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五年前，吳斌發表了兩篇關於《清明上河圖》的文章，後來又做過兩次公開講演，指出圖中河流不是汴河，而是五丈河，由此推翻了以往關於《清明上河圖》的所有討論。今日將舊文，增補了一些新內容，重新整編，使表述更加清晰，再次推送，請大家指教。
參考閱讀：
第103期 | 古地圖中的《清明上河圖》線索
第118期 | 《水滸》和《清明上河圖》
作 者：吳 斌
《清明上河圖》是著名宋畫，發現真本的近70年來，論文汗牛充棟。
《清明上河圖》卷後有幾位金代文人題詩，說圖中所繪的河流是汴河。目前所有論文，全是基於金人的觀點，把汴河作為研究的起點，認為《清明上河圖》畫的是汴京東南部的汴河出城水門一帶。
▲卷後金人題跋之一，雲「惟有悠悠汴水東」
但是，學者們根據圖景反覆核對文獻，無一處可對應，眾人莫衷一是，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聚訟。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汴河」思路下的相關史料，盡矣。這時，真正應該檢驗的，是以往論文的共同起點，即「汴河說」，是否真的成立？
金人題詩時，距北宋滅亡已60多年，他們並非徽宗時代汴京城的親眼見證者。如果 「汴河說」有誤，那麼，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陷阱，誤導了天下後世，沿汴河一線，尋求圖景和文獻的匹配，只能是緣木求魚，永遠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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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河是「懸河」，
完全不同於圖中的漕河
事實上，沈括《夢溪筆談》的記載可以排除《清明上河圖》所繪是汴河的可能，「自汴流堙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由於泥沙淤積，汴河在北宋是條懸河，堤岸高聳。而《清明上河圖》中的漕河，不見高堤痕跡，顯然不是懸河。
另外，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北宋《景德四圖》中，有一段「輿駕觀汴漲」，畫的是真宗視察汴堤的情景。堤景與《清明上河圖》所繪完全不同。
▲北宋《景德四圖》之「輿駕觀汴漲」
臺北故宮博物院 藏
2
「虹橋」也與史料不符
《清明上河圖》中的大拱橋，之所以被認定為「虹橋」，也是基於「汴河說」來推定的。只因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從（汴河）東水門外七裡，曰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 飾以丹雘，宛如長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
真正的虹橋，距離城門有七裡遠，明顯和《清明上河圖》描繪的不一致；並且，伴隨虹橋的，還有「上、下土橋」，先前我們不知道土橋是什麼。但如果明確了汴河是懸河，一切就很容易解釋：行人慾渡河，必先上由平地上高堤，土橋是行人上下河堤的橋梁。所以，「虹橋」是由三段橋梁組合而成，這和《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大拱橋又不一致。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的虹橋樣式
既然是根據「汴河」來認定「虹橋」，反過來講，如果推翻了「虹橋」，「汴河說」自然也不成立了。
3
從汴京東城牆流出的漕河，
除了汴河，惟有廣濟河（五丈河）
北宋時，汴京並不止汴河一條漕河，還有蔡河、金水河和廣濟河，史稱「漕運四渠」。《清明上河圖》所繪漕河，從城東流出，符合這個條件的，只有城南的汴河和城北的廣濟河。既已排除汴河，那麼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廣濟河，這是二選一的必然結果。
廣濟河，因寬五丈，又得名五丈河，可「歲漕百餘萬石」，是汴京第二大漕河，擔負著從山東一帶運糧的重任。《清明上河圖》的圖景與五丈河倒是可以對得上。
元刻《事林廣記》中繪製有北宋汴京地圖，我們可以看出五丈河的位置：位於城北，自東城牆流出。
▲ 元刻《事林廣記》中的汴京地圖
標紅者為五丈河。標藍者為汴河。
關於「上河」兩字的含義，歷來爭論不休，如果確立了「五丈河」，我們就可以用一種簡單的新說法來解釋：古人以北為上，站在汴京城裡，「上河」即為北邊之河。
4
五丈河從「善利水門」流出
旁邊有座「善利陸門」
《宋史》云：「廣濟河，上曰鹹豐，下曰善利，舊名鹹通，上南門曰永順」。其意是說，廣濟河（五丈河）的入城水門叫鹹豐門，出城水門叫善利門，善利門舊稱鹹通門，鹹豐門南面有永順門。1980年代，鹹豐門被考古發掘，位於西城牆的北部。
宋代的城市，往往會在水行門旁再開一座陸行門，上段提到的永順門，即是和鹹豐水門配套的陸行門。陸行門不比正城門，規模較小，在南宋《平江圖碑》中，就刻有這樣的水門和陸門，兩門之外，在護龍河和入城河上，還架設橋梁便於通行。這種組合和《清明上河圖》如出一轍。
▲ 南宋《平江圖碑》局部及反白圖
蘇州博物館 藏
關於汴京東北的善利門，宋代汪藻《靖康要錄》記載：「（靖康二年二月三十日），是日風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搬）出京北善利門。」可見，和善利水門配套的，確實有一座陸行門，我們不妨稱之為「善利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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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城門是「善利陸門」
大拱橋叫「小橫橋」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又云：「東北曰五丈河，來自濟鄆般挽京東路糧斛入京城，自新曹門北入京，河上有橋五：東去曰小橫橋，次曰廣備橋，次曰蔡市橋，次曰青暉橋、染院橋」。在《清明上河圖》中，五丈河自城牆外的北部南來，轉向流東。張擇端其實並未畫善利水門。
▲五丈河自城牆外的北部南來，轉向流東
結合以上《東京夢華錄》的記載，《清明上河圖》的城門要麼是新曹門，要麼是「善利陸門」。幸運的是，新曹門遺址已經被考古發掘，是一座朝南偏開的甕城。圖中城門既非甕城，就只能是「善利陸門」，這又是二選一的必然結果。
▲《清明上河圖》的城門是「善利陸門」
至於圖上著名的大拱橋，按照《東京夢華錄》所列五丈河上橋梁的順序，真正的名字應該叫「小橫橋」，即「東去曰小橫橋」。
▲《清明上河圖》的大拱橋叫「小橫橋」
▲《清明上河圖》整體區域示意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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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兵器作坊的破解
《清明上河圖》所繪，似無官方機構，都是民間的一般店鋪，這就造成，圖像和文獻互證的道路，難以走通。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門以西不遠，有一處特殊的場景。屋內，赤膊的人正在試弓，門前擺滿了木桶。北宋朝廷對兵器製造有嚴格的監管，這在《天聖令》等法令中有明確的體現，所以，城區內的這處作坊，應有官方背景。
▲《清明上河圖》中的兵器作坊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五丈）河上有橋五：東去曰小橫橋，次曰廣備橋，……」這表明，在小橫橋（即大拱橋）之西，有一座廣備橋，它在元刻《事林廣記》的汴京地圖中，也有明確標註。廣備橋，顧名思義，是因為附近有「廣備攻城作」。
北宋王得臣《塵史》道：「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窯、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是也。」 廣備攻城作，隸屬於軍器監，是高度分工的兵器作坊群。
雖然並無史料記載廣備攻城作的具體方位，但是，我們可以從五丈河上「廣備橋」的線索探知到端倪：它位於汴京城東北，臨近五丈河的出城水門（善利門）。
如果把弓弩、木桶與廣備攻城作的職能聯繫起來，可以想見，這是製作「火箭」的作坊，北宋的火箭技術非常成熟。如果這處火箭作坊，是廣備攻城作的一部分，那麼，它也反證了《清明上河圖》所繪河流，正是城北的五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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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地圖下的《清明上河圖》位置
目前，北宋汴京東城牆的走向已經探明。據考古資料和谷歌地圖，自新曹門遺址至城牆東北拐角大約有2600米，姑取中值，善利門遺址應大致位於新曹門遺址以北1300米的城牆處，大約在鐵牛村和興隆屯村之間、東京大道以東的區域（圖七）。小橫橋則在善利門遺址以東不遠處。
▲谷歌地圖下的《清明上河圖》實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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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丈河所運是來自「京東路」的軍糧
北宋定都汴京，主要看中了它是漕運樞紐。當時，運力最強的是通往江南的汴河，據北宋張方平《論汴河利害事》所云，它運來的是「一色粳米，相兼小麥」，都是一等的糧食，年運量能達六七百萬石，被稱為「建國之本」。
《清明上河圖》不表現汴河，轉而描繪五丈河，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五丈河，自汴京城東北的善利門流出，往東沿蘭考、定陶、鄆城、巨野、濟州一線入梁山泊，再通北清河，經廣饒注入渤海。從這條水路運往汴京的，是產自「京東路」的糧食。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的話說，就是「來自濟鄆，般挽京東路糧斛入京城」。
「京東路」大致包括今天的山東大部、豫東、皖北和江蘇東北部，是北宋重要的經濟區。通暢時，五丈河每年能有百餘萬石的運量，但它運輸的糧食種類和汴河不同，張方平說，「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
北宋開國，吸取了唐和五代時「藩鎮割據」的教訓，同時又考慮到汴京地處中原，是缺乏天險的四戰之地，於是「蓄兵京師，以成強幹之勢」，「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宋史》稱這種局面為「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汴京的駐軍，幾乎是天下軍隊的一半。
北宋王朝的最大外患是遼金鐵騎，只有足夠多的戰馬才能與之抗衡，即《宋史》所說的「兵之所恃在馬」。從《清明上河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圖中的大牲畜多是牛和驢，少見馬的蹤影。這是因為，北宋末期戰馬緊缺，民間馬匹多被徵用。
宋真宗時期，尚有戰馬二十餘萬匹，到了仁宗時代，馬政開始衰敗。中原不比遼金，馬匹馴養不易，伴隨著軍事關係的緊張，從北方的「茶馬互市」買馬也變得困難，這導致「諸軍缺馬，人多相與諮怨」。所以，戰馬是當時最寶貴的軍事資源。五丈河承擔的，正是把「口食馬料」從「京東路」送往汴京駐軍的重任，這是一條軍糧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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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橫行京東
鄆城和梁山泊是五丈河要津
京東路的戰略意義重大。五代時，石敬瑭向契丹割讓了燕雲十六州，長城防線盡失。北宋的北防前線，南移到河北路，京東路則是河北路的後方基地。如果河北路淪陷，京東路北界的黃河，就成為最後一道防線。宋真宗曾言「河冰已合，戎馬可渡」，意思是說，如果黃河結了冰，鐵騎可以直接踏過來。
但是，京東地區自古戰亂頻仍，民風異常彪悍，動輒聚眾造反，尤其是山東，從未安寧。據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宋期間，京東路共發生過43次農民起義。
包拯在給宋仁宗的《再請差京東安撫》中寫道：「京東素是出強賊處，不可不即時誅滅」；「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捉淨盡」，並建議皇帝「重行朝典」；《宋史·李清臣傳》也說：「齊魯之盜，為天下劇」；蘇軾在《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對農民起義的後果描述得更加明白：「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系社稷安危」。
徽宗時代，京東出現的最棘手「強賊」，就是宋江。《宋史·侯蒙傳》載：「宋江寇京東」；「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宋史·徽宗本紀》載：（宋江）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而宋江的家鄉鄆城，還有他們盤踞的梁山泊，正是五丈河的通航要津，距汴京不到500裡。
所以，宋江肆虐則京東不寧，京東不寧，不僅會給北防帶來大麻煩，還會卡斷五丈河的軍糧漕運，進而危及汴京的駐軍穩定，形成一系列的惡性連鎖反應。而五丈河，正是京東路局勢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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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招安宋江
張擇端歌功頌德
南宋李埴《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記載：「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平定了宋江，五丈河的漕運才會通暢。
宋徽宗好大喜功，愛粉飾，樂祥瑞，遼寧博物館的《瑞鶴圖》，即是實物見證。他在位時，用河流來標榜太平的例子，並不鮮見。如在《宋史》中，記載了大觀元年、二年和三年的三次「黃河清」；蔡絛在《鐵圍山叢談》卷一中，還說政和年間的新曲《黃河清》「音調極韶美」。自古以來，營造所謂的「海晏河清」， 也是統治階級常用的政治套路。
至此，《清明上河圖》的真相呼之欲出：張擇端用繁忙的五丈河圖景來表現政局的清明，為宋徽宗「平定京東」歌功頌德。他是宮廷畫家，惟有迎合皇帝的趣味和主張，才符合其身份定位。至於創作時間，應是招安宋江翌年的漕運時節，即宣和二年秋收後。
《清明上河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巨作。它所描繪的，僅是汴京城的東北一隅，雖非重要區域，卻已使人想見，那些不曾入畫的知名建築和主幹街道，會是怎樣的規模和繁華！這可視為中國古代繪畫中，「以小見大」藝術手法的一次具體運用。
（ 完 ）