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們還未能揭示和正確評價歐洲自16世紀發現中國以來受到的全部影響。歸根結底，它很可能是以人們很難相信的巨大分量，促進了歐洲近代社會的形成。事實上，自從中國社會遭到衰落和蒙受欺辱的時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思想、技術與藝術，在18世紀所掀起的強烈熱潮中被人遺忘了。
西方以其迅速的發展而傲慢一時，意欲將全部功勞都歸於自己。大家將來有一天可能會對其發展，作出更具細微差異的判斷。1705年8月18日，萊布尼茨（Leibniz)在致韋朱思（Verjus)神父的一封書簡中指出：「我發現你們的大部分傳教士，都嚴重傾向於鄙視地談論中國人的知識。
▲德國哲學家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
然而，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他們的生產方式、技巧和手藝，甚至他們的娛樂活動，都和在我們這裡一樣，千差萬別，只不過他們是屬於另一個星球上的人物。在我看來，甚至對於他們之中的行為做一種不加修飾而又準確的描述，也不會不比許多學者酷愛的有關希臘和羅馬人之禮儀與家具的知識，具有更多和更有益的透明度。」甚至由萊布尼茨草擬的提綱，也只是由18世紀的人，才能很不圓滿和很不完整地來完成的。
我們認為這位哲學家非常正確地預感到了，兩個世界之間的這些交流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根據傳教士們搜集的資料而編寫的巨著，於18世紀相繼問世。這就是《耶穌會士書簡集》（巴黎1776年版，共34卷）、杜赫德（J.B.du Halde)神父的《中華帝國全志》（1735年，4卷本）、格魯賢（J.B.Grosier)的《中國志》（巴黎1785年版）和《中國雜纂》（1776~1749年巴黎版，16卷本）。諸如萊布尼茨那樣的哲學家、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9年）那樣的學者，曾組織過對中國技術做系統調查的亨利·貝爾坦（Henri Bertin,1720~1792年）大臣那樣的政治家，他們都與入華耶穌會士們保持著頻繁的通訊關係。
這些日益增多的接觸，不致於始終都會毫無作用。初看起來，人們無疑可以把以下現象視為普通的新事物，如大黃於18世紀末傳入歐洲；採納在14世紀產生了整個風琴、口琴和手風琴家族的活動簧［這是由沃格勒（G.J.Vogler,1749~1814年）從漢一傣族人社會中的口琴借鑑的，他在聖彼得堡研究過一架中國笙］；風車的採用；養蠶業和瓷器技術的發展［最初的嘗試是由博特格（J.F.Bttger,1682~1719年）作出的，已被斷代為1705年］；有意地模仿船舶上密封艙的布局等等。當時在歐洲尚不為人所知的大量花草和樹木，都於17和18世紀傳到了那裡。
1675年，一個俄國使團曾要求向俄羅斯派遣一些中國技術專家，以在那裡建造橋梁。中國自16世紀以來流行使用的天花接種方法，是向病人的鼻孔中吹入少量天花膿皰，這遠遠早於在歐洲發現的種痘術。歐洲種痘術是使用了中國人醫術的原則－中國人曾尋求減少病源毒素之毒力的方法。這種方法於17世紀傳入了土耳其，並於18世紀初葉開始在歐洲為人所熟知。1785年，英國出使君士坦丁堡使節的夫人拉迪·蒙塔古（Lady Montagu)讓人為她全家種痘。1796年，琴納（Edward Jenner)確定了預防天花的接種術。在這些可靠資料（其統計表尚不完整）中，還要加入那些具有很大可能性的資料。
歐洲藝術對中國的影響當時向傳統借鑑的那些不同而又新奇的技術，可能會具有出乎預料的豐富性，這類粗淺手段可以顯示出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說18世紀的歐洲對中國產生了強烈興趣，卻又往往形成了一種有關中國的荒謬而理想化的形象，那麼對中國的讚揚則往往通過一種自然反響，而引起了對該國的誹謗和詆毀。既然對中國的認識被哲學家們當作了攻擊教廷和舊制度之惡習的藉口，那麼它卻並未失去任何積極意義。
無論大家對18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評價如何。事實上，文化和政治權力在那裡乃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的特權，正如在我們19和20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一樣。不過，中國並不知道歐洲對於「舊制度」（即法國1789年前的王朝）的高度重視。這種由啟蒙時代取得了極其廣泛發展的內容－「風俗和法律」，在那裡卻是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基礎。中國提供了文明、富裕和強盛國家的第一種例證，該國的這一切，均與基督教沒有任何關係，而似乎是建立在理性和自然法基礎上的。它就這樣強有力地促進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成，甚至它的某些基本制度，也無一不被歐洲所仿效。
中國的「考試制度」（科舉制）首次被門多薩（Mendoza)於1585年作了描述，後來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於其《奇異觀察集》（1615年）中以及蒙特夫爾·德·弗內斯（Montfort de Feynes)於其《從巴黎到中國的陸路旅行》中再次作了敘述（1615年）。接著，為了公職而銓選仕官的考試思想，從18世紀末也在歐洲逐漸發展起來了。魁奈（Franc ois Quesnay)於其《中國的專制主義》（1676年）中提議，在國內應該有一個從社會所有階級中選拔的智囊團作為心腹，如同中國的官吏一樣。中國的例證，與由法國大革命於1791年採納的通過考試而選拔官吏的制度，不會毫不相干。同樣的制度在1800年被東印度公司運用於印度，它後來又在1855年，與選拔文職官員的考試制度，一併傳到了英國。
沃班（Vauban)曾向路易十四上諫，要求按照中國人的方法進行人口普查，中國自漢代以來，就實施這種制度。現知的西方國家的最早人口普查是1665年在法屬加拿大，以及1749年在瑞典完成的。近代的整套人口科學，都來源於一種無疑遲早要出現的做法。但它首先是因中國人揭示而實施的。清代中國對農業的重視程度，啟發了重農派學者魁奈（F·（Quesnay,1695~1774年）及其朋友們的思想；米拉波侯爵（Marguisde Mirabeau,1715~1789 年）和杜邦·德·內穆爾（Dupont deNemours,1739~1817年）將「理」（天命）的概念傳入了西方。
他們宣布說，在他們看來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上來看，農業較缺乏效果的手工業、工業和商業活動佔優先性。中國的觀念通過重農派學者們的媒介作用，而成為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起源。審美觀本身也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大家知道18世紀的歐洲極為時興康熙時代青白色瓷器、中國家具和古董。中國的花園和建築術由於錢伯斯（W.Chambers,1726~1796年）的緣故，而在倫敦附近的丘郡頗為時髦。中國促使人們改變了自然情感，使之趨向於由浪漫潮流發展起來的方向。所有這一切在很久之前就已經為人所熟知了。但仍有必要重新進行研究，把嚴格的分析擴展到這些含混的影響和假定之上，惟有這樣才可以使這一切變得可靠翔實。
事實上，中國的啟發並不僅限於政治和社會思想、社會制度和技術諸領域，它很可能曾對近代科學思想的形成產生過影響。如果這些中國影響有朝一日能夠被證實，那麼它就將會成為需要收入諸文明之間密切關係的無數證據之檔案並成為其中的一份至關重要的資料。中國漢文字的「數學」特徵已經使14世紀的波斯人感到驚訝。拉施特（Rashid al-Din)在《伊利汗國有關中國科學的寶鑑》（1313年）中認為，中國漢文字在它與發音獨立無關方面，要優於阿拉伯文字。這個問題也引起了萊布尼茨（1646~1710年）的注意，並且還可能促進了歐洲數理邏輯的發展。當然，萊布尼茨應該是相當快地發現了漢文方塊字的字義由於歷史積累，而遠不是單一的，並且其字義根據前後文而有所變化。
然而，中國思想的特徵之一，便是根據對象徵物的操縱而行事，萊布尼茨的推斷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正確的。這種思想的另一種獨有的和根本性的特徵，屬於空泛和自發範疇中的概念，而不是直接和機械行為的概念。然而，萊布尼茨曾以一種強烈的興趣，注視著由入華耶穌會士們提供的報告，並與閔明我（Grimaldi)神父保持著通訊關係。他用一種由無數機體組成同一機體的思想，取代了世界是一架機器的思想。這種單子論連同其宇宙等級論，以及前定和諧論的最終觀念，遠不是與早期的西方傳統相聯繫，它無法不令人聯想到有關「理」的「新儒學」觀念，即在宇宙整體的所有水平上都表現出來的基本範疇的內在原則。
這樣一來，就使每種生靈在宏觀上都擁有一份「理」，並且還與既無定向又無機械推動力的「天理」合作。正是由於一種使人聯想到在中國社會中被最廣泛接受的觀念，萊布尼茨才成功地解決了直到其時代之前，曾統治了整個西方思想界的神學唯心論與原子唯物論之間那不可調和的對立。為了使近代科學思想得以發展，必須使西方放棄在事物之外尋找真實，放棄那種於其文化傳統中深深紮根的思想。不再認為自然界與世間萬物是由一架機器及其駕馭者，或者是由身體和靈魂組成的，甚至進而發展到如同中國人一樣，假設認為事物本身中就包括全部真實的及最微小的奧秘。
熱心於中國的學者萊布尼茨，當時正處於直達科學思想最新發展之鏈索的頂端。簡言之，這至少是一種由中國科學史的最傑出專家李約瑟（J.Needham)提出的假設。
結語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16世紀發展起來的實驗科學所擁有的典型「近代」內容，均與中國人的觀念（磁學、力場概念、微粒旋轉論、波傳動論、組合邏輯、有機整體和機體自動調節論······)相吻合，而它們都曾是西方傳統中所缺乏的內容。更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結合僅僅是偶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