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進入松江城內
淞滬會戰從1937年8月13日打到10月底時，中國軍隊已處於明顯被動守勢。1937年11月初，日軍第10軍於杭州灣登陸後，迅速佔領金山衛，兵臨古城松江。
松江是連接蘇浙的交通要道和軍事要地，地處滬杭鐵路和黃浦江兩個水陸交通樞紐區。攻佔松江，既可切斷中國軍隊退路，又可南下杭州，西攻蘇州、常州，直指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
在淞滬會戰的松江戰場，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軍民抗戰故事。壯烈與血，記載史冊。
兩份觸目驚心的日軍地圖
在松江區史志辦，保存著兩份完整的日本軍事地圖。「地圖描繪的細緻程度，暴露出日本處心積慮的侵略陰謀，讓人觸目驚心。」松江區史志辦副主任程志強說。
一份日軍繪製的松江地圖上，時間寫著「昭和七年攝影，昭和十二年製版」，繪製方是「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也就是說，從1932年開始，日軍就開始了在松江的地形偵查活動，直至1937年印刷，持續了5年之久。這幅地圖南北縱跨松江主城區至泗涇鎮，東西橫貫新橋、車墩至廣富林。單看地圖上標示的圖例，就有35種之多，顯示的比例精細到兩萬五千分之一。
建築物標記了每一處兵營、無線電信號柱、學校、墳墓等，道路交通細緻分類標出自動車道、小徑、鐵軌等。僅橋梁這一個類目就偵查分類出徒步橋、木橋、舟橋等6類，溼地、竹林、荒地、農田等也被劃分了開來，光樹林就分為闊葉林、針葉林等幾類。地圖上顯示的一切，足以證明日軍為攻佔上海下的「功夫」之深。
另一幅《松江府地圖》右側印著「軍事極秘」四個字，早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就進行了繪製，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發行。這幅地圖展示的是松江至南匯地區的地形地勢，日本覬覦中華土地的險惡野心昭然若揭。
早在明朝時，倭寇就曾從金山衛登陸，攻打松江，進軍南京。「八·一三」淞滬會戰後，日本的侵略歷史再次重演，路線幾乎一模一樣。
據1937年10月29日《申報》專電記載：「上午9時許，大批敵機飛松（松江）襲擊，投彈一百三十餘枚。」日軍轟炸之處，松江城內一片生靈塗炭。淞滬會戰時期任松江保安司令的王公璵，曾在遺著《畸園殘稿》中描寫了日軍轟炸松江時的場景：「松江城內的西門，在大轟炸後，門內有許多上半身被炸去的屍體……」
那時，松江城內屢遭轟炸，老百姓大都逃往鄉下，松江幾為空城。可是唯有松江女中，在這樣的境況下仍照常上課。女中校長江學珠是一位非常敬業的教育家，敵機來時，她率學生避入地下室，警報解除後，隨即複課。教室如果炸毀了，又到另一間沒有被炸的教室上課。最後，還是在王公璵派人半強迫性的要求下，她才帶學生撤離到松江橫雲山和天馬山繼續教學，一直堅持到11月初日軍登陸才解散。此時的松江城，日軍已壓境。
死守三日前後發生了什麼
在程志強的辦公桌上，有一封特殊的來信。來信懇切地建議：能否在松江烈士陵園立一塊紀念碑，紀念淞滬會戰時曾在松江死守三日的陣亡將士，讓後人憑弔。
寫信人是國民黨67軍319旅旅長朱芝榮長孫朱孝感。
國務院原副總理、時任67軍107師師部司書的谷牧曾回憶：日軍佔領金山衛後，67軍接到命令，馳援松江，與守城的保安部隊和40軍死守三日。那時，日軍到達黃浦江南岸米市渡，距松江縣城10裡路。
10月28日，就在日軍登陸一周前，蔣介石在松江火車站的一節列車上，召開了秘密的最高軍事會議。事後證明，這次軍事會議所做出的決定存在指揮上的失誤。
出席會議的有宋子文、張發奎、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嶽、孫元良等。張發奎時任第八集團軍兼右翼軍總司令，他提議，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這樣便能重新集結後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絕大部分將領都同意張發奎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
在《張發奎口述自傳——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中，記錄了張發奎的一段回憶：「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若能守住上海（我記得她說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際聯盟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與會者只有少數人同意她的觀點。蔣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
程志強告訴記者，據多位當事人回憶和史料記載，國民黨軍政當局為了掩飾這次指揮上的失誤，不但沒有褒獎死守三日的67軍，甚至對這支英勇抗戰的部隊進行誣陷，製造吳克仁軍長投敵的謠言。
與吳克仁一同戰鬥的王公璵回憶道：8日午後（已是死守三日的最後一天），吳克仁軍長手裡擎著一支短槍，從小南門進來，滿身汙泥，滿頭大汗，一見由城牆下來的他，一把抱住，嘴裡不禁感嘆道：「老弟，你可以作證，你見過一位將官在第一線打衝鋒的麼？不這樣怎麼辦！好在我活著回來，敵人也被我趕退了一大段路。」在守城部隊幾乎拼光，松江東、西、南三面城門被圍的情況下，堅持到11月8日午夜，才從北門撤退。
11月9日下午，吳克仁在青浦、崑山交界處的白鶴港指揮部隊渡河時，遭遇突襲而來的日軍便衣隊，不幸中彈犧牲，年僅43歲。他被認為是淞滬會戰中殉國十幾位將軍中軍銜最高的一位。
王公璵多次回憶松江戰事時說到，「死守三日」的第三天夜裡，不斷有軍官請求吳克仁略早撤退，較為有利。但吳克仁堅決認為，不至24時，不算圓滿任務，所以堅持到凌晨才發出突圍的命令。「如果他能提早撤出，便可安然搶渡白鶴港的蘇州河橋，不至於犧牲在日軍便衣隊的亂槍之下。這種精忠不欺的精神，正是他值得我們紀念的地方。」
谷牧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及，經王公璵等松江之役親歷者的證明和力爭，直到1989年清明，臺灣方面才將吳克仁將軍靈位加入忠烈祠。中國民政部在1987年追認吳克仁為革命烈士。
小範圍的「血腥之戰」
松江失守後，淞滬戰場上的戰事仍未結束。日軍的先頭部隊是馬隊，他們衝殺過來時，不管是對中國士兵，還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見人就殺。杭州灣以北的中國士兵在各個孤立村莊設置路障，試圖抗擊日軍。
「還原淞滬會戰的最後一幕歷史，不得不提的還有一個人。」程志強告訴記者，法新社記者、丹麥人何銘生曾評價，松江失守後的佘山之役，是淞滬會戰中最血腥的一戰。
何銘生在《上海1937：法新社記者眼中的淞滬會戰》中這樣記錄：「對日軍第6師團的絕大多數士兵來說，對手（中國軍隊）就像一支幽靈部隊，在遠處如影隨形、難以防範，並且總是先於他們撤退。他們很少停下來作戰，也絕不拘泥於任何形式。」
但是，恰恰在佘山這一特殊的地點，雙方以驚人的方式發生了對抗。兩座孤立的海拔90多米的山峰矗立在一馬平川的鄉村地帶。佔據這兩座山對於扼守上海以西的地區至關重要，因為松江和青浦之間的重要通道就貫穿於兩山之間。
11月9日黃昏，日軍第6師團一支先遣部隊抵達佘山附近。晚上7時30分，夜幕降臨，第一批中國士兵到達，當他們行進到離日軍四五十米遠時遭到槍林彈雨般射擊，一排排戰士倒下，但沒有被擊中的中國士兵繼續向前衝擊。日軍中隊長命令迫擊炮向逼近的中國軍隊開火。炮彈在密集的人群及周圍爆炸，造成巨大傷亡。
何銘生在書中特意提到一個場景：戰事結束後，一名日軍軍官走下山坡檢查戰場，發現在血汙成河的屍體堆裡有東西在蠕動。一名中國士兵爬了出來，他站起身，卻發現已被敵人包圍，然後他拔出槍開槍自殺。
曾經在日本第6師團的準尉關賴平回國後，晚年拿起了畫筆，這名曾經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老人對侵略罪行進行了懺悔。
傳教士記憶中的遊擊戰
美國傳教士步惠廉，在中國傳教50多年，除了其中幾年被派往上海市區和蘇州，幾乎都在松江度過。松江人親切地叫他「步好人」、「步先生」。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松江遭到日軍轟炸。已經70多歲高齡的步惠廉，踏上返回松江之路，冒著生命危險從事宣教和救濟工作。
「步惠廉的兒子詹姆斯·伯克將父親幾十年在中國的經歷，整理成了一本回憶錄 《My father in China》（《我的父親在中國》）。」程志強告訴記者，這本「步先生」的回憶，很大篇幅提到了中國遊擊戰，還原豐富了淞滬會戰後的抗戰記憶。
因為日佔區通行證的辦理等原因，1938年1月後，步惠廉重新回到松江。此時的松江，商業區不復存在，只有幾家用複合板和塑料棚草草搭起的小商店。縣城物資稀缺，物價通脹剛剛開始。但最糟糕的是，日本人讓漢奸擔任公職，一起搜刮民脂民膏，壓榨百姓。
當時，街上巡邏的日本士兵隨身帶著小本子，在哪家看到了漂亮姑娘，就把這戶人家的住址記下來，輪休時就來「光顧」，有時乾脆破門而入，甚至威脅「如果不把姑娘交出來就殺光全家」。一些家庭因此而慘遭滅門。不久，漂亮的女孩們便學會在出門前換上破舊衣服，在臉上塗抹泥巴，有的則索性不再出門。
當時，國際各大新聞媒體在報導中經常直指日軍痛處：只有大城市、城鎮，以及之間的交通要道才能稱得上是被日軍佔領的地方。
周邊農村雖然面積不小，但到處都埋伏著中國的遊擊隊，一旦落入他們手中，任何一支日軍小分隊都在劫難逃。當時國際媒體記錄，以松江為中心，以上海、南京、杭州為界的長三角地帶，活躍著三十萬支有組織的遊擊隊伍。
大多數遊擊隊員都是正規軍出身，日軍包圍下，他們扔下軍裝，喬裝成農民往鄉下跑才能脫身。還有一些遊擊隊員常年在此活動，日本人佔領松江後，他們扛槍打遊擊遊刃有餘。遊擊隊裡還有一些來自正規軍的軍官和爆破專家，負責組織隊伍訓練。
松江遊擊隊的主要任務是破壞火車，每一次破壞行動都經過精心策劃。在上海及周邊，密布了許多遊擊隊相關機構和聯絡點，甚至延伸到日軍指揮部會議室。因此，遊擊隊總能打探到何時有搭載日軍高級軍官或肩負其他重要任務的火車經過。滬杭鐵路沿線的破壞行動，通常在松江西邊幾公裡處進行。遊擊隊很少用炸彈，因為火藥非常稀缺。他們主要派一名遊擊隊員爬上鐵軌，把軌道上的一顆釘子撬出一定高度，幾分鐘後，日軍的鐵道檢驗員再過來也發現不了異常。等火車駛來，因為釘子鬆動，火車翻倒在路堤上。
對遊擊隊忍無可忍後，抓狂的日軍開始新一輪「大掃蕩」。每隔幾個月，日軍就對長江中下遊地區展開掃蕩，時間雖然不長，但手段十分殘忍，殺害手無寸鐵的農民。在日本人看來，遊擊隊員和農民沒什麼兩樣。日軍判定一個人是不是遊擊隊員，標準各式各樣。比如一名蘇州傳教士的廚師，回鄉探親時恰好碰上日本人掃蕩村子，結果就因為穿了一雙皮鞋被誤認為是遊擊隊員，遭到日軍射殺。
遊擊隊一直活躍在日佔區邊緣，區域延伸到嘉興和杭州灣，日本人一直惴惴不安。半夜槍聲響起，哨兵們提高警惕，日軍從沉睡中清醒過來，子彈上膛，一通亂打，但根本打不到一個遊擊隊員。之後傳言四起，說成百上千的遊擊隊員喬裝混進城中，準備襲擊日軍大本營。戰戰兢兢的日軍頒布戒嚴令，要求街上每個行人出示「通行證」。在步惠廉的記憶裡，日軍只會給符合條件的中國公民發放通行證，不過早已被遊擊隊巧妙地拿去大批量複製。那時，一旦有誰不幸忘帶了通行證，就被日軍無情射殺。
一天晚上，步惠廉正準備就寢，一枚炮彈突然從傳教會樓上呼嘯而過，炮彈一枚接著一枚，伴著陣陣槍聲，距離步惠廉不足兩公裡遠。不一會兒，恢復寂靜。第二天，有位老伯伯告訴步惠廉，「昨晚，幾個農民過鬼節，在北邊遊街，正巧遇上小日本，他們以為提燈籠的人是遊擊隊的，就從火車站那邊開了槍」。
「放心，沒人受傷，」老伯伯補充道，「不過這倒是個浪費小日本彈藥的好方法。」幾周後，炮彈又從傳教會樓上飛過。第二天，日軍巡邏隊氣憤地發現，炮彈打中的不過是竹竿上掛的一排燈籠。
這是一段用鐵與血鑄成的歷史，記載著我們的苦難，也銘刻了我們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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