的、統一的「苗族文化」。但由於邊界的存在, 看似均質、統一的民族文化實際上已經逐漸從內部開始分化。越南花龍花山節的場地選擇, 以山間平地為表演場, 自然坡地為看臺。沿襲傳統的祭祀儀式, 服裝與道具都直接取自現實生活, 歷史傳承的對歌、蘆笙舞仍然是花山節的主導活動。但中國一側的文化活動卻並非拘泥於一個固定不變的「傳統」。花山場地選擇更看重功能性, 祭杆儀式舞臺化, 強調展演過程, 而弱化原有的宗教內涵。尤其是開幕式文藝表演, 顯著受到春節聯歡晚會等都市流行文化的影響, 成為中國一側邊民的文化現代性展演。
因此, 花山節並非僅是維繫共享的文化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場域。對於邊界兩側的苗族人來說, 前往邊界另一側就是一個體驗「差異」的過程。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而越南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宏觀背景之下, 由民族—國家的中心向邊緣擴散的發展與現代化過程使得邊界兩側的區域雖然唇齒相依, 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生存體驗。在受訪的苗族人的話語中, 中國一側更多地被賦予「發展」、「進步」與「現代」的文化標籤, 而越南一側則更多被描述為相對「傳統」與「落後」。這一感知也不可避免被投射到對於花山節的話語建構中:
「我們是跟著新時代走的, 舞蹈這些都是新創意的, 地上(花山節舞臺) 都鋪了紅地毯, 栓了小旗子, 布置得漂亮。那些表演都是排練過的, 人多、整齊、熱鬧得很。」「越南的(花山節) 比較傳統一點, 老年人比較喜歡一點」(集體訪談,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11)
在這一情景之下, 通過跨界流動參加兩側不同的花山節, 邊界兩側的苗族村民能在數天之內分別經歷具有原真性和現代性特徵的花山節, 獲得花山文化變遷的第一手感性體驗。差異性的體驗, 不斷修正苗族邊民自身對於花山文化的認知, 從文化內涵和物質形式2個層面建構新的文化意義。總的來說, 新的文化意義的核心是將中國一側的苗族與發展、現代化和都市文化聯繫起來, 從而建構起對越南一側苗族的「優越感」,重新確認中國—越南之間的文化差異。這其中, 文化內涵維度包括對於現代都市文化風格和品位的認同和追求, 以及與傳統鄉村文化的對比;而物質形式維度則是中國一側設備先進、高度舞臺化的空間組織形式與越南一側技術落後、依託自然地形的空間組織形式的鮮明對比。
6 花山節與苗族邊民的文化認同建構
與此同時, 苗族邊民通過比較花山節差異,反思傳統與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並重新定義自身的文化認同, 以及實現不同的文化傾向之間的對話。
6.1 花山節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互動與協商
祭祀是花山文化的靈魂, 花山節立杆、祭杆、鬧杆、倒杆約定俗成的4個階段中有3個階段有祭祀的內容, 承載著苗族民眾的精神世界, 中越兩邊對其都有著強烈的認同:
「我們的立花杆、祭花杆、倒花杆的傳統(儀式) 跟越南都是一樣的, 都要燒紙、敬酒、殺雞、磕頭;要說改變呢, 就是繞杆活動, 我們變成表演了, 但是祭杆(繞杆前) 我們還是一樣在臺子上殺雞祭的。立花杆、祭花杆、倒花杆還是必須要保持原來的傳統。」(集體訪談, 中國人, 2015.10.11)
在越南花龍, 政府考慮龐大人群的用地需求和舞臺表演的要求, 前幾年在農貿市場那裡舉辦, 場地比較寬敞。但是苗族老人們認為花山節要在山上過, 不能在平地或是窪地, 於是將花山場移到離鄉政府1 km以外的群山中的一個小山包上。花山場中關鍵要素花杆的位置也強調傳統的習俗規範:
「花杆栽後點行嗎?栽後點場地寬, 節目好表演, 老人說不行, 花杆一定要栽在場地的中央, 就只能栽在中間了」。(王某某, 男, 50歲, 越南人, 訪談時間:2014.2.3)
花龍花山節的花山場地和花杆位置的功能性建議都未得到苗族長者們的應允, 村民們遵循著族中長者的文化認同, 強調花山場、花杆等花山文化符號要嚴格依循規矩, 傳承傳統、原真的花山節文化。
相反, 中國橋頭鄉的花山場的選擇, 更多考慮平整、容量、方便觀看等要素, 拓展了花山的理解。在訪談中, 老街子的苗族村民以「山野」這一理念拓展了花山場地選擇的局限,考慮舞臺的效果調整了花杆的位置, 包容著場地選擇中的功能考慮:
「我們的花山場周圍也是山, 是綠色的, 代表我們不是在城裡面或者寨子裡面搞, 花山是在野外踩的, 只要是山野就可以了」(楊某某, 男, 30多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12)
有趣的是, 中國花山場地和花杆布置也得到了越南主辦者的讚許, 促使他們思考如何平衡傳統與新的空間需求:
「你們的花山節有進步, 有改革, 但傳統還在。老街子花山節的花杆就後移了, 前面的場地很大, 這是傳統文化的改革, 我們要學習, 明年我要堅持把花杆後移, 保持民族傳統也要與時俱進。」(王某某, 男, 50歲, 越南人, 訪談時間:2014.2.3)
同時, 舞臺化表演是橋頭鄉花山節的一種創新。在本地苗族村民的眼中, 傳統民族文化與都市流行文化是並行不悖, 互相融合的。橋頭鄉花山節的組織者和表演者都強調, 創新事實上源於傳統, 是苗族文化的現代演繹:
「我們表演的苗族節目都源於苗族文化, 比如踢毽子舞, 就是表現我們苗族的踢毽子活動的。苗族服裝走秀, 展示過去到現在、不同年代的苗族傳統服飾文化。甘蔗舞展示我們橋頭苗族壯族鄉過去這一年甘蔗生產的豐收景象。所以呢, 雖然開幕式是學習現代節慶活動的儀式, 但是內容還是我們的苗族文化。」(熊某某, 女, 30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9)
同樣, 現代的歌舞表演也得到了越南苗族人的喜愛。有的越南籍苗族邊民早晨4點就從家裡出發, 趕到花山場觀看中國代表團的歌舞表演, 表明普羅大眾對現代流行文化的渴望、追求與認可。總體而言, 橋頭鄉花山節在體現舊的集體記憶的同時, 更為強調製造新的集體記憶, 將民族傳統文化符號與現代元素有機融合。這種傳統文化與現代元素的結合, 體現的不僅是傳統文化在愈加開放的社會環境尋求創新、發展的期盼, 也包含本地政府對政治與經濟展示的訴求, 即借重新包裝的民族文化呈現實力雄厚、蓬勃發展的國家形象, 以及邊疆少數民族新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即積極融入自身所屬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趨勢, 以改變自身在國家政治經濟版圖中的「邊緣」地位。
6.2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機制
跨界流動性一方面維繫了共有的民族認同與集體記憶, 另一方面也促使邊境兩側的苗族人認識邊界兩側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差異, 同時思考自身的國家歸屬。最典型的體現是:中國籍的苗族人對於中國高速發展與現代化影響下的花山節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特別是中青年一代的苗族人明顯更傾向於中國的花山節, 認為舞臺宏大、技術設備先進、節目內容豐富、符合都市流行文化的文化品位。在中年與青年一輩的苗族人眼中, 現代元素的融入, 並未造成花山節文化價值的降低, 反而使得花山節更好玩、更熱鬧:
「我們在外面打工接觸的都是比較現代的東西, 喜歡我們的花山節的那些音樂, 舞跳呢好, 衣服穿得好看。」(楊某某, 男, 20多歲, 中國苗族村民, 訪談時間:2015.10.14)
對於花山節的現代化轉型的認同, 也投射到中國籍苗族人的國家認同上。在訪談的過程中, 橋頭鄉的苗族人普遍認為邊界的存在對於中國一側的苗族具有積極意義, 使其能以中國公民的身份積極地融入到改革時代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轉型之中。橋頭鄉花山節更為宏大的舞臺氛圍、更為先進的技術設備以及時尚的表演, 也成為中國籍苗族人用以展演其「現代」社會公民身份的社會—文化空間。在此背景之下, 橋頭鄉的苗族人普遍表達出強烈的國家歸屬以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自豪感。相應地, 儘管越南在1986年越共六大之後也實施了「革新開放」的政策, 但該政策對作為邊疆地區的花龍鄉擴散與影響還較微弱。因此, 中國籍苗族人傾向於將越南與「發展滯後」、「文化落後」等負面意涵聯繫在一起, 並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人」的身份所承載的自豪感與身份認同。換而言之, 跨境民族的跨界流動不僅沒有削弱國家認同, 而且反而固化了對民族—國家的歸屬感:
「那邊的(越南) 花山節活動不發獎金, 只發點傘、毛巾啊, 這些紀念品, 不值幾塊錢。舞臺、音響那些都是學著我們整的, 文藝節目太單調了。(熊某某, 男, 40多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13)
「花山節政府投入估計有10多萬呢, 我們國家實力強了, 重視民族文化遺產保護。」(集體訪談,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11)
不可否認的是, 中國花山節的現代變遷使得一些苗族文化學者和文化精英思考自身的文化歸宿, 產生文化焦慮感和自覺性。他們似乎更認同越南的花山節, 認為越南的節慶方式更加熱鬧、純樸、真實、傳統——「那才是我們苗族真正的花山節, 我喜歡那種氛圍, 原生態, 傳統, 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羅某某, 男, 40歲,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09)。然而, 文化精英的懷舊情結在花山節這一文化場域中並非主流。一方面, 國家希望展演的是一個不斷趨向於進步與發展的現代化過程。在地方政府強有力的支持與推動下, 「辦得更多姿多彩一點, 看起來層次更高一點」(集體訪談, 中國人, 訪談時間:2015.10.11)已成為了地方官員和民眾的共識。花山節展示生產豐收、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邊境村寨的新面貌, 強化社會成員的發展意識, 使其在精神上、意識上對當下國家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產生共鳴。另一方面, 「現代人」的文化身份也是中國一側的苗族人所積極踐行的。橋頭鄉經過嚴格的編舞和排練的「高質量」文化展演被當地人認為是現代「文明」與「素養」的重要體現;經過仔細設計、製作的演出服裝也更符合「時尚」的標準和「城市文化品位」。總而言之, 花山節經歷了一個有意識的、動態的再生產過程, 不斷從一個小規模的民間節日成長為新型的、場面宏大、宗教與世俗意義交融的現代節慶, 成為邊境區域展示國家實力、激發愛國情感的重要場域。
7 結論
中越兩國由於發展水平的差異, 現代性在花山節活動中的介入深淺不一, 邊界兩側的花山節文化變遷與建構呈現不同的特點。跨境的流動讓村民們能與國界另一側的花山節進行直觀地比較, 加強了苗族村民對於差異性的體驗。邊界兩側花山節的差異性並未導致文化區隔的產生, 民族認同的維繫與國家認同的強化是並行不悖的。一方面, 融入現代元素的花山節與相對更為「原真」的花山節一樣得到苗族人的喜愛, 跨邊界的文化認同得到維繫和強化, 邊界所界定的地緣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另一方面, 中國一側的苗族身份被刻寫上「現代」的標籤。中國的苗族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 傾向於將對中國的國家歸屬解讀為一種文化的優越性, 來解釋、表達中國苗族與越南苗族的差異;相應地, 越南的苗族則被貼上了傳統、原真、落後的標籤。
跨界的流動性加強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認同, 共同促成了花山節的文化傳承。通過跨越邊界參加另一側的節慶活動, 中越邊界的苗族社群不斷地協商著民族—國家所界定的地緣政治秩序與公民歸屬, 在不挑戰民族—國家主權的前提下, 以儀式化的空間實踐為媒介, 維持了共有的集體記憶與文化傳統的生命力。然而, 這並不妨礙花山節成為一個展演國家實力與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軌跡的空間:在中國一側傳達強盛、領先的國家形象, 而在越南一側則生產了「原真」、「落後」的文化意涵。邊界兩側花山節的巨大差異, 最終使邊境地區的苗族邊民認識到國家力量對於地方發展的重要性, 激發中國邊民的自豪情緒和歸屬感, 強化了對於國家的認同。總之, 本文與國外文獻中有關跨境流動與身份認同關係的理論進行了對比, 並對其跨境流動強化跨境民族認同而弱化國家認同的相關結論提出了質疑。本文一方面呼應了一個受學界關注較少的觀點, 即跨境流動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是變化、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另一方面又通過實證研究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充實和理論上的提升, 為跨境民族的身份認同研究貢獻了中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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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唐雪瓊(1969-) , 女, 雲南彌勒人, 西南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 博導, 主要從事社會文化地理、民族文化研究；錢俊希，香港大學地理學系；楊茜好，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文化地理與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原文來源】《地理科學進展》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