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明上河圖》看宋代市民生活

一位身世成謎的畫家，一幅五米界畫長卷，啟動了後世無數探秘解謎與摹仿。

展開《清明上河圖》，穿越到12世紀北宋的都城東京：粉牆朱戶，榆柳成陰，車水馬龍，商旅雲集。有人從畫中看到清明盛世，東京夢華；也有人從畫中讀出盛世隱患，曲諫聲聲。但不管是「唱盛」還是「唱衰」，都無法否認的是這畫中蓬勃的市井氣——這528.7釐米、24.8釐米寬的長卷，留下了上千市民興興頭頭的生活……

諸行百戶，各司其職

曾有漢學家將宋朝譽為「現代的拂曉時辰」，而《清明上河圖》的故事，就從一個拂曉時分拉開了序幕——城郊，幾隻馱著煤炭的毛驢悠悠踱步，開啟了郊區往市中心輸送生活物資的又一個尋常早晨。城郊的荒寂漸漸被市區的熱鬧取代，在走過一支迎親花轎隊伍之後，一個人聲鼎沸的碼頭出現在眼前——船夫、縴夫、搬運工人正在有條不紊地幹著自己的營生，這條漕運發達的汴河，每年光是運米進京就可達數百萬石。

越往裡走，人氣越盛。張擇端之工筆，使每個人物的體態神情都纖毫畢現。《清明上河圖》到底畫了多少人？有說500的，有說800的，還有數出了1695的。不過就算是眼神最好的，也只不過數出一個零頭——有學者統計，北宋徽宗年間，都城東京人口數約80萬左右，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裡超過2萬人，這才有那句「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城市化到一定程度，不怕人才流失，更不怕人才泉湧進來無處施展拳腳，仿佛每一個進得京城的人，都能迅速找到落腳點，給自己安排一個恰如其分的社會角色。

所謂「土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誰是做什麼的，從他們的穿著打扮上就能略知一二——船夫一身短打方便水裡上下，搬運工的坎肩露出堅實黝黑的肱二頭肌，酒樓客棧的服務生頭戴黑巾，身穿長衫卻把下擺捲起來系在腰部，方便疾走送餐，廚師則把兩邊袖子高高掛起，免沾一袖油膩，牙人卻終日穿著長袖，好在講價的時候彼此暗暗捏手指頭做點心照不宣的小動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而宋代的行當竟有400多種，從《清明上河圖》即可管窺——除了碼頭上幹體力活的，還有店夥、廚子、物流、差役、巡捕、消防、醫生、道士、家政、奶媽、乞丐、編藤的、抬轎的、打水的、扎燈籠的、擺攤做小生意的、瓦舍勾欄裡說書的，酒有酒博士，茶有茶博士。畫中一座醒目的勞務市場，門口有轎有馬有驢子，正有僱主在講價錢，門內散坐著六七個勞務工，等待著一天中的聘用。僱傭與受僱之間，自然也少不了「牙人」來作中介服務。

有漢學家認為，宋代的城市化率可達20%-30%，相比之下，清代中葉只有7%。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使得許多「鄉村戶」慢慢變成了「坊郭戶」，也就是城市戶口，80%的人都不需要種地也有得吃，百工各司其職——這城市虹吸帶來的人口流動是受到官方鼓勵的——宋代城市外來人口可以在每三年一次登記戶籍的時候入新籍，拿到合法的戶口本。

整幅《清明上河圖》長卷裡，能看清官員身份的，大概只有虹橋上爭道的那一文一武，文官乘轎，武官騎馬——剩下的千百人，無論富貴貧賤，都是市民階層的一部分，也可坐轎，也可騎馬。商業發達的結果，整個社會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士農工商的分界在淡化，階級至少在這個清晨的街市上變得模糊起來。

性別的界限也悄悄鬆動了一些——畫中有廚娘，有女使、女伎，還有女儈（女性經紀人），女人也和男人一樣走進了勞務市場，而且不再以「奴婢」相稱，改呼「女使」，彼此之間不是主僕而是僱傭關係。到南宋時，都城臨安更有上千城市女伎，有做服務行業的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堂前人，拆洗人，針線人」，也有從事文藝演出活動的，各自擅長的從散樂、講史、說經、影戲、隊戲，到鼓板、雜劇、覆射、雜藝、射弩，不一而足。

回頭再看畫卷開首處，那幾隻運煤炭的毛驢遇到的迎親隊伍，轎子被草木花卉所裝飾，得名「花轎」，挑夫擔著的魚，寓意「富貴有餘」，而轎子裡的新娘說不定已非僅憑媒妁之言認識的新郎，而是親自下場相親得來——據《東京夢華錄》記載，若相中，「即以釵子插冠中，謂之『插釵子』」；若相不中，男方可以彩緞相贈，算是給女方「壓驚」。結婚以後如果性格不合，離婚也是可行的——《夷堅志》中就記載了不少宋代婦女改嫁的故事，甚至婚前財產也是得到法律保護的。

這邊三更才打烊，那邊五更又開張

商業發達的社會，不但百工勤勉，做生意的也多如牛毛。行商坐賈，一鋪接著一鋪，貫穿整條汴河沿岸——而且與唐代長安一百零八坊與東西二市分列的格局不同，《清明上河圖》裡的商業街和商鋪斜插層疊，與居民區水乳交融，它們不是冷冰冰的CBD，更有一股市井氣撲面而來。

全卷裡，有名有姓看得出店招廣告的就有幾十家，其中最豪華也最扎眼的，必定名歸「孫羊店」——彩樓歡門，高高挑出店招大旗；鴟吻、脊獸、博風板、懸魚、惹草一應俱全，氣派非凡；門口還有三盞燈籠，一書「孫羊」，一書「正店」，一書「香醪」。所謂正店，就是有官方授予釀酒權的酒樓。根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東京有正店七十二家，大約相當於擁有酒類特許釀造權了，有這樣的本錢，自然要將「香醪」作為招牌放在醒目位置。除了這三盞燈箱廣告，孫羊店門口另有三盞豔紅的梔子燈，暗示這裡還有特殊陪酒服務。

這孫羊店的原型，不知是否正是位居北宋時東京七十二家正店之首的「白礬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東京夢華錄》），正所謂「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想知道《清明上河圖》裡有多少家大酒樓，數一數「彩樓歡門」就知道——所謂的彩樓歡門，正是京城酒樓的標誌性裝飾：酒樓上用木桿扎出閣樓一樣的架子，點綴以花枝、繡球等裝飾品，這「彩樓」一搭，令原本兩三層高的酒樓看起來足有四五層，馬上鶴立雞群；待到酒樓內部門窗，則都以朱綠裝飾，成其「歡門」美名——《清明上河圖》裡光是彩樓就有六處，不一定都是「正店」，也有「腳店」，比如燈箱廣告同樣矚目的「十千腳店」，規模次一些，沒有釀酒權，相當於是個二級酒品分銷商。

有人統計過，《清明上河圖》裡接近一半的商鋪都是餐飲業，大如正店、腳店，小如「分茶」、「羹店」，吃食品種繁多，豐儉由人，關鍵服務態度也很好——南宋《夢粱錄》說「客至坐定，則一過賣執箸遍問坐客」，北宋《東京夢華錄》寫「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可見不但服務員一呼就來，主動周到，還不用查看信用值就敢隨便以價值三五百貫的銀器借給不那麼熟悉的客人，營商風氣是相當地好。外來做生意的初來乍到一時摸不著頭腦，還會有四鄰八舍主動幫忙，「護引行院」。追求經濟利益的商業社會，更懂得契約精神，懂得利人就是利己的道理，人情味反而更濃。

餐飲業多，其他商鋪也不少，像是「久住王員外家」，一個氣派的旅店；再像是「劉家上色沉檀揀香」（香鋪），「趙太丞家」「楊家應症」（醫院），「王家紙馬」（香燭紙紮店），這都是畫中有名可考的。再如金銀鋪，漆器鋪，布帛鋪，藥鋪，鐵器鋪，燈籠鋪，針鋪，花鋪，書鋪，果子行，掛著「神課 看命 決疑」的算命鋪……不少還是前店後宅，因為北宋時期允許市民臨街破牆開店，對小商販沒有太多限制，因此鱗次櫛比，生意興隆。更厲害的是還有外賣送餐的小哥，業態相當豐富。

《清明上河圖》中最矚目的一道木質拱橋「虹橋」，非但橋下汴河停著大船正在卸貨，橋上不那麼寬裕的地方也擠滿了小商小販：有賣吃食的，有賣刀剪的，橋上經濟也相當繁榮。還有小販就把商品鋪陳在獨輪車上，用這種「串車」來走街串巷做買賣，很有點現在「後備廂集市」的意思。

而東京知名的大相國寺，每個月還有五次開放「萬姓交易」，相當於一個臨時的大型集貿市場，萬商來朝，無奇不有。為方便交易，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是宋人發明的。而從《清明上河圖》城門口的駱駝來看，宋代與西域胡商的生意往來應該也已成常態。

做生意的人多了，各種叫賣也逐漸被發明出來，一時間「吟叫百端」。據說北宋有個賣環餅的小販，發明的叫賣聲是一聲長嘆「吃虧的便是我呀」，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現在小視頻自媒體裡流行的「最慘的十大網紅第一名就是我」？此人倒黴就倒黴在行到瑤華宮前仍作此嘆，被當成潛在犯罪分子抓去開封府打了100棍，放出來以後學乖了，把叫賣聲改成「待我放下歇一歇吧」，大家知道他被打的故事，生意倒是變好了。

白天有廟會，晚上還有「州橋夜市」，宋朝商品經濟發達的又一證明就是夜市發達——水飯、爊肉、幹脯、腰腎、雞碎、旋煎羊白腸、鮓脯、辣腳子、姜辣蘿蔔、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淹水木瓜、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杏片、梅子姜……一路逛吃逛吃，「謂之雜嚼，直至三更」。這邊州橋夜市三更打烊，那邊鼓樓街早市五更又開張，還不只是賣早飯的早市，而是服裝書畫珍玩樣樣有。

這樣的夜市，普通市民也能享受——便宜的小吃，「每個不過十五文」，根據《宋代物價研究》，底層勞動者一天的收入大約是一百文，逛吃一晚上的夜市大概也就相當於一天的收入，還是消費得起的。如此平民化的夜市，自然人聲鼎沸——不夜城裡最熱鬧的商業街，夏天連蚊子都沒有一隻，被通宵達旦焚燒的燭油燻的。

玩樂精神，封建社會的奢侈品

《清明上河圖》裡的宋人，能賺錢，也會花錢，說一聲「城會玩」絕對不為過。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開首就無限深情地追憶似水年華：「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

後人吳自牧模仿《東京夢華錄》寫了《夢粱錄》，記錄南宋都城臨安市民的閒情雅致，道是：「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

宋人的玩，依時節而動——七夕乞巧，立秋買來楸葉剪成花樣戴之，中秋沽新酒爭佔酒樓翫月，重陽賞菊登高，元宵看花燈，一年四季都閒不住。

平日裡呢，街道上又多得是瓦肆伎藝，有專門從事巡迴演出的「趕趁人」、瓦舍勾欄裡的「說書人」——宋史學者吳鉤說：「一個時代是否足夠開明、寬容，我覺得可以從一些細節上去評判，比如看看當時的文娛節目在諷刺什麼，是敢譏諷達官權貴，還是只敢嘲弄底層人群、弱勢。」而宋代有諺云：「臺官不如伶官」，「兩宋史有明確論載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來開涮過，其中，被譏諷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這五個大權相。」

再有街頭一站就能開始表演的「路岐人」，無論風雨寒暑，棚內屋外，有錢沒錢的都能看個熱鬧——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宋人在調教動物這件事上樂此不疲，東京街頭除了猴戲鬥雞鬥蛐蛐這些常規動作，還有新奇的「海哥表演」（海豹），賣糖人還會玩一種叫「魚龜頂傀儡面兒舞賣糖」的把戲，把魚鱉鮚鯽等水生物養在一個大水桶裡，等它們浮上水面，把小面具拋下去，讓水產們戴著小面具遊水，望之仿佛起舞，以此招徠生意。宋代老百姓對花鳥魚蟲等閒事也是格外上心，《秋蟲譜》《蟹譜》《酒譜》《墨譜》《香譜》《梅譜》《海棠譜》《荔枝譜》，各種前後朝不屑於深究的小情小趣，都被宋人拿來格物致知。

這邊是動物世界熱鬧著，那邊雜耍藝人又登臺，歌舞百戲，奇術異能，藥法傀儡，沙書地謎，真是「奇巧百端，日新耳目」，每天都有新節目。走鋼索頂盤子踢瓶弄碗的都不在話下，還有利用最新科學發明來變魔術的——《事林廣記》就記載了把磁石藏在魚肚子做成的「指南魚」魔術，是不是讓你想起了春節聯歡晚會？《清明上河圖》裡還有道士、方術家的身影，也許其中的某一個，就曾在東京街頭表演過「仙人栽豆」或者「泥丸」把戲——取泥如豆放進眾人嘴裡，看你能嘗出什麼味道，他就能變出什麼來。普通百姓也會玩起火藥的衍生品：煙火，「流星」飛天，照得夜空愈加通明。

娛樂成了各種生意，而生意裡面也少不了夾摻著娛樂的成分——東京流行一種叫作「關撲」的生意，看起來像是賭博：開局者掛出商品，來撲者只需費幾文銅錢便可一試運氣，如果拋出的銅錢是無字的背面朝上，叫作「純」，幾次拋出都是背面朝上，叫「混純」，就算是贏了。有人一下子就撲得車馬，也有人一萬錢都撲不到一隻黃柑，全憑概率。關撲曾因涉嫌賭博被官方叫停，但是因為喜歡的老百姓太多，故而網開一面，每到逢年過節時放開關撲三日，就連皇家園林金明池瓊林苑也開放給市民擺攤，那三天簡直像過年一樣熱鬧，有錢人車馬交馳而來，貧民也會穿著新潔的衣服來把酒相酬，什麼東西都可以被拿來撲一撲——珍玉、奇玩、疋帛、茶酒器物……到後來關撲還發展出各種「節日限定」：春撲走馬燈，夏撲黃草帳，與其說是賭博，倒不如說更像是抓娃娃機一樣的新生意經，融買賣於玩樂，成了市場經濟的一部分。

宋人的這種「玩樂精神」，一部分來自商業社會賦予的錢與閒，還有一部分，則是自上而下的示範——傳說為張擇端所繪的另一張《金明池爭標圖》，方寸之間展示了皇家園林金明池內各種「水傀儡」「水鞦韆」「樂船」等宋代水上百戲表演，據說畫的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時，宋太宗親臨金明池觀賞龍舟競賽與民同樂的場景。

金明池的建造，一開始是為了讓太宗觀水戰，其後軍演的功能慢慢弱化，向普通市民開放以後，從一開始的奪標競技，到後來的水鞦韆，娛樂功能越來越明顯。像齊王好紫衣國中無異色一樣，大宋皇家對蹴鞠、相撲等運動的喜好也被民間揣摩了去——宋代民間蹴鞠、相撲之流行，都到了結社的程度，不啻為全民運動。非但如此，還在運動中逐漸開發出娛樂的功能——傳說開寶八年殿試，王嗣宗和陳識齋同時交卷，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趙匡胤便讓兩人當場相撲比賽，終於讓王嗣宗撲勝奪冠。太祖對相撲的愛好，體現在民間，就是各種相撲形式的崛起：有表演性質的「戾家相撲」；有更加搞笑版的「喬相撲」：一個人四肢著地，背著稻草棉花做的人偶，假裝成兩個人在相撲；甚至還有女子相撲「女颭」，因為裸露脖子肩膀，被稱為「婦人裸戲」，直到被司馬光寫了一篇《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批評這種女子廝撲於禮法不容。

警惕心重的人也許已經看出玩物喪志的隱患——兩宋多個皇帝都活得詩情畫意，徽宗更是出了名的「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清明上河圖》裡也不是沒有隱憂——火災隱患、軍人營商、酒精濫用……都被畫家隱藏在阡陌之間。畫完呈上沒幾年，北宋就告滅亡，東京繁華唯有夢中再見。如孟元老之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得感謝張擇端事無巨細的描繪，讓後人開卷即可一睹當時之盛。宋人可惜就可惜沒有生在和平年代，要不然，腦子聰明又會玩，一個個還不都是知情識趣的生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