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熬過了寒冬，看盡了滿城春花，6月27日21:07，在北京一個並不寧靜的夏夜，著名表演藝術家，觀眾心目中「永遠的江姐」——於藍，還是去了，享年99歲。「同志們，永別了……」《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的這句臺詞，仿佛也成了於藍的告別。
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有幸採訪過她，他說自己永遠忘不了那天下午於藍老師爽朗的笑聲，和提起與愛人田方相戀那段故事時臉上泛起的少女似的嬌羞。
從影七十餘年，她塑造了多位革命者形象，而傾注最多心血，也是支撐了她一生信仰的角色，是「江姐」。江姐深深影響了她，觀眾也像愛戴江姐一樣敬愛著這位老藝術家，生前她常說：「直到今天，我無論走到哪裡，都要被人認為是江姐。」
於藍的一生，遭遇了大時代下的顛簸流離，與至親的生離死別，以及癌症等病痛的折磨，可是，在兒子田壯壯眼中，母親內心總有「那麼多燃燒的東西」：「他們這一代人有信念，她始終堅持著那個信念，對生活沒那麼多懷疑成分。擁有信念的人是最堅強的。」
△[文化十分]文化大家 於藍：紅心塑造英雄 真情哺育兒童
電影《烈火中永生》中有這樣一幕：
在陰暗的牢房裡，被施以酷刑的江姐昏了過去，一盆冷水將她潑醒。一名國民黨軍官咬牙切齒地逼供：「不說，不說再釘，十個手指頭都釘上。」
「你釘吧，竹籤子畢竟是竹子做的，共產黨的意志是鋼鐵。」江姐面不改色。
「今天我要打垮你這個意志。」被逼急了的國民黨軍官跳腳發狠道。
「頭可斷，血可流，共產黨員的意志你是永遠打垮不了的。」
18歲入黨，飾演江姐的於藍是一名有著81年黨齡的老黨員。再過幾天就是黨的生日，她沒能等到。去年，她還在文章《像江姐那樣忠於黨》中寫道：「我已98歲了，行動有些不便，熱切地期盼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
她還憶起1939年2月入黨的那個夜晚，在延安一座山上的窯洞裡，油光閃閃地映著牆上鮮紅的黨旗，黨旗下是用毛筆書寫的入黨誓詞，她的心狂跳著，血液在周身激動，她和十幾位抗大同學莊嚴地舉起了右手緊握拳頭，跟隨指導員發出最衷心的誓詞：「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那時的於藍，形容自己像一隻無憂無慮的小鳥，每天歡笑蹦跳。 她認為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度擔心自己不夠格。 一年前，她剛剛來到延安，這裡曾是無數文藝工作者心嚮往之的革命聖地。 在於藍的印象中，「一切都是那麼簡陋，一切又都是那麼熱乎乎的」。
來到延安幾天後，於藍被發了一張表格，要求填上個人信息。當她拿起這張紙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兩邊各有一行醒目的鉛印字，一邊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另一邊是「對革命無限忠誠」。
「一下子我的眼睛熱了起來，一切不愉快瞬間消失了，一股高尚的感情激蕩著我的熱血，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我們僅僅是走了一千多裡路，僅僅受了一點點苦，可是，我們卻被視為祖國的優秀兒女。我感到自豪，人格受到尊重，我感到自己第一次成為真正的人！」
1940年，因為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於藍被調到魯藝實驗劇團當演員。雖然於藍從小愛看戲、看電影，喜歡讀書，不僅讀中國的古典名著《鏡花緣》《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聊齋志異》，像託爾斯泰、屠格涅夫、莎士比亞、哈代、歌德、狄更斯等作家的著作，都曾粗粗讀過，這些作品陶冶了她的思想感情，也初步培養了她的藝術鑑賞力。
只是於藍在思想深處還是希望學習理工科，將來可以當一名工程師修橋築路報效國家，而當時的延安沒有這樣的學校。她就想，那就先去魯藝「玩」兩年吧！
可她在魯藝上的第一課就是，「表演可不是玩兒，這是一個戰場，你就是要死在舞臺上」。為什麼要死在舞臺上，於藍不能理解。
隨著思想上的不斷進步，於藍才明白原來文藝工作也是宣傳和戰鬥的工具，文藝可以喚醒民眾參加抗日鬥爭，演戲也是幹革命。
她在自傳中欣喜地寫道：「以前看電影的時候，我常常幻想著，假如世上能有一座穿著藍布旗袍和學生裝的電影廠，沒有金錢、世俗的汙染，那我就會投身於它，當時認為這是夢幻而已，但有一天我真的穿著布衣和草鞋走進了這藝術殿堂。」
耄耋之年回望這段革命經歷，於藍感慨道：「我比江姐幸運多了啊。她是地下黨，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我在革命根據地，有八路軍保衛著我們。」
1971年，50歲的於藍從屋頂上摔下來，不僅臉摔傷了，還落下了嚴重的腰傷；大概20年後，於藍做了一次脊椎大手術，釘進去6到8個鈦鋼釘子；80歲高齡，她的膝蓋骨被取出，以金屬的人工關節替代，此後雙腿一直站立不直。 上世紀60年代，於藍做了子宮摘除手術；1978年，57歲的於藍又被診斷出乳腺癌。當時她和武兆堤、丁一山三人準備將話劇《陳毅出山》改編成電影。武兆堤、丁一山得知她的病情，為她擔憂，於藍反過來安慰他們：「有陳毅的保護，上天不會這早收走我呢！」在等待手術時，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陳毅出山》籌備拍攝中。一個月後，醫生分兩次給於藍做了乳房全切術。
她的手也是殘缺的，右手無名指缺了一小節。60歲時，於藍接下了創建兒童電影製片廠的重任。那一年寒冬，於藍拉辦公室的門把手開門，誰知門弓突然斷了，門瞬間回彈，她只覺得手有些疼，右手無名指無端流了許多血。待反應過來，才發現無名指的一小截黏在了門把上。一旁的同事嚇壞了，哭著幫她把手指包起來後送到醫院。醫生說再植的感染風險不小，而且術後必須休養二十多天。於藍心想，此時剛建廠半年多，工作正是緊張的時候，哪有時間住院；而且自己又不是彈鋼琴的，不接也罷。
她把斷指用紗布包了包，扔進了廢棄桶，只縫了幾針後便回去工作了。多年後她笑言，那時候扔了太可惜，應該把斷指留下來做個紀念也好。
每每談起這些傷病經歷，於藍平靜得如同只患了場普通的感冒。
「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這點事算不得什麼。」她已經習慣將江姐作為自己人生的參照系。
然而，比起身體上的疼痛，精神上的打擊來得更為沉重。上世紀70年代，於藍的哥哥去世，緊接著愛人田方也因患肝癌離世。「從此就剩下我一個人面對世界。」「我這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他。」
四年後，她自己也被查出了癌症。
她沒有反覆咀嚼或沉溺於痛苦。長年密集的工作讓於藍一刻也不得停歇，演戲，籌拍電影，建廠……她說：「我願意我自己的生活是充實的，是永遠有內容的，我永遠是在追求一個什麼東西，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
即便是80歲後正式退休，每日深居簡出，她的生活依然過得充實。北京電視臺曾跟拍於藍老師的一天：
早上6點半起床，到樓道裡鍛鍊身體； 吃早點，看早間新聞； 休息片刻，開始作畫； 吃午飯，午休； 下午出去散步，曬太陽； 回家練書法，看報紙，看新聞聯播。 田壯壯為她請了一個保姆，但力所能及的，她都堅持自己動手。 她說：「人要積極生活，要選擇美好的，選擇光明的，不能夠選擇殘廢的。 」
樸素的老房子裡承載著她過往無數美好的回憶。在10平方米左右的小客廳裡，朝陽的窗臺上放著一個魯迅的雕塑，牆上掛著一張她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演江姐的劇照；還有周恩來總理接見她的照片，照片上周總理正指著她向別人介紹：「她演了一個好媽媽！」周總理所說的「好媽媽」，是於藍在銀幕上塑造的另一個革命女性形象——《革命家庭》中的母親周蓮。
不愛開車的田壯壯每逢周六，會為母親當一天司機，載著母親去哥哥家一起過周末。含飴弄孫，拿出自己的書畫作品讓家人品鑑，這是於藍「晚年感到最可心、最快樂的幸福時刻」，「我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也好像淡漠了世間曾經帶給我一切一切的悲苦和憂傷」。
她還保持著年輕時愛閱讀的習慣，讀的大多是歷史與現實性較強的書籍，特別是與自己過去的經歷有關而自己又不十分清楚的，她堅信好書能使演員開闊視野，豐富生活和內心。
雖然大半生都是從事電影相關的事業，但如今她卻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現在的電影都是財產問題、愛情問題了，我不關心，要是以前戰爭題材的影片我自然就關心了」。
「我很奇怪，我還是生活在過去的年代裡，比如在感情和愛好上。」
2009年，第二十七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現場，88歲滿頭華發的於藍被授予終身成就獎。她被攙扶著上臺，激動得一時語塞。末了她背誦了激勵了一代人的保爾·柯察金的話作為獲獎感言：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
1991年春天，於藍來到江姐的老家四川自貢。江姐生前的住處已被燒毀，只剩下斷壁殘垣，帶著被火燻烤的黑色。她兜兜轉轉看了一圈，伸手觸摸著那堵破敗的牆，又朝著遠處一層層嫩綠的梯田凝視了一會兒，一時間淚眼婆娑。
她對同行的摯友朱小鷗說：「其實所有革命的偉績、犧牲、崇高都是江姐做的，然而今天，人們把對江姐的愛給了我。我不能愧對大家，不能有任何一點玷汙江姐的東西。」
1965年，電影《烈火中永生》上映，無數觀眾被江姐這一人物打動，他們紛紛給於藍寫信，向她表達敬意。於藍至今記得上世紀末，她曾在江姐生前活躍過的重慶沙坪垻鬧市中，站在聯歡的舞臺重讀江姐的誓言，臺下觀眾感動得熱淚盈眶。
因為角色形象實在深入人心，在幾代觀眾心裡，江姐幾乎成了於藍的代名詞。於藍認為這是屬於一個角色的榮譽，自己不僅形象上不太像江姐，而且江姐這麼崇高的思想境界她也無法企及：「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跡感動了人、教育了人。並不是我這個演員多了不起。」
她一度不敢回頭看這部片子，因為總覺得自己沒演好。
尤其是影片中江姐與雙槍老太婆見面的那場戲。當時江姐剛剛失去了心愛的丈夫，她強忍著內心的悲痛，不敢在年輕的革命同志面前哭，怕引起恐慌。夜裡，她偷偷裹在被子裡壓著嗓子哭。雙槍老太婆對江姐來說，就像母親一樣親密。所以，當雙槍老太婆勸慰江姐的時候，於藍認為江姐應該把壓抑已久的情感宣洩出來，這樣的表演才更真實。只是當年於藍並沒有想到這裡，那場戲她只是忍住眼淚，目光堅定地說：「不應該含著眼淚鬧革命。」
雖然有很多遺憾，但對於影片最後一場戲，於藍很滿意。當江姐被敵人從牢房裡押出去時，她面色平靜，心中充滿光明和希望：「同志們，永別啦……」隨後和戰友許雲峰相互攙扶著走向刑場。
一位演員與自己塑造的某個銀幕角色精神氣質契合，並不新鮮；將自己的生命融入角色，時時以角色的標準和要求為人處世，似乎並不多見。畢竟大多數演員都在努力尋求突破，爭取不停留、不受困於塑造過的任何一個角色，認為只有遊刃有餘地駕馭經歷、性格、精神氣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才稱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員。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電影史研究學者李道新，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談到自己童年觀影體驗中，記憶最深的一次就是40餘年前在湖北農村看露天電影《烈火中永生》。從事電影研究後，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觀眾會把江姐當成於藍、把於藍當成江姐。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角色因其創造者而變得生動美好，角色創造者也因角色本身而被賦予了特別的光華。事實上，於藍自己也會不斷地以江姐的言行和境界來要求自己。」
在《烈火中永生》籌備階段，於藍拖著懷孕的身子，與導演水華帶領創作小組去了北戴河、重慶、成都、貴州等地，接觸在那個時代裡進行鬥爭而還倖存的共產黨人，從中了解了很多翔實材料和感人事跡。歸來後，於藍和同伴記錄整理出近20萬字資料。於藍視其為珍寶，一直藏在家中。
1971年從屋脊上墜落的那次意外，於藍摔破了臉，嘴唇下縫了五針。恢復後雖然看不出傷痕，但面部神經受損嚴重，會有不自覺抽搐。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於藍知道失去了做一個演員的資格。1974年拍攝完《偵察兵》後，她告別了心愛的演藝事業。
出演的電影總共不超過10部，沒能塑造出更多的銀幕形象，成了於藍永遠的遺憾。此後她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國兒童電影事業。
2003年，闊別銀幕20多年的於藍出現在電影《25個孩子一個爹》中，飾演了一個戲份很少的小角色：妞妞奶奶。雖然戲不多，卻催人淚下。於藍接下這個角色，是因為這個電影的籌拍是一次慈善募捐行動。於藍覺得自己還有用，不應該太愛惜自己。
她答應零片酬參演，順利演完後劇組非塞給她兩萬塊錢勞務。於藍沒揣到家，就把錢全捐給了吉林白山孤兒院。2005年於藍在《藝術人生》節目中回想起這件事，呵呵地笑道：「這是我這輩子拿到最多的錢，我從來沒有拿過兩萬塊。」
我最喜歡你的兩部戲，一部是《龍鬚溝》，可以用一個『真』字來表達；另一部就是你演的江姐，可以用一個『魂』字來表達。
當年10月演員們開始深入生活，次年4月才開始投入拍攝。為演好「程娘子」這個角色，於藍懷著田壯壯，走得腿都腫了。她去過好多大雜院，結識了許多善良勤勞的勞動婦女。在天橋一帶她觀摩老百姓生活狀態，觀察賣大餅小媳婦們說話時的姿態，去德勝門曉市上，揣摩婦女數票子時的神態和揮雞毛撣子的動作。
很長時間她都沒能找到人物感覺，直到有一天，於藍碰見宿舍門房蘇寶三的妻子蘇嫂。於藍記得當時自己的妹妹生病剛出院，蘇嫂問起來，於藍說雖然出院了，但以後還不知道怎麼辦是好。蘇嫂聽了，「她兩眼圓睜，手一擺，大聲地，以高出平時兩倍的聲音說：『這您可不能不管，這不是要把人救活嘛！』」
這就是她要找的「程娘子」嘛，「她那有氣魄有膽量的勁頭全出來了，透著對人真誠的關心」。
此後於藍就和她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塊，經常串門談心，了解蘇嫂的身世、家事，留心觀察她的神態、舉止。比方說蘇嫂的動作頗有個性：「她數說幾件事時，經常一手在下，用手指數著，或一手在上用手背拍點著手心。」於藍會在日記裡記下來平日的觀察，日後模仿，反覆練習。
戲劇家焦菊隱對於藍的扮演給予中肯的評價，他說：「程娘子開始性格不夠穩定，但對地痞流氓的鬥爭演得很好，於藍扮演的程娘子的形象，在新中國成立後表演得很到位，也很豐滿。」
2017年10月12日，在由田壯壯首次擔綱主演的電影《相愛相親》首映會，有粉絲送了田壯壯一束鮮花，田壯壯站在臺上顯得有些侷促，他左右微微搖晃著身子，笑著說：「我先把這花兒給我媽去。」像個孩子似地直奔臺下96歲的母親。
在一次媒體採訪中，田壯壯為自己的人生至愛排序——母親，兒子，電影。父親去世得早，母親對他的影響很深，他甚至說，「我的內丹是什麼，父母兩個共產黨員給的，就是絕對打不死，絕對不能低頭，脊梁骨絕對不會軟。」在《表演者言》節目中，田壯壯說自己每次拍戲離開北京一周以上，就會不停地給照顧母親的保姆發信息。
於藍卻始終覺得對兒子有虧欠。田壯壯很小的時候，她和田方常年在外在拍戲，田新新、田壯壯兩兄弟只能依靠姨媽來照顧。等到於藍時間寬裕了，兩人卻都背上行李插隊去了。
臨行前，於藍到火車站送兒子。正與兒子揮手道別，看到他的同學陳凱歌遞給壯壯一條煙，於藍當時非常生氣，也非常自責，她感到自己不再理解孩子了，他們受到的社會的影響太多了。雖然兒子現在成為名人，但是在母親眼裡還是孩子，她還為他們童年時缺少的愛感到愧疚。
後來於藍慢慢開始理解兒子：「壯壯曾吃了不少苦，受過很多磨鍊，也看過一些生活中不夠理想的東西，所以對待生活多了許多反思。而我們這一代人特別堅守自己的信念，對生活沒那麼多懷疑成分。」
這信念到底是什麼？
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喪失人生信念。這信念，就是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有義務感，肯付出努力，肯自我犧牲。而人生的最大幸福也就在其中。
△田壯壯導演今日（28日）凌晨在朋友圈寫道：媽媽走了，現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獨立，赤裸，清明且處於當下，你以前從未經歷過，現在經歷的一切，這即是佛。感謝所有關心媽媽的人，我想獨自安靜今天。
於藍的童年恰好是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度過。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於藍只有10歲，她至今記得深夜裡隆隆的炮聲，以及第二天清晨大人們驚恐相告，東三省即將淪亡。幾日後，於藍隨繼母逃往關內，到張家口去找父親。火車上人擠人、人壓人，一片混亂倉皇的逃亡景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儘管她還不能十分理解亡國之憂，但她知道自己的家鄉被敵人佔領了，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流離失所。這深深灼傷了少年一顆敏感的心。
14歲時，於藍站在了天津市學生罷課遊行的隊伍中。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北平接受了新思想的於藍愈來愈迷茫，她在《苦樂無邊讀人生》一書中寫道：
我怎麼辦？難道從流亡學生變成真正的亡國奴嗎？即使讀書，畢業之後又幹什麼？給日本人做事？那不就是漢奸嗎？難道不做事去結婚當太太？這絕對不行……
參加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她瞞著家裡人，和同學去平西找抗日遊擊隊。剛出城門，她們就被日本侵略者抓到了憲兵隊。於藍穿的旗袍袖子裡縫了跟黨聯繫的介紹信，險些被搜出來。她們被抓到牢房裡審訊，被皮鞭抽打。
「心裡想著只有一死的結局了。」於藍在自傳裡回憶當時的情景。所幸，家裡人通過上下打點把她營救出來。後來於藍在飾演江姐時常常回憶起這段往事：「如果那時候沒有同志們的營救，我一定也會像江姐一樣毅然赴死，絕不做叛徒。」
在平西抗日根據地，於藍第一次聽說有個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裡開展得如火如荼。
1981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於藍受命組建兒童電影製片廠，直到80歲高齡才退休。對這項工作，起初她並無多大興趣，建廠的困難也超出了她的想像。
「滴水成冰的嚴寒，簡陋艱苦的工棚辦公室，大難不死的病殘之身……太難了，真的是太難了！挺不住的時候，我想著黨交給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有人形象地描述她那一陣子的工作形象——「橡皮的腦袋，八哥的嘴，青蛙的肚子，兔子的腿」，形容她辦事不怕碰釘子，能把人說的心動點頭，能容納千難萬苦，恨不能一天跑八個單位辦事。
她將自己的一生都實實在在貢獻給了中國的電影事業。
在自傳《苦樂無邊讀人生》和《於藍自述》中，她說之所以願意披露自己的心路歷程是因為，「讓自己的後人……理解到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多麼緊緊相連！」「我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先鋒，但那些過去歲月裡不尋常的足跡，完全可以看得到民族的苦難是怎樣磨難著我們，我們又是怎樣從磨難中奮爭和覺醒……千萬不要忘記過去！」
對於名與利，於藍始終保持著老一輩藝術家樸素的平常心，她常說：「你們也別叫我藝術家，更不要叫我大明星。我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幹了一輩子的文藝工作。」
「我做出什麼了不得的貢獻嗎？演員就是最佔便宜。我們那麼多人在攝製組裡，起碼有上百人，人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江姐。你是不是就比別人貢獻更大？一點也不是。別人同樣貢獻並不見得比你小，只不過他擔任的那個職務，比如說就是拿道具，觀眾看不到你。你不能那樣去比，那樣去衡量。」在《藝術人生》節目中，於藍向青年作家七堇年分享自己的想法。
嘗盡人生的苦與樂，她已然豁達又從容：每個人的人生都有痛苦和快樂。既然痛苦是客觀存在的，那麼我們就要勇敢面對，而對於快樂要更加珍惜。
素材來源於藍自傳《苦樂無邊讀人生》、《於藍自述》、《像江姐那樣忠誠於黨》、《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系列 於藍訪談錄》（《名人傳記》）、《於藍：1951，歲月如歌》 （《光明日報》）、《忘了我這個演員，永遠記住江姐——專訪於藍》（中國作家網）、 《藝術人生》欄目、《表演者言》欄目，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